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开放记忆

　　　　　　　　　　　　　　　　第二章 20世纪的国际旅游业，在二次大战后开始重建。西班牙宣称：“向世界出售太阳和海滩。”新西兰的旅游业已成为本国最大的产业之一……这是一个从旅游业开始恢复国际交往，进而重新结构各国实力的时代。中国旅游业虽然严重落后，但毕竟有了新的开始。当时刚走出“文革”，改革开放初年的阳光，特有的人心和品德，闪现着许多纯朴动人的美景。记忆告诉我们，那时“硬件”很差，但爱国之情，纯朴善良之心等“软实力”却可以感动天地。 1.梦醒时分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人并非不努力。中国人自力更生、勒紧腰带苦干了 30年。但我们认识上出了偏差。我们对经济的认识严重不足，对旅游的认识就更加不到位，我们还不懂得如何有效利用国内的种种资源。世界旅游组织于1975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到1979年已有101 个成员国。同年，联合国报告说，旅游业现在是比钢铁与军备更大的企业。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我国旅游业几近于零，仅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搞些外交礼节性的接待，仅象征性收费。说白了，是贴钱的买卖。“文革”结束后，中国旅游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外国旅游者第一次来中国，一下飞机，接触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导游。导游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一位意大利的旅游者对导游说：“马可？波罗向我们介绍了古代的中国，你带领我们畅游了新中国。” 导游被称作“民间大使”。当个好导游不简单。有人羡慕导游，但不知导游的艰辛，以为导游整天坐飞机、游天下，吃风味，工作就是游玩，游哉、悠哉。有人看不起导游，“不就是个带路拎包的吗？”把导游看作是“伺候洋人”的差使。导游们自己却很自豪，最牛的语言当推这句：“在外宾面前，我是中国。在内宾面前，我是首都。” 王连义先生是河北省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旅从事导游、翻译工作，说话风趣幽默，是历届旅游大赛的裁判长。现在虽退休了，还在为培养旅游人才奔忙，写了不少导游方面的文章，是中国著名导游翻译专家。他说，导游是一项崇高的职业，导游的好坏，关系到祖国的声誉和尊严。王连义还说，那时导游奇缺，特别是懂外语的导游更缺。在机场刚送走一个团，不用回来，下一个团马上就飞到了。名单早已在怀里装着，得掏出来熟悉熟悉。一年365 日，多是车马船上行。未婚的导游没机会与恋人见面，已婚的导游常常要听爱人的怨声。十天半月不着家，这家还像家吗？中年导游，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更有一本难念的经。国旅总社有位日语女翻译，一年有200 多天都在跑，年幼的孩子送“全托”，见到小孩时，孩子都不认识她了。还有一对双职工，常年在外带团，丈夫回家妻离家，妻子回家夫出发。两人只好靠纸条传递思念之情。有的导游一年中登了300 次长城，跑细了腿，磨破了嘴。但能让来华的旅游者带着好印象离开，累也是充实的。李维瑜大姐是中国旅游协会副秘书长，还是国家旅游局夕阳红舞蹈团的团长。 30年前，李瑞环动员她转入旅游行业工作，从此改变了她的后半生。多年从事旅游宣传工作的她，十分健谈。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美国老太太步履蹒跚，拎着两个大包，特别大。那时候，美国人认为中国物资贫乏，什么都带，大包装有衣物、成打的一次性袜子、巧克力、饼干、各种零食、各种药品……包括卫生纸，应有尽有。这个老太太的女儿也在这个团里，美国人儿女不大帮助父母提行李的，或许美国的老年人也喜欢自立。导游小张主动帮助老太太拎包，一路对她特别关照，扶上扶下。 10多天后，分别的时候到了。在首都机场安检处，这位80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动了真情，紧紧握住导游姑娘的手说：“你能不能够跟我去美国？