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外国人怎么才能多快好地学好中文?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张朋朋明确地说:要 贯彻“字本位”的原则。 “汉字落后”和汉字必须走“拉丁化道路”的观点,根据的是西方逻各斯(语 言)中心主义的学说,这个流派最早的鼻祖,是大名鼎鼎的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 他的近代传人,便是西方赫赫有名的语言大师索绪尔。逻各斯(语言)中心主义的 宗旨说起来有些绕口,简单地说来就是认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语言是第一位,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是语言的附庸,所以文字不重要。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个观点我们听得太多了。正是它助长了“汉字 消灭”论,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对汉字深入的认识,让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去 “拨、坡、磨、佛”地学拼音,最后导致了连外国的留学生都知道的“呱呱落地” 和“炙手可热”的含义,而我们的大学生不知道。可是索绪尔在中国的推行者们却 不愿意提到:尽管索绪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是他还是很郑重声明:他的 研究只限于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西方表音文字(即拉丁字母),不包括汉字这样 的表意文字系统。 文字学家曹念明先生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认为其原因是:汉字与希腊字母 (拉丁字母)的区别太大了。 提到希腊字母,就不能不研究一下古代的希腊。那时候希腊是几十个互相独立 的城邦国家,一般来说从城邦的中央出发,往任何一个方向步行一天就到达它的边 界,政令由骑马的使者到各处口头宣布即可。希腊在其盛期实行直接民主制,无论 是重大的选举,还是处理日常事务和诉讼,都在人数众多的大会上讨论、表决、陈 述、宣判,因此口语能力能够影响到个人以至城邦的命运,引起了极度的重视。另 外一个原因是:古代希腊本土的文明因为三次外族入侵而遭毁灭,他们先祖创造的 象形文字和两种线形文字从此失传,经过了几百年的无文字时代,才从别处“借” 了一套字母来标志自己的读音,这就是今天风靡西方的拉丁字母。这样看来,当初 亚里士多德将希腊的文字作为语言的附庸,多少也有些道理。 可是汉字不同。首先,我国一直都是一个大国,政府不可能靠着喊话来传达号 令,一定得四处张贴汉字写成的文告,使它有了神圣的“帝王属性”,也使得我们 这个民族对于文字的崇拜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远在秦朝,要认识九千个字的人才能 当官。汉字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向别人借来的,它表达了我们的祖先最原始的智 慧,以及这些智慧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对于整个民族性格的影响。还有,和已经 消失了的其他几种自源性象形文字(古埃及圣书字、巴比伦楔形字、玛雅文、东巴 文)一样,汉字创制的目的不在于人际交流(这种交流由语言来承担),而在于人 与神(占卜)的交流。在漫长的岁月里,除了官府文件之外,典雅庄重的文言文一 直是我们民族各种学派神圣经典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以书面汉字为载 体,中原帝国才可能将她的统治力扩展到经济科技更为落后的广阔疆域,并远至四 夷。汉字记录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和文明的进化过程,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汉字, 就没有中国乃至汉字文化圈很多国家的文明。 文字的这些属性,使得它与语言有了根本的区别:语言的能力是人们在特定的 语言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听说的能力;文字的能力是需要学习才能够形成 的,是读写的能力。比起语言的能力来,文字的能力更为重要:我们通常所说的一 个人有没有“文化”,不是看他能说多少话,而是看他能认识多少字;那句“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谚语,至今还被家长们坚信不疑。所以尽管几岁的孩子已 经能够说很多的话,还是得把他送去读书识字,将来才有出息。 张朋朋悟到这一点,是在他教外国人学了十几年的中文之后。而最直接的原因, 是他在法国教的学生从开初的50多个下降到不到10个。 张朋朋在法国亲身体会到西方人对于汉字的热爱,他认为汉字在本质上是不能 改革的,是不能丢弃的,应该研究对于汉字教学的方法问题,因此对于“汉字灭亡” 的理论,很有些不以为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人类 社会“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也就是说文字不 是记录语言的,它是记录前人的思想和所创造的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这么说来,咱们的汉字也是记录文明的标志。