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97年香港回归，准确地说，时间应该是从1995年算起，那时候香港人听说大 陆不久就要收回香港了，大陆的共产党那是何等的“厉害”，何等的“无情”！他 们一旦接管了香港，没准儿很快就会“清算”富人，会把香港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因此很多人都害怕，都患上了“97恐惧症”，担心自己穷途末路，于是一股“移民 潮”汹涌而来。 中产阶级在这次“移民”中最为踊跃，他们卖了车、卖了房，怀里揣着几百万 港币纷纷逃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然而这些人到了国外，处境大 都不如原先想象的好，基本上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此外还要被人看作“二等公民”， 备受歧视。结果很多“大丈夫”在家里闲得开始后悔，同时回头看了一眼“老家”， 发现共产党接管了香港，香港的天地也并没有自此塌陷，虽说不幸赶上了1998金融 危机，经济一度陷入低谷，但那也是全球经济的大劫难，谁都没有回天之力。相反 中央政府在这个关键时刻并没有对香港几百万的市民撒手不管，倒是想尽了一切办 法，全力挺港，这才使得香港经济趟过了一段泥泞，慢慢复苏，最后迎来强劲发展， 老百姓的生活重新又捡回了光明与希望。 想当年，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香港移民到海外的人数大概在40万左右，但是 1999年就有超过11万的人“重归故里”，2005年回流的人数已经过半。这些人从 “移民”变成“倒移民”，事业上往往出现落差、收入上一般也大不如前，面孔上 的沮丧就像自己误判了股市或楼市的行情，赔得不轻，仿佛比别人突然就矮下去了 一截——— 我是2004年下半年来到香港“常驻”的，很早就想做一部电视系列专题片，片 名就叫《香港“倒移民”》。开始听到一位公司老板给我讲笑话，说他有个手下， 很能干，“不过移民前他是我的上司，那时候他总是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的；但是 ‘倒移民’后，再返香港，他又回到公司，我已经提了，他却成了我的下级。这样 两个人的关系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无论何时他在我面前总是点头哈腰、唯唯诺诺。 我就对他说：哎呀，你别老是这个样子啦，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可是这个人永远 都回不到从前，永远都改不了一副突然自卑下去的奴才相……” 我开始留意“倒移民”，很想找几个“回流者”（香港的说法）听听他们的故 事。朋友们说：“那好啊，这样的人可太多了，我的身边左右到处都是。”可是一 经拜托帮我介绍，大家又都犯了难。为什么？香港人要面子，“倒移民”不是什么 光彩的事，人们不愿意提，更不愿意被记者拽着上电视自我曝光、当众“现丑”。 2006年12月，我以诚心感动上帝，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终于遇到了一 位不怕见记者、不怕上电视的人。这个人姓余，电话里我问他，如果接受CCTV的访 问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他说：“没有啊，出去转悠了一圈，吃了不少苦，失 去了很多机会，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重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香港、也认识了中 国。” 我们相约采访的地点是在介绍人的办公室，一见面，当然我最关心的是这位 “倒移民”在离开香港前是做什么的？“倒移民”之后又做什么？两相比较到底有 没有反差？ “倒移民”看出我很想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先递过了一张名片，接着告诉我 “移民”前他是干银行的，“一家日本银行，外资，属于中层管理人员”。那么 “倒移民”后呢，他说干的工作是“不一定”。“‘不一定’是什么职业？”我问。 余先生说：“‘不一定’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场被 他逗笑，心也为他的幽默而变得轻松。 趁着他不介意，我直奔主题：“那您走之前一年的薪水是多少？回来后还能挣 到原来那么多吗？” 余先生并不躲闪：“当然不能，我走之前和我太太两个人，一年的年薪加在一 起共有100 多万，回来以后，说了你也许都不信，连1/3 都没有。” “是吗？那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为什么要走？” “当初谁也没有料到‘移民’的下场会有那么尴尬。”余先生告诉我，“你问 我当初为什么要走？那时候我可不是因为什么‘害怕’，只是随大溜。很多同事都 要离开香港去移民了，劝我也试一试，我就递了材料，岂知刚过三个月，加拿大移 民局就批了下来，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就这样，走了。” 