我收你为女儿。我有好多个儿女，他们从来不管我。我有10多处房产，可以送一处给你。” 姑娘回答说：“我们国家的旅游业现在需要我，我的父母也需要我照顾。”最后她俯在老人耳边说，“将来，有机会我会去美国看您，您多保重！” 青旅接待一个100 多人的华侨团，一路上住也住不好，吃也吃不好，汽车又颠簸，华侨很不满意。两个女导游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忽然，她俩站起来说：“对不起大家，我们给你们唱支歌吧！” 她俩一起唱起了《我爱你中国》，一边唱着歌，一边流眼泪。华侨们被深深地感动了。最后导游说，请你们喜欢我们唱的这支歌，我们的条件一定会好起来，欢迎你们再来。全团人员热烈鼓掌，有人也掉下了泪水。有一次，北京飞西安的飞机发生故障，机身晃动，乘客是个美国团，机舱顿时出现骚动。两位导游是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借来的大三女学生小李和小燕，她们很镇静，在高空中微笑着应对突发事件。小李大声说：“有亲人的请举手！” 一下子，大家举起了手臂。小李和小燕也举起了手。小李举着手说：“我也有父母，还有一个小女儿。我不希望父母失去孩子，也不希望孩子失去父母。请你们相信，中国的航空是最安全的，建国以来还没有掉过飞机呢！” 经她这么一说，大家的情绪安定下来。事后，人家问她们为什么那么镇定，她们也说不出原因，但她们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勇敢的时刻。这时，空姐出来告诉大家，飞机将降落在太原整修。在太原等待期间，为调节情绪，导游小燕开口说：“我给你们说说我插队的故事吧！”她开始讲述怎样去北大荒，怎么学会干农活，怎么学会开拖拉机，怎么又考上了“二外”。 “有什么不理解，你们可以提问。” 客人们很感兴趣，气氛立刻活跃起来。有人问起了“文革”这个敏感话题。 “文革”与“改革”，一字之差，有着天壤之别。两位插过队的导游，对此作了理智的答复。有一老者感动地站起来说：“我们原来不敢问这些事，怕伤害你们。相信你们的国家，一定会一年年好起来。”两小时后，飞机重新起飞。 “我现在连她们叫什么名字都记不起了。”坐在我们对面的李维瑜大姐，记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情充沛，眼角泛出泪花。 2.穷得有志气英国有个旅行商曾经带队到过100 多个国家，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在中国，不用付小费，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行李。” TIP （小费）是英语ToInsurePromptness（为了保证迅速）的缩写词。在国外，凡想得到快捷、舒适的服务，就得额外付小费，这渐渐成为国外旅游业中的惯例。国外服务员都渴望得到小费，而且小费收入往往超过工资。中国人不收小费，在当代是同“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外事纪律”融合在一起的。在旅游行业形成的共识是：为宾客服务是应该的，不能收受额外的小费，也不应接受旅客馈赠的礼物。刚开始，外宾对中国导游、翻译，包括行李员、清洁工在内的饭店服务员一律不收小费很不理解。小刘是北京小天鹅酒家年轻的厕所保洁员，每当外宾塞给她小费时，她总是婉言谢绝。有位瘫痪的外国老太太，小刘小心地搀扶着她上完厕所，帮她穿好衣服，又把她推回餐厅。老太太要给她小费，她坚决不要。老太太要回国时，不顾陪同的劝说，偏要专程到酒家卫生间去再看望一下“那个善良的姑娘”。 1979年6 月的一天，国旅翻译小王全程陪同比利时华兹旅行团游长城、十三陵，十分劳累，正准备休息。一外宾请他到团长房间里去一下。小王心想还有什么事没办好，匆匆跑去。一进团长房间，见有6 位外宾坐在床边等他。团长拿出一个大信封说： “我们这次来中国旅行太愉快了。你对我们非常友好，十几天来一直陪我们参观，很辛苦。为了我们，你离开了你的妻子和孩子，我们很感动。这是大家拼凑的两千元钱，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 小王慌了，连忙摇头摆手谢绝：“钱我不能收，绝对不能收。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他的回答使外宾们既惊讶又不安。