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塞罕坝上第一位去世的学生是高瑞斌，来自吉林农业技术学校，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人。 1962年上坝后，高瑞斌就被分配到北曼甸分场一个叫塞罕敖包的重点火险区， 负责火情嘹望。没有房子，只有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窖，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由 于饮水污染，他染上了肝炎。但他毕竟年轻啊，一直在默默地忍受着。1965年9 月， 肝炎恶化，竟然去世，年仅24岁。 “文革”中，党委书记王尚海被打倒了，脖子上挂着5 公斤重的拖拉机链轨条， 每天批斗。妻子心疼地劝他辞职一同回老家。他说：“林场还没有建成，我就是死 也要死在坝上！”。 1975年，王尚海调任承德市内工作。临下山时，他依依不舍地又来到马蹄坑， 指着这一片树林说，这里是我的坟地啊，我死了后就埋在这里。 1989年12月24日，王尚海因病去世。塞罕坝遵照他的遗愿，葬他于马蹄坑，并 命名这一片树林为“尚海林”。 张启恩：问心有愧 从北京到坝上，工作和生活环境实在是天壤之别。 在北京可以随时洗澡，在这里不行啊，只在夏天下雨时让老天爷帮着；中洗一 回。电影，音乐会、电灯，收音机、新华书店、自行车等等，全部告别了。 家里只有一间房，全家五口人挤在一起。屋内没有地方，就在屋内的地下挖一 个深洞，把粮食和土豆放进去。屋内靠墙壁埋几根桦木杆子，杆子与杆子之间钉几 个木板，那就是书架了。书架上满满的，那是他的世界。 昏黄的煤油灯下，梳理着坝上造林的经验与教训。两年后，他写出两本书—— 《塞罕坝机械造林的技术要点与规程》《塞罕坝人工造林的技术与规程》，从地理、 气候、植物学和各个细节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技术总结。 在坝上，不会骑马，简直寸步难行。他拼命地练，与马交朋友，用自己的吃食 喂马。后来，他终于敢骑马了，一匹大白马成了他最好的朋友，来去如风，驰骋百 里。 “文革”开始了，工人造反派夺权。他首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被押送到一个最偏远的林区去劳动改造。 常常挨打，浑身鞭痕。他随身带着酒精和药水，自己涂涂抹抹。夏天的傍晚， 批斗之前，造反派将他的双手捆住，站在外面，让蚊子叮咬两个小时。还有一次， 造反派用手抓住他的头发，后仰，把开水从脖子向胸前倒了下去…… 1968年春天，造反派开着拖拉机，一起到山坡上植树。他正站在车上卸树苗， 造反派司机猛一