中国私人侦探自述

　　　　　　　　　　　　　　　　第二章我姓潘。姓潘的名人有潘仁美，大奸臣；也有中国第一美男潘安。估计我是姓潘的人里头，第一个当私人侦探的，挺自豪。我还是中国最早一批领了经营执照的私人侦探。你为什么对我的经历感兴趣？想想也正常，私人侦探的身份，外人看来本身就是谜，值得一探。跟你说吧，我的经历还真有点传奇，我经历过苦难，是别人没经历过的，我在日本上大学的时候，就当过业余侦探，而且创造了一种调查方式，日本私人侦探还一直用这招呢。我骄傲。简单说，我爷爷那辈子，真正是有钱人。我年轻的时候，就两个理想，当政治家，有大钱。现在，钱有了点，有点小钱。但当政治家是不行了。不过在中国私人调查这行当里有点名气，也很牛，一提老潘，有点名声。我的老家在山东文登。老爷爷那辈子，还穷得给地主家当长工。那家地主，其实已经不止是地主了，他们家有地，还有企业，在当地是绝对数一数二的富豪。前些年我爷爷去世之前，领着我们哥们儿几个，在文登城里转，指着街里的店面说，从这里到那里，是咱们家的。您问我手里有没有变天账，那是“文革”的词，其实说明白了，就是地契什么的财产证明，你说用得着那东西么，谁家的东西谁不知道？我看了看，街上当年大约有百分之七十，都是我爷爷那辈子的东西呀。那地主家的东西怎么成我们家的了？你听我说呀，我太爷爷那辈子是穷人，给地主家放羊，虽然穷，可我太爷爷是有想法的人，现在说就是有思想。他一直供着我爷爷读书，我爷爷是全县学习最好的，但是在县里学校毕业以后，就没学可上了，要到济南去上师范，但是我太爷爷没钱了，供不起呀。我爷爷也长大成人了，相貌堂堂的，十七八的小伙子，让人喜欢。再说我太姥爷他们家，也就是我太爷爷的东家，家里有钱，也是儿女满堂，但是有个问题，他的那几个儿子，基本上都是纨绔子弟，没有一个成器的，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正经事一点干不来。老爷子把这么大的家产交给他们，不放心，觉得都得让他们抽了大烟。我太姥爷还真挺开明的，想找个上门女婿，把家业传下来，这样挑来挑去，看上我爷爷了。可是大财主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能直接嫁给长工的儿子。好说不好听，这怎么办呢？这时候，管家就出主意：他儿子不是没钱读书么，咱们借钱给他，他儿子不就成大学生了么？然后咱们再让县长把他认成干儿子，等他上学回来，咱们就是把女儿给了县太爷家，这多有面子。我太姥爷打好算盘，让管家出面跟我爷爷说了这件事。为了说服我爷爷，管家还说，钱还不起也没关系，就不用还了，只写一个借钱的字据就行，算有个手续。别说，财主看人还真准，我爷爷投考，当年是文登第一名，整个山东前十名，到济南上学。县长也觉得特别光彩，而且认下我爷爷这个干儿子。不用说，都是我那个财主太姥爷背后操纵的。我爷爷上学走的时候，县长亲自送行，这一下子就轰动了十里八乡，都知道了这件事。这之后我爷爷毕业，顺理成章地财东家的千金嫁给县长干儿子，太门当户对了。老财主也遂了心愿。我爷爷读书好，人也精明能干，在他手里，家业迅速扩大。到了我父亲这辈子，他19岁的时候，从文登中学毕业，按照现在的说法，所有成绩都是全优，这在当地前所未有。后来考上了大学。可是大学没毕业，在学校里就成了右派。他是大财主的儿子，他不当右派谁当呀。我读书也特别好，现在我儿子也读书特好，尤其是英语成绩，在中央电视台主持好长一段时间少儿英语节目，看来有点家传，我们家人天生是读书的料。这里有个历史转折，在文登解放前夕，有钱人都慌了，六神无主，就容易迷信，把当地有名的算命先生找来，开始扶乩（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算命先生借助机关，在架子上吊一根细棍儿，两个人扶着架子，棍子就在沙盘上写出字句来，作为神的指示，其实是在人的巧妙操纵下进行的）。给我们家写的是三句话：前两句是在家好，在外也好。你知道最后一句是什么？就这句是关键，要命：在劫难逃。这就没法说了，命中注定了。老财主还是顾家，既然在劫难逃，那就是命呀，他们就没走，结果一解放了才明白，扶乩的算命先生，原来是地下党。要不你说什么是命，这就是命吧。落到地下党手里，他能让你跑台湾去？我父亲当了右派，先给弄到黑龙江去劳动，后来又给发配到新疆，我的口音就这么学杂了。我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后来我们又回到了文登。几十年折腾下来，家里穷啊，真穷，家徒四壁，除了墙，什么也没有。生活实在是艰难，从我记事到去日本之前，就没吃过一次饱饭。当时我们家有多穷呢？我有一条裤子，上面有23块补丁。