国旅沈阳分社翻译小张陪一个美国旅行团，该团领队几次要给她小费，小张都笑着谢绝了。在该团出境时，领队竟发了“火”，丢下装有美元的信封上了飞机。小张无奈，只好先收下，按规定上交给社里。老干部们都说，当时导游都不收小费的，就是收一支笔也要上交，这是导游的天职。“既然选择了导游这个职业，你就等于选择了奉献。我们是中国人，要表现出有国格、有人格。” 还有太多拾金不昧的故事。香港同胞张送和夫妇到八达岭游长城，忙于拍照，过后发觉自己携带的黑色小皮包丢失了，里面有护照和全部随带钱物。午餐时，桌上气氛沉闷，同伴都在为他俩发愁。忽然，门帘拉起一角，八达岭交通警彬彬有礼地探头询问：“你们这里有叫张送和的客人吗？” 张先生惊讶地站了起来：“我就是。” “您的皮包被解放军同志捡到了，请您清点一下吧！” 一句话顿时打破了室内的沉闷，全队客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鼓掌，热烈地鼓掌。皮包内有万元港币、支票和有关证件，无一缺少。张先生热泪盈眶，激动得紧紧握住交通警的手说：“奇迹，奇迹，简直不可想象啊，太感谢解放军了！” 对外友协参观团一位外宾，不知怎么把结婚时夫人赠予他的金表丢了。他说这块金表的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纪念意义。正躺在床上郁闷时，帮助寻找的陪同翻译回来了，笑眯眯地向他伸出右手。天哪，他的“思念之物”居然在导游掌心上闪闪发光。外宾高兴得像孩子般从床上跳起来。 “在哪里找到的？”他问。 “是两位重庆工人在大街上捡到的。” “大街上？” “对呀！他们捡到，看这东西不像是当地人的，就马上送到这住外宾的宾馆里来了。” “上帝啊，中国人不可思议！” 法国全球旅行团卢尔丹勒夫妇走出王府井书店。闹市中，卢尔丹勒夫人忽然惊叫皮包不见了。只见有个中年人穿越人群快步朝他们跑来，手上挥动着她熟悉的法式小包。来人气喘吁吁地说：“刚才，你们在我身边买磁带走后，我发现这个包，是您的吗？” 卢尔丹勒夫人连声说：“是，是。谢谢，谢谢！” 陪同的翻译请他留下姓名和工作单位，他微微一笑：“我是北京小学老师。” 说罢，颇有礼貌地挥手告别。卢尔丹勒先生说，西方这种事情已经很少见了，而偷窃猖獗，使旅游者生畏。 “中国人的美德，同你们的万里长城一样，太棒了！” 停泊在大连港的日中九州友好之船，晚上9 点要启航出境。傍晚，一位老年团员神情紧张地对陪同老赵说：“我有40万日币忘在宾馆房间的床下面了，怎么办？” 老赵很自信地说：“别着急，只要您没有记错，就一定能找回来。”老赵当即把此事转告辽宁大厦保安部，大厦保安立刻到客人所住的305 房间床底下寻找，没找到。最后在枕头套里找到了一沓日元，清点后不是40万，而是57万日元。国旅沈阳分社马上派专车将钱送上船，这时离开船还有一个多小时。失款复得的日本老人含泪鞠躬：“真是听说千遍，不如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他拿出一大沓日币，酬谢前去送钱的翻译。 “这是我们的职责，您拿钱感谢是不合适的。”翻译说。 “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失礼了。”日本客人再次鞠躬，热泪滴在甲板上。说起来宾客们也太粗心了。虽然陪同人员经常提醒客人妥善保管好随身物件，叮嘱客人不要将贵重物品和钱币随便乱放，但旅游途中遗忘钱物时有发生。有的把瑞士表留在洗手间，有的把珠宝掉在沙发缝中，有的把钱包丢在柜台，有的把装巨款的手提箱忘在餐厅…… 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友谊宾馆、和平宾馆等涉外宾馆，1979年来就有1500多起拾金不昧的事。多的一个皮包就有数万美金，除了现金、旅行支票外，还有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手提箱、手表、金银珠宝等等。许多失主情真意切地拿出金钱财物表示感谢，但没有一人肯接受。一位饭店服务员，面对外宾3000元酬谢，淡淡地说了句“弯腰之劳不用谢”，继续埋头擦餐桌。那时，我们刚刚走出“文革”，大家都不富裕，但穷得有志气。这种“贫贱不移”的行为，令外宾惊佩不已。这些拾金不昧者都是普通人，有领班、出租车司机、空姐、清洁工、餐厅服务员，还有工人、农民、售货员。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心人情中，有那么多的阳光。