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承认: 汉字不是中国内地一家的私产,甚至也不是包括台港澳同胞和新加坡等全世界华人 的私产,它承载了汉字文化圈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是这些地区各民族共同 的宝贵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把“汉字”说成是“中国字”,一定会遭到日本人 和韩国人的坚决反对。还有,作为世界上唯一留存的一种始创的象形文字,汉字也 是世界文明的宝贵遗产,这份遗产不但包括“现代汉语”,更包括实际上已经在我 们国家被废止了的文言文和繁体字。汉字几千年不衰的历史,证明它不是落后的, 而是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汉字能够使用到今天,不是中国人的愚昧,而是智慧,是 人类的一大幸事。反之,毁灭汉字倒是愚蠢的,是人类的灾难。 张朋朋一边进行着理论的批判,一边进行着批判的实践。他的职业是一个教授 外国人学中文的教师,得想办法让他的学生学习中文不再困难。不过既然已经弄明 白了语言和文字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事情就好办了———现在国内通行的“语文一 体”的方针,明显是错误的了———应该把语言和文字分开来教。 外国人和咱们中国的孩子不同:中国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有了流畅的口语能力, 这种能力为他们学好汉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是外国学生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 得先从学口语开始,源于拉丁语系的拼音字母在这里就派上了用场———先从拼音 字母开始,然后用纯正的普通话,教他们学口语。 让法国的很多学生头疼的,是很多中文老师一上台就教语法,比如说“着”, 是个动态助词,表示动态的持续,“呢”也是个动态助词,表示什么什么……这样 三个月学下来,还不会说中国话。张朋朋不禁想起在国内的时候,有个女士带着孩 子来找他,那孩子闹着要上厕所,妈妈说没看见我正和叔叔说事儿吗?那孩子嚷嚷 说“憋死我啦”———如果按照语法理论,这个一岁零十个月的孩子已经会了四种 语法现象:憋,动词;死,结果补语;我,宾语;啦,句尾助词———多了不起! 可实际上他不过是听到妈妈上厕所的时候也这样嚷嚷,顺便就学会了,谁是学了语 法才说话啊? 不教语法那怎么上课啊?张朋朋在讲台上拿出两个布袋木偶来,对学生们说: “咱们今天学在饭馆怎么说汉语普通话。这个是我,是顾客。这一个呢,是饭店的 服务员。”说着指头一动,两个木偶就点头挥手开始对话: 有啤酒吗?有啊。 什么牌子的?青岛啤酒。 来一瓶。行。 说了几遍,张朋朋叫起一个学生:你来当顾客,我来当服务员,咱们俩对话。 然后又叫起来一个学生:我来当顾客,你来当服务员。然后又叫两个学生互相对话 ……最后手一挥:下课到中国餐馆吃饭去。不会的单词自己去看书上的拼音。 现在明白了吧:咱们教老外说中国话,就是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语言环境,而不 是先教那些来自西方的“主谓宾状补……”之类的语法分析。这个观点同样也可以 用在外语教学上。也有英语教师来找张朋朋,说我教的学生考托福雅思都没问题, 可就是不会说,哑巴英语,什么原因啊? 张朋朋说你教的不是英语———不是英国的语言,而是英文,是英国的文字。 英语不是英文,文字是用来书写的,用来考试的,和说话是两码事情,你只教了英 文,没教英语,学生当然不会说英语了。 那位老师恍然大悟:原来语言和文字的确不是一回事啊。看来索绪尔“文字是 语言附庸”的理论,对于拉丁语系也不大好使。 张朋朋自己编写的教材,一课识30个字,全书25课,共750 个字。最近中国教 育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会900 汉字可读天下文章”,外国学生有了这750 个 常用的汉字,就可以读下报纸上的“豆腐干”文章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教写字, 只是不教笔画,而是教独体字,教偏旁部首,教字的组合。一次他给高年级学生上 课,上来就问:“这课有新汉字吗?”一个学生说有,是“赢”字。张朋朋说你在 黑板上写出来吧。那学生死劲地看看那字,可走到黑板前还是写不出来:他又忘了。 张朋朋在黑板上,刷刷地把个“赢”字五马分尸:大家看看,这字不就是由“亡” “口”“月”“贝”“凡”几个字拼合起来的吗?这几个字咱们不都是学过的吗? 哪是什么新字儿啊?这样一来全班的学生在五秒钟内全都记住了,没一个写错的。 唉,看来不是汉字难学,而是咱们自己把老祖宗那一套全丢了,没把汉字的规 律闹明白,结果不但糊弄了外国人,也糊弄了咱们自己。 这些年,张朋朋将自己的教学经验都编成了教材:《现代千字文》《口语速成 》《集中识字》《常用汉字部首》《部首三字经》……由国内多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被民间的各种协会、培训班、私人辅导站广泛采用,六年来已经印刷了六次。张朋 朋还被频繁地邀请到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海洋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等讲学,所到之处反响热烈。其中武汉大学正在与张朋朋合作,建立 一个语言文字研究中心,不但将这套“语文分开”的教学系统用于外国人学中文, 还准备运用到英语、德语、法语等拉丁语系的教学上。这些教材也受到国外的欢迎。 到2007年,已经有了英、法、德、俄、西班牙、阿拉伯等六个语种的版本,韩国还 买走了版权。2007年8 月,张朋朋还应邀到澳大利亚讲学———在索绪尔理论一统 西方语言学界之时,澳大利亚人正在大读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对 索绪尔的批判。一个中国教师的到来,给这场颠覆性的革命加了一把火,一时间张 朋朋的书被放在大书店最显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