我的鞋破了，没钱买新的，把一双旧底，跟另一双鞋帮缝在一起。我在家里是老二，下边还有弟弟妹妹。因为穷，在学校里遭人欺负，高年级的孩子打我，就一个理由，穿得太破，嫌我给学生丢脸。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带着我们过日子，非常艰难，但他非常坚强，他告诉我们兄弟姐妹，我们人穷志不穷，而且只有读书一条路，只要好好读书，一定能够改变命运。你知道过去的自行车有加重的，高年级的学生一边打我，一边骂我：你的鞋是加重的。你说他们有多损。但是我能承受因为学习给我带来的苦难。当时准备高考，住学校，没有枕头，就垫两块砖头。夜里没有灯，看不了书，怎么办呢？知道过去那种细香吧，线似的，一个香头的亮不够，就点三根香，绑在一起，凑着那样的光看书。但想起这些事来，我一点不辛酸，挺自豪，因为我从那么艰难的生活中奋斗出来了。我当时心中抱定一个目标，考上大学，逃离这个穷地方。奇怪的是，我的眼睛到现在不近视也不花。我应该是1980年考大学。就在高考前，1979年，得到了一个消息，日本国要在山东选五个学生进行代培，到日本上大学，供应全部生活费用，但是得考试，用日语。全山东要五个，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后来才知道：五个名额中三个早就内定了，都是背景特别硬的学生，实际上只招收两个以示公平。我当时就报了名，说是八个月后进行考试。我相信这是我除高考之外的另一条出路，我必须抓住所有的机会。但这太难了，在这之前别说学日语，当时整个文登恐怕都找不出几个会说日语的人，怎么办呢？我想了个主意，我给大连外国语学校写信，邮购了整套的教材，有两册书和磁带，还有一本日语字典。我父亲非常支持，算是倾尽家里的积蓄，买了个砖头大小的录音机，我就对着录音机自己学，书都翻烂了。我一天最多就睡四个小时的觉，心里就一个想法，一定要考上。我当时写了遗言，意思是说，如果这次考不上，去不了日本，以后要再考不上大学，我就自杀。我把遗言塞在了我家箱子底下，后来我爸发现了，拿出来激励我的弟弟妹妹，说你们看看你哥哥，多有志气。你说这叫有志气？反正当时我真想拼了。学了一段时间，我就想，光这么傻学不成呀，大家都这样，顶多是我比别人说得顺溜点，可还有比我说得好的，比如济南的学生。人家有钱，还请了专业教师做家教，我就几盘磁带，而且说得对不对还不知道，山东人舌头根子硬，说出的日语挺难听的。这叫傻学。我想这样傻拼肯定不行，怎么办呢？我得干点出人意料的事情。当时是考文化课、口试和面试，三关。我猜想面试的时候会有机会，考试不发憷，按照现在的说法我绝对是个考试型人才，我给大连外国语学校打电话，问老师日本有什么世界名著，老师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他们有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写了一部小说《雪国》，都是日本原文的，没有中文译本，国内也没原文出版。我一听，立即恳求这位老师帮我找一本，这位老师真好，把一本原版的《雪国》给我寄来了。我直到现在心里也特别感激这位老师。拿到书之后，我立即开始背诵。我想好了，不用都背下来，只背前20页，想的就是如何讨好面试的日本老师，给他们留下好印象。文化课和口语考试我都过了，参加面试，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天生不怯场，也许跟我从小随着父母东南西北地闯荡有关系。面试的时候，他们问你们家分了多少地呀什么的。我一听这是个新鲜事，中国那时候刚分田到户，一家几亩地。可是我没学亩这个词，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想到的，立即就心算，把亩换算成平方米，平方米的日语我学过，而且数学成绩好，当时就换算过来了。紧接着日本老师又问：你还会什么呀？这就是自由发挥，我说我会背《雪国》。老师一听当时就愣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呆了，包括当时在场的山东大学的老师，没人说话。他们肯定知道这部获奖作品，也看到过，当年川端康成获奖的作品是《古都》《雪国》和《千只鹤》，他在获奖仪式上发表的演讲《美丽的日本》，非常动情。川端是日本的骄傲，但日本人肯定不会去背《雪国》，恐怕就是整个日本本国的人，也没有几个能背下来。听我一说，考官们当然吃惊，我开始背，到现在我还能背下来。大约背了两页多吧，他们不让我背了。我转身出去的时候，一个日本老师站起身来，拍拍我的手，说，你真了不起，你回去等好消息吧。