外国人听说中国有个雷锋，赞扬说“中国遍地是雷锋”，这并不过分。许许多多的外国旅游者，从遍布中国各地普普通通的拾金不昧者中，认识到了真实的中国人，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发出共同的声音：“中国人，了不起！” 3.世界需要热心肠这里讲述的故事，有些是救人性命的大事，更多还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无论大小，都体现一种精神：把爱心送给每一个人，把真情送给每一个人，世界需要热心肠。 70高龄的美国史密斯先生在攀登到长城第四座烽火台时，突然瘫软晕倒在地，脸色苍白，头冒冷汗。正在长城上执勤的某部警卫连指导员带领几名战士，把史密斯先生背到长城下休息室，又请八达岭特区医务室大夫赶来抢救。经诊断，是高血压病突发，幸及时抢救，使史密斯先生病情缓和，转危为安，事后未收分文诊费。史密斯先生感动地说：“在美国，一点小病求医都是要付出昂贵医药费的，中国不可思议。” 有一年冬天，在西安旅游的日本游客高田先生，晚餐多喝了点酒，带着几分醉意，一个人抱着刚买的“三彩马”走到宾馆湖边时不慎一脚踩空，连人带物跌入湖中。立刻有3 个宾馆工作人员跳了下去，费了好大劲，才把冻得发抖的高田先生救上来。当知道他买的“三彩马”还在湖中时，正在看电影的渔工老雷赶来打捞。老雷在冰冷的湖水中，东摸西找，好一会儿才找到。 “救人还救马”的故事传开后，团长杉木宽先生带领全团人员对全馆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高田先生激动地拉着救命恩人的手说：“中国伟大，中国人民伟大。” 希腊专家维内察努是个幽默的老太太，乘伏波号游船游漓江。午后天气骤然转寒，阵阵呼啸的江风掠过，维内察努上衣单薄，下身穿条绸裙子，全身冻得直打哆嗦。她躲进船舱，在胸前画着十字，闭着眼睛喃喃祈祷：“上帝呀，给你儿女一盆火吧！” 没想到她的祈祷还真灵验，过一会儿，一盆暖融融的炭火魔术般地出现在她的面前。老人高兴得蹦起来，飞身旋转跳起希腊舞。原来是航运公司干部老周见她冻得不行，生了这盆火。日本CITC26-217团的翻译小吴下午在昆明西山游览时，突然发现该团成员安田正士先生走丢了。他是位73岁高龄的老人。小吴焦急地向国旅昆明分社报告。客人失踪非同小可。大家奔赴现场寻找，几个小时都没找到。正急得要向公安局报案时，安田先生出人意料地比寻找他的人先回到了昆明饭店。原来是一位采草药的青年山农护送他回到饭店。分手时，安田先生把钱包里所有的钱倒出来，要送给他。青年人坚决推辞，连垫付的船、车、电话费也不收。年轻人说：“你迷路了，人生地不熟，送你回来是应该的，不要感谢我，每个中国人都会这么做的。” 安田先生感到遗憾的是，他忘了问这个青年的姓名。西欧旅游团正在无锡第一缫丝厂参观，兴致正浓时，大家发现一个上了年纪叫瑞特的外宾不知上哪儿去了。一找，原来瑞特先生因为手术留下的后遗症，不方便蹲坑，大便拉在裤子里，困在厕所出不来了。陪同的是个大姑娘，急得团团转。一个工人师傅说了句：“交给我吧。” 这位工人师傅带他去洗澡，又给他找来裤子换上，叫车送他回饭店休息。瑞特先生感激地说：“在无锡，我不仅游览了江南水乡美丽的风光，还领受了中国人的美好心灵。” 4.百闻不如一见北京全聚德宴会厅，青旅正宴请回国观光的香港同胞，酒过三巡，席间气氛达到高潮。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把当时主管接待的董衡拉到一边，说：“你猜我是哪儿来的？” 董衡说：“你不是从香港来的？” 他神秘一笑：“不，我是从台湾来的。” 董衡当时是团中央青年旅行部部长，听了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那更要欢迎了！来了，有什么感受？” “我在台湾听说共产党都是青面獠牙的，很凶，六亲不认。老百姓生活很苦，现在我亲眼看到的，和以前听到的完全是两回事。” 数十年的封闭，造成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也不了解世界。 1976年1 月，邓小平的头像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右上角的醒目标题则是：“中国：朋友还是敌人？”这种说法明白地在告诉世界：对于红色中国，他们还摸不透。