余先生所说的情况我相信基本上属实，事实上1997年香港回归前，很多移民， 当时不少人的确并不都是单纯地因为“97恐惧症”，只是跟潮儿。他们自己有时总 结当年“逃港”的原始动机，有些人分析是“羊群心理”，这种心理在香港大面积 地存在，直到今天我还可以从很多一哄而起的事情上看到些许痕迹。不过为什么香 港“倒移民”再回到老家，“很多人的收入就大不如前，挣不到原来的工资了”？ 对此我倒是觉得有点费解。 余先生说：“那有什么费解？简单来说，没有位置了，自己的年龄也大了。” “这种情况回港前可曾打听过？如果打听过，那怎么还有勇气回来？” “不回来不行啊，拿我来说，到了加拿大，头一个月还觉得挺好玩儿的，新奇 嘛；第二个月，看看朋友，继续休息；可是到了第三个月，这种‘好日子’就完蛋 了，为什么？一个大活人，过去在香港已经忙碌习惯，突然停下来什么也不做，人 都要疯。此外还有个经济的压力呢，总不能眼看着后半生坐吃山空！” 余先生“移民的故事”开始进入细节，我轻易不敢打断他，生怕他讲到伤心处， 突然没有心思跟我聊下去——— “为了不让自己在海外移民的日子每天荒废，三个月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可是 加拿大的工作你知道哪里是那么好找的？人家的社会，各种职位本来就已经都饱和 了，空余的就业机会不多。而且加拿大，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怎么也和咱们东 方的社会一样，很讲关系、讲人脉啊？用人单位经常根本不看我的资历、也不看我 的英文水平，一见面只是说：”对不起，你没有在当地工作的经验，我们不能雇用。 ‘你看，这话不是明摆着对移民的歧视吗？你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能攒下什么’在 当地工作的经验‘？“ 所以余先生在加拿大蹲“移民监”（4 年累计在当地要住满1095天），当过超 级市场的“售货员”，费劲考下过保安的牌照做过物业公司的“保安”。其他的很 多人，他说：“更多的则是到餐馆里面去打零工，给人家刷盘子洗碗，大部分人干 的永远都是parttime（钟点工）。” “太闷了，总是赋闲，又没有固定的收入，哪里有前途？看不到。” 就为了这，余先生决定打道回府。 “可是再回香港‘面子’不是有点不好看吗？”我悄悄摆了一个台阶。 “是啊，但是没办法，人没饭吃，‘面子’还顾得上？再说人又不是为了‘面 子’而活着的！” 回到香港，余先生经过朋友介绍，起初打算再回到原来的银行重操旧业，但是 四处求见、四处碰壁。不少银行老板讲：“现在，我的位置还不如从前你的高，怎 么能雇用你做我的下级？”他说这是“表面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是香港当时经济 不景气，没有工作位置，“不然我怎么宁肯‘低就’，所有的银行最后还是没有一 家要我。” “你能想象我返回香港后到的第一份工是什么吗？”接下来余先生反问我。 我摇摇头（“工”是找工作的意思）。 余先生脸上一派自嘲：“杀虫工！” “杀虫工？” “对，杀虫工。”余先生说：“杀虫工就是清洁公司的饭碗，我做不成银行的 ‘白领’，倒是穿起了白大褂儿，每天到宾馆、酒店去给人家打老鼠、赶蟑螂、灭 蚂蚁。” “是吗？这可没想到。” 余先生大笑：“你没想到？我的家人、父母更不能理解，大家都说：”嘿，你 有搞错？原来你可是银行的大经理！‘“ 过去在香港，余先生不仅作为银行的高级白领，每个月拿着好几万元的月薪， 此外他的西装口袋里还时时揣着一张公司给他的金卡，一种特权，自由“签单”， 随时可以请客户吃饭、花销应酬（当然都要见回报）；然而几年后，就是因为“倒 移民”再“回流”到香港，别说过去的“风光”早已不再，万般无奈，余先生最后 连“杀虫工”的工作也不敢再挑剔。 余先生的境遇在众多香港“倒移民”中并不是个别现象，有人走前拥有豪华地 段的大房子，回来后手里的钱就只够买一处偏远的小房。一些人忍受不了这种“反 差”，整天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个别爱走极端的，想不开还步上了绝路。但是大 部分的香港人，我在这里特别要说，没有自暴自弃，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字——— “挺”，做得了“白领”就穿西服；做不了“白领”，他们也可以穿“水靴”。 香港人在失落与逆境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念：“从头再来”。 在香港，从2004到2007，不到三年的时间，我看到很多大小餐馆的服务生，堂 堂五尺男儿，嘴里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知道他们个个来历不凡，但是人家就是 那么整天乐呵呵地为食者上菜，服侍，做着“跑堂儿”。 “竞争社会嘛，人到了哪一步只能说哪一步的话。哪一份工能挣钱，就先干什 么，都是过渡，日后的前程只要靠自己的努力，总会改变”。 采访结束，余先生对我说了这最后的几句话，说完，他一身轻松，而他目前的 身份，我又看了一眼名片，那上面写得分明：已经是一家药品公司的“业务经理” ……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