公平地说，我认为不管中日两国间有什么样的历史过节，但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都喜欢用功机智的人。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我回到文登后过了两天，听说已经通知了一些人到济南参加第二次面试，但根本没有人通知我。我心里说，完蛋了。但马上收心，准备参加高考，对去日本这件事彻底死了心，天下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轮到我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穷小子身上。只是觉得愧对父亲，花了家里这么多钱，却没有收获。可是转过年来，我突然间收到了录取通知，让我们到济南。到了济南，发衣服，发鞋，办理出国手续。国家让我们出去，总不能太难看呀。那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穿没补丁的衣服，穿皮鞋，真是西服革履的，很不适应。我是1980年4 月入学的，叫春学，类似国内的春季高考招生。学什么专业呢？我当时的理想就是要当政治家，当官，当官要懂政治，就报了早稻田的国际政治专业，这个专业可是享誉世界的。可是直到上了一段时间学，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早稻田大学还有一个特好的专业———法律。我转系转到法律。等于两个专业我都学了。其实在日本上学的时候，我就对私人侦探有兴趣了，而且亲自干了一把。在日本私人侦探是合法的，有非常完备的法律对其行为进行规范。这种调查其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日本在这方面非常发达，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对这行特别有兴趣，太神秘了。当时有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从上海来的，突然间就跟家里失去联系，家里非常着急，但又不能亲自到日本来，托她的同学到处打探，但是他们的日语都不太好，就找到我，我也没主意，便去问日本同学，日本同学想也没想就说找私人侦探去。我听了以后特别惊讶。私人侦探管这事儿？后来我带着这些同学找到了调查所，把情况介绍一下，侦探没费什么事，就把她找到了。说起来真给中国人丢脸，她被一个日本的有妇之夫包养起来，那个男人特别霸道，不许她出门，不许打电话，她跟熟人失去了所有联系。我们把私人侦探得到的这条线索报告给警方。我是学法律的，知道这是非法拘禁，马上把人找到了，从这个男人的住处把她带走了。我想事情就这么容易？不会吧？他们又是怎么找到他的呢？这事也太神了，不行，我要弄个究竟。我又找到侦探所，跟人家说，我不要钱，义务帮助你们干。他们也挺高兴的，中国人到日本的越来越多，侦探所急需日语和汉语都特别好的。我还会说几句英语，是跟学校里从英语国家来的同学学的，发音还挺正呢，我教他们汉语，互相帮助。日本人韩国人说不好英语，发音很生硬。后来侦探所有什么事情，就主动找我。日本人非常讲信用，我告诉他们是义务的，他们就不给工资，但是会给你车马费和其他费用。我毕业后报考研究生，我们一同去日本的几个同学里，就我考上了。也是挺自豪的一件事。在日本研究生毕业后，我没有急着找工作，而是到一家国际援助机构做义工，也算是镀金吧。这家机构的名字简称是KSA ，有着非常好的社会声誉，日本许多上流社会的人士、政治家，都是这家机构的义工。机构对义工品德的要求非常严格，除了一般的要求外，特别注重人品的考察，没有任何污点，这么说吧，就连闯红灯这样轻微的行为也不能有。显然在这里当义工，不仅是付出，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我在这里连续做了两年。这两年义工的经历，对我人生的铸造，灵魂的纯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后来在侦探所帮忙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做得特别漂亮。有一个美国好莱坞的三流男演员，背着媳妇跑到日本来会他的日本情妇，他的妻子早就听说了这件事，苦于抓不到把柄，便委托了调查公司，从美国一直追踪而来。美国的调查公司告诉她，这个男人直接飞到了大阪，住进了一家四星级以上的饭店，但其他的情况就无能为力，因为出国了。