很久了，西方人对中国一直有一种神秘感，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百年之前的清末，不少国家的不少人，以为中国人穿着长袍马褂，瓜皮帽的后边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发辫。我们对外界也不了解。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我们才改变“美帝纸老虎”的说法。因为封闭太久，在刚开放的一些内地城市，金发碧眼的女郎，高鼻子白皮肤的外国人一出现，常常有人围观看热闹。胆大的小孩，蹲在地上去摸外国人腿上长长的黄毛。 1982年，法国可尼旅行社一行26人来华旅游。该团大部分成员都是首次来华，带着对中国的种种猜疑而来，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还处于“文革”动乱之中，年轻人还戴着红袖章。十几天内，他们参观了工厂，在农村用餐，漫步街道，同中国百姓交谈接触。他们的看法变了，惊叹不已，感受到中国人民是勤奋向上的，中国不简单，能保证10亿人民吃饭穿衣，维护社会安定，这几乎是一种超人的奇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十分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用人制度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干部政策也有了变革，取消了用人看阶级成分的做法。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阶级成分不再是考虑的因素。过去因所谓“出身不好”而受歧视的现象已经得到纠正。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项较大的改革。这些情况让外宾们耳目一新。前西德旅游者古斯塔夫？穆里瑞说：“中国之行使人满意，作为一个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你们国家的旅游者，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有个由教授、医生31人组成的美国旅游团，带着各种偏见到中国来旅游。埃德先生是康斯坦丁大学教授，他一直认为中国人思想和行动都不自由，工作艰难，生活困苦，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埃德先生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带了10打彩色胶卷，准备拍摄“证据”，以便回去说服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到北京的第一天，他起了个大早，从前门饭店走到虎坊路口，只见人行道上的行人和大街上的骑车人，都衣着整齐，精神愉快，有的还微笑着用英语友好地向他问候：“早晨好！” 埃德先生迷惑了。最后，他说：“看来，过去听说的不是事实。” 这个团的狄先生是美国有名的医学博士，到上海患了感冒。陪同劝他去医院治病，狄先生摇摇头说：“中国还没有给我看病的设备。” 陪同拿出自备的中药板蓝根，用开水冲开后对他说：“你试试，这种药与咖啡味差不多，能解暑降温呢！” 博士半信半疑地喝下去，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不打喷嚏了。狄先生夫妇笑着找到陪同又要了几包。事后狄先生说：“太神奇了！简直不可思议！”临别时狄先生一下子买了200 包板蓝根带回国。这个团有个精神病老专家利奥奈德，在去云冈石窟的路上，洪水从公路漫过，汽车过不去。正当游客们站在水边发愣时，有个过路农民微笑着走到利奥奈德先生身边，边说边打手势。老专家想想，掏出了钱包。农民急得直摇头。陪同翻译赶忙解释：“他是说水不深，他可以背你过去。” 老专家为自己的误解感到内疚。农民背起利奥奈德先生涉水往前走，其他外宾纷纷脱鞋挽裤，兴奋地跟在后面，顺利地到了水流对面。过后，利奥奈德先生告诉陪同，他的两个身强体壮的儿子也在这个团，但只是站在他的身边袖手旁观。百闻不如一见。这个团在中国经过短暂的17天行程，离境时他们坦率地承认，事实让他们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美国哈佛大学5 位美国大学生回国后给国旅总部寄来感谢信，信中说：“我们在美国听到的中国，同我们在北京亲眼看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人民十分友好！”类似这样的海外来信，每个月能收到一大摞。 40多年前曾在北京生活过的泰国徐安纳女士故地重游，兴奋地说：“北京变得认不得了，比想象中还好。” 世界已经看到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 5.公鸡太太汤当年，有许多友好人士对我国新兴的旅游业导游短缺、航班延误、火车晚点、服务欠缺等种种问题，提出过很多批评。八达岭火车站没有候车亭，只有一块站牌，旅客上下火车非常不便。等候乘车的旅客，只能在空旷的野地里站着。烈日曝晒，下雨挨淋，外宾对此反映强烈。于是旅客候车亭相继出现，车站、码头、街口醒目的指示牌多了起来。飞机行李舱肚子的门打开，舱里的行李哗啦啦都掉到接运卡车厢里。外宾看到这种“快速卸货法”，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有人对这种野蛮方法提出批评，机场很快就改进了。广州宾馆小卖部只收港币，美国、墨西哥外宾要喝可口可乐没港币便买不到。能否通融一下，用美元或人民币呢？服务员说：“上面规定，没办法。”反映到经理那里，死规定变活了，宾馆有了外币兑换窗口。韩素音女士曾激动地问，为什么饭店服务员不帮助游客搬行李？起初，我们确实还没有这种观念。有人提出，也很快改进。有些服务员认为自己一天到晚伺候洋人，低人一等，这样的心理感觉也是存在的。如此，哪能有笑脸？宾馆开展了“微笑服务”活动，我们开始懂得，如果出了差错，微笑能代表道歉。微笑是快乐的精灵，一个微笑能使人快乐一天。国外酒店同行热心地向我们介绍国际酒店十条标准：笑容、礼仪、整洁、责任、守时、忠诚、尊敬、服从、效率、勤勉。我们组织员工学习，开始认识到在客人眼中，“我就是酒店，酒店就是我”的道理。刚从招待所转成接待外宾的宾馆，服务员带有招待所的老传统，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外宾一眼看去像到了军营。经指点也学会了宾馆的做法，平铺于床，为客人掀好一个角，这有如道一句“晚安”，使人安然入梦乡。英语指示牌常出错，“游客止步”的地方挂着“自由出入”，甚至男女厕所英语也使用不正确，使人哭笑不得。一经提出，及时更换。但是，导游，特别是服务员外语水平差，一时却难以改变。在外宾下榻的宾馆里，翻译不可能处处相陪，吃饭点菜、问讯、洗衣、打电话、拍电报、兑换外币、修理物件等，都找服务员。由于语言不通，只有靠比划、猜想办事，闹过不少笑话。外宾想吃荔枝，端来了辣椒；想上洗手间，端来了一盆水。有位刚洗完澡的客人，向服务员要一个接线板，服务员却请来一个医生。一位美国老太太怕冷，说要加一床毛毯，而领班听成白兰地，于是送去一瓶酒，老太太掩嘴而笑。一个日本游客反映暖气管漏水，服务员赶忙送来两壶开水。游客着急地说：“我不是要水！” 在一次宴会上，端上来一盆“人参母鸡汤”。日本客人问：“这是什么？” 翻译忘了“母鸡”这个词日语该怎么说。灵机一动，指着盆里的母鸡，笑着对客人介绍：“这是公鸡太太和人参做成的汤。” 客人们听后全都捧腹大笑。有些不懂外语的服务员，见了外宾能躲就躲，能避就避，溜之大吉，不敢主动和外宾接触，怕外宾提问题自己听不懂，出洋相。外宾一按电铃就发憷。有的宾馆为应急，把仅有的几个会外语的服务员调来借去，非常被动。国旅杭州分社想出救急办法，编写了56句短小的日常用语，用英文、中文和汉语拼音分别印在56张状如扑克牌的卡片上。当双方因语言障碍陷入窘境时，就可找出卡片，解决问题。更好的办法是突击学外语。许多宾馆掀起了学外语高潮，服务员虽然文化水平都不高，但学习相当刻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练口语、听外语广播。有个服务员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早晨天刚一亮就起身学习，晚上躺在床上也念念不忘背单词。冬季是旅游淡季，全国旅游行业掀起了冬季练兵热潮，餐厅服务员练端盘子基本功，客房服务员练清理房间卫生的速度，晚上又上夜校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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