这个女人也跟着飞到了大阪，但是她一句日语不会，而且人生地不熟，日本四星级以上的饭店太多了，她根本就找不到，便委托调查公司。调查公司查了半天没查到，于是找到我，我丝毫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我琢磨了一下，找来电话本，开始给四星级以上的饭店打电话，打了几个全都碰了一鼻子灰。我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叫史密斯的这个人，人家一口就回绝了，根本就不告诉。这么下去不成，得想辙。我又想能不能说有包裹寄给史密斯先生，问一下他的房间号。我自己就否定了，寄包裹怎么能不知道具体住址呢？明显不对。我想说是来旅游的，朋友间约好到大阪相见，但互相之间走失了，地址什么的全忘记，只能求助。而且一定要想办法。我拨通电话之后，第一句用日语说，但非常生硬，显得很生涩，显然就是会说一句半句，然后呢，我就改说英语了，这个英语吧，还是用不很纯正的话，而且非常焦急。我说我是从芬兰那边过来的，我大学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我学他们的口音非常像，而且日本人也听不出来，就跟咱们一样，你分得清亚洲人和欧洲人，但你分得清英国人德国人么？分不清，都是一个道理，甚至有时候说不清楚，我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说，对方拼写下来，然后帮助查找。就这样问下去，其实这就是一种调查的方式，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吧，终于找到了这个史密斯。剩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由侦探所派员盯着他，很容易就搞到了三流演员和日本情妇的出轨情。要说外国人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真是不一样。中国人一定是要把一对狗男女堵在被窝里抓个现行，人家美国这个女的，不打不哭更不闹，拿到证据，一看调查公司拍到的录像，立即付钱，OK，抬腿上飞机回国了。这回侦探所一下子拿到了几百万日元的报酬，他们给了我十万日元。我这办法后来被日本同行广泛应用，在咱们国内的这种业务，大概只有我能做，同行看了，也明白其中是怎么回事，那也白搭，他们不会外语。我日语考到一级，再高没了；英语会话没问题，荷兰电视台采访我几次，都是用英语说的；法语也能来几句。再有就是外国腔，他们说什么也弄不了，绝对不是电影电视里那样。拿到十万日元的报酬，我特别兴奋，觉得当私人侦探非常挑战，我喜欢。在日本期间，侦探社没少找我，我是越做越有兴趣。我在早稻田研究生毕业后，到一家企业当法律顾问，当时如果回国，山东省已经给我们这几个留日学生留好了位置，我的位置在宣传部门，其实就可能走上仕途。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认识了我自己，也认识了社会，我觉得我当政治家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顶多当个小官僚，如果真回来，现在当个处长应该没问题。哈… … 我在日本干了几年，不想呆了，生活应该没问题，但是不想呆了，就是一种感觉。我学的法律，回国后想考律师，想了想，算了，我学的日本法律，跟中国法律不是一个体系。考，我肯定能考上，学一学也就是了，我想的是考成之后又能怎么样？我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当时国内已经有一些非常有名气的律师了，大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也不少，体系比较完备，人才济济，市场已经被他们占领。我肯定也能干出来，但是要激烈地竞争，我倒是不怕竞争，但开始时案源肯定不会太多。说句实话，在日本我虽然没入侦探所，但一直就没放下这件事，回国后私人调查这块几乎是空白，一干就成，而且我又有经验，就这么干起来了。这个行业准入的门槛很低，对从业人员没有特别的要求，我是最先进入的一批人，就占领了先机。而且我看准了，随着开放深入，经济发展，这行里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一定会越来越多，可是没有几个会外语的，我的优势就特别明显了。但是你得合法呀，就挂靠在一家公司下面。到了1998年，工商局说可以注册私人调查公司了，我和我们的合伙人立即注册了现在的恒久惟和调查所。就注册了这么一年，后来又不注册了。咱们国家就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社会越来越多层次发展，就得需要调查公司，这是没办法的事，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公安局警察去办吧。就说走失人员这件事，绝大部分不是刑事案件，但相关利益人就是找不到他，你怎么办？家人急得吃不好睡不好，我们收一点费用，帮他这个忙，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么，对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好处。我有个本事，用不着见面，打个电话聊聊，就能把对方的情况说个大概，而且还比较准。我跟所里的人打过一次赌：我的一个女当事人，见面前通过电话，我说，这个女的长什么样，什么职业，最后我说，这个女的肯定留着披肩发。一见面，果然。他们说，老潘，你都神了。其实一点不神，这就是琢磨。道理特别简单，人要急了，说话就快，声调高，年轻人底气足，说话响亮，初中生嗓音处在变声期，说话听起来就有点别扭，老年人嗓音沙哑，中年人则比较沉稳。从说话的用词表达方式，能分出他的社会阶层，白领说话语调平和，再急的事，也基本上能按逻辑说清楚；而蓝领说话不太讲究，甚至夹杂着粗口，处事方式简单。年轻人说话富有朝气，个子矮瘦的说话声音普遍脆，因为发声部位在喉咙部位，胖人说话的胸腔共鸣就重，嗓音偏低，人的个子高低，也可以在声音上反映出来，这些全靠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用心体验，总结规律。举个例子说，都是女方要求查找男人的第三者，女白领在付费上跟你讨价还价，常说，我觉得费用有点高，能不能再商量。而蓝领或者家庭妇女就会说，怎么要这么多钱呀，甚至还有的会说：就查个破鞋要这么多？抢钱呀。说话的方式非常直接，反映了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出身学识现状。接触的人多了，慢慢就琢磨出来，人是什么样的。故意掩盖可能迷惑人一阵一时，但不可能长久。前些天来了一个女客户，穿一件早就过时的砖红色外套，戴着项链，故意把外套弄得领口很低，露出项链，一看就特贫气，脸色发黑。她进来后左看右看，大嘴张着，嗓门极高，屋子里直回音，装不下。我一看就知道她不省心。果然，老公有了第三者，我跟她说费用，她说她下岗了，哭，呜呜的，哭着哭着就站起身来大喊上了。她在外边还是这样，您想想，在家里会是什么样？肯定是撒泼耍赖的主儿，这样的女人娶回家里，也够男人受的，而且哪个单位现在敢用这样的呀，特别是商业部门，她一天得跟顾客打几仗？她不下岗谁下岗？她男人有第三者，多一半是她的责任，没离婚就算不错了。但是人家来了，就得办业务。她哭穷，我估计她也真没钱，确实把家里的家底都穿来了。我就说，我不收你的钱，但是我的调查员出去，我得付工钱，这个工钱你得出吧？我跟她说好了，两个调查员两天共六百元，这里包括调查员使用设备、吃喝交通的所有费用，说句实话，也基本上就够个本，总不能不挣钱，再往里搭车马费吧，当时她也答应。他的男人在一个商场里工作，我得派人把前门后门都守住，谁也不会知道他从哪个门出来。其实这件事不管怎么说，夫妻产生矛盾，可以有很多方式解决，不能找第三者，最失败的还可以离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她总是个受害者，要不是因为这一点，我怎么会一分钱不收。我跟你说，气人的事情还在后头呢。这个娘们儿干出来的事，别提多可气了。那几天刮大风，两位调查员风里来风里去，干了三天，终于盯住这男人，找到了他和第三者的落脚点，弄清楚第三者的身份，而且拿到了他们在一起的证据。这已经够快的了，我的调查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挺奇怪的现象，这个男人警惕性真高，怕有人盯梢，去第三者那里，拐弯抹角。调查员也不能太靠近，怕惊动了，真是费劲。最后拿到了结果，给这个女人打电话，让她交费用，可是我们把证据给了她，她就给了两天的费用，硬说是我们故意拖延时间，讹她一天的车马费，在所里大喊大叫，真是岂有此理，我连几千块钱的费用都不收，讹你那几百块钱？穷疯了也不至于。我说不收了，你走吧。她还不走，倒打一耙，说是得把事情说个一清二白，她眼里不揉沙子，谁要想欺负她，是错翻了眼皮。一个女的，我也不能把她往外拽，一碰她，她还不顺势往地下一躺，不说我流氓，也得讹我一笔医药费。我打110 把派出所民警请来了，才算送了瘟神。这还不算最可气的，她把请我们调查的事，打电话告诉她男人了，说你小心点吧，我这几天找了私人侦探调查你，要你的好瞧。这不是缺心眼儿吗？调查员这才明白，查这个男人为什么这样难，原来是她给找的麻烦。前些天，我受了一个客户的委托，查找一个骗子的下落。这个客户在秀水街做买卖，被一个叫阿斯帕尔的家伙骗走了几十万块钱的货，向警方报了案。警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也许是还有比这更大的案子，也许警力有限吧，我的客户非常着急。这个家伙骗了几十万，但没逃走，根据客户提供的情况看，我判断这个家伙还在北京，查找到他也许不难，但要命的是这个家伙非常凶狠，一把大砍刀总在身边带着。我的客户亲眼看到过这把刀，寒光闪闪。当时这个家伙说是防身用的，我的这个客户也就没多想，现在想起来直胆颤，肯定是谁敢找他要账，他就砍谁。我心想，这可得加小心。我倒是不怕，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伤着。经过几天的调查，我锁定阿斯帕尔的一个住所。这是一栋二十多层的塔楼，他在1702住。为了确认，我打了一个电话上去。打电话就得特别讲究。我不是吹，我觉得我具备很好的表演能力，特别会随机应变，好像是不用想，随时主意就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年批判林彪的时候，出了本小册子，里边收了林彪一句话：我的脑瓜比别人的好，特别灵，爹妈给的。他说的有道理，天赋，没办法。电话打通了，对方刚一接，不容他说，我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女人说河南话：老巩（公），你下来一趟，咱们订的家具来了。我说得特别肯定，对方一听，马上说：谁是你老公？别瞎说。我马上再接上去：你是谁呀？把电话给我老巩（公），下来看家具。对方又说，谁是你老公呀，这没你老公，你打错了。我马上回答：没打错，我打的是我家的电话。他那边骂了一句，把电话挂上了。前后有半分钟的时间吧，我必须让对方多说话，这样就能根据声音确定对方的身份，而且让他先挂电话，这样就不会引起他的疑心，我一用方言，再装成女人，就更能麻痹他。接电话的这个人，是典型的新疆地区口音，而且据他的声音判断出他的身高体重等情况，与客户提供的情况基本吻合。这个时候，我就赶快打电话，让客户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里，同时让他打110 报警，请警方迅速派人抓这个骗子。客户与警方几乎是同时到，警方仍旧怀疑里面是不是嫌疑人，这事好办，让我的客户确认一下就行，我立即又把电话打了过去，但不能让客户直接说话，不然的话就露馅了，还是我说，而这回我就变成山东一带的搬运工：你们家的家具来了。对方一听，马上说，我没订家具。我接上：你说你儿子结婚，在我们店里订的家具，怎么不承认了？刚才你媳妇不是还给你打电话吗？你下来一趟，看一下家具，我们好往上搬。谁上你们那里去订家具了？根本就没这回事。他大喊。我故意跟他磨，估计他那边都快疯了，对着电话用力喊，然后叭地一声挂了。客户一听，对警察说：没错就是他。按说到此，我的事情算是完了，抓人是警察的事，与我无关，我这个人是个完美主义者，又跟着警方上了楼，非得把这个家伙抓住不可。到了楼上一看，锁着防盗门，警察硬冲？那家伙手里有大砍刀，不行。这时候我又出了一个主意，警察藏在门边上，从里边看不到，我退到楼下，往上猛跑，跑到门口就呼呼地喘气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然后抡起拳头，狂砸防盗门，一边砸一边喊：赶紧开门，把我们家地板都淹了……防盗门被砸得像要掉下来，整个楼道里头都是回音，震耳朵。就听里边有人答应：怎么回事？把里边的那层门打开，但是没开防盗门。这家伙又粗又壮，只穿着一条短裤，全身上下画着青龙文身，就是要抓的骗子，他手里空着，说什么也想不到外边有警察埋伏。我一看，接着喊，你家漏水，把我们家都淹了。他一脸的迷惑，想也没想就把防盗门打开，先露出上半个身子，正好，我往旁边一闪，躲在一边的警察一搂他的脖子，使劲一摔，就把他从里边摔到了外边，几个警察一起上，三下五除二铐起来。我这回是大获全胜，我心里别提多痛快，真解气。还有的时候，我会采取另外的方法，这取决于客户的要求，而且一定要根据当时的情况，灵活处理，不可能有一套方法，能适应所有的情况。年初的时候，有个客户，托我找一个借了钱死活不还，而且到处躲藏的生意伙伴，客户主要是想把钱要回来。十多万的钱，对做生意的人来说，不算太多，但也让人心疼。我找到这个家伙的窝点，他和他的老婆躲在楼上，找人不难，但得让他立下字据，承认借钱，还得承诺还账的日期，这事就比较挠头，他坚决不写，你一点办法没有。我分析了一下这个案子，说是纯民间债务纠纷也行，说他是诈骗也行，就看怎么给他凑条件。起因是他先用花言巧语，把只有一点影儿的事，说成百分百把握。这时候我就想，人最怕什么？除了怕死，就是怕蹲监狱，这家伙骗钱不还，骗钱的目的就是要挥霍，可是一旦进了监狱，他怎么挥霍？抓住他的这个弱点，我就有办法。怎么办呢？心里就琢磨这件事。还到附近观察了一天，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我心里想了，实在不行，就报警，绝对不能便宜了他。我把时间选在晚上，带着一个助手，直奔老赖的窝点，晚上九点钟左右，这个时间到别人家里去，串门晚点，肯定是有事，而且比较急，这是一种心理暗示，而且对于心里有鬼的人来说，还有趁其不备，掏到老窝的意思。而且我观察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大约就在这个时间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先不说，留个悬念。我告诉助手，看我的眼色行事。敲开门后，老赖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直接说出客户的名字，他一听不开门。我十分严厉地说：今天你恐怕没地方跑，第一楼高，你不敢跳；第二你要动狠的，我当过五年特种兵，打你这样的十个不敢说，五六个有富余，我这个样子也比较唬人。我接着给他加压：你小心点，你这个地方藏得够深，但我们想找就找得着。他一听就毛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说这你管不着，杀人偿命，欠账还钱，你不开门也可以呀，我可以强攻，也可以在这里蹲守，看你怎么办？我就不信你不出门？有时候吧，天降机遇，你想不要都不行。这时候，我十分盼望的情况出现了，我看到楼外红光一闪一闪，估计是警车来了，我一示意，助手马上到了窗口一看，他一点头，我马上明白，心里特别高兴，天助我也。这也叫窍门满街跑，看你找不找。我前边说的十分重要的悬念，就是这辆警车，让我能够借力打力。我马上高声对助手说：先打个手势，一会儿再上来。这个老赖一看，当时就傻了，以为我是警察呢。那是他以为，反正我自己一直没说。我一看他脸色变了，口气就更重，简直就是一声断喝：你开不开门？他哆嗦着就把门打开了。我问他，你说怎么办吧？他这会儿有点要缓神，我可不能让他缓，得继续保持压力，我一把就把他们家的窗帘打开了，外边警灯一闪一闪，在屋里看得一清二楚，一下子就又在他心里加了一块石头。不过这是他以为的，我可什么也没说，我的助手这时候按照我们的约定，在兜里悄悄按我的手机号，我们在一起工作太默契了，我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他就知道干什么，手机一响，我就拿出来接，说：再等等，再等等，我们正谈着。而且我们也确实在谈，就是让这两个老赖听呢。这时候，那个女的先扛不住了，说，我们还钱，还钱。女的一认账，男的也就跟着服软，当时就找出他们家的几万块钱。我说，你不用给我，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客户账号给了他，让他明天上午，必须把这些钱存入，然后让他写好欠条，保证归还的日期，签上字，盖上图章。行了，一切顺利，就是将来打官司，也有了证据。最后，我警告他：你往后也别耍花招，否则别说不客气，你也别想跑，你藏在这里，不也是很容易就找到了吗？你就是藏到老鼠洞里，我也把人抠出来。出了他们家，我和助手大笑不止，人民警察真是爱人民，来的这么是时候。其实我估计那天就是警察巡逻，这里是个点。天天这个点来，巡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到别处。他们以前肯定也看到过，只是今天有我们找上他门来了。干调查这件事，实在是太刺激了，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新来的案件，开始时会是个什么样子，结果会是什么样，而且永远会是出人意料，是永远不可能出现重复的。它的挑战性，或者说是一种新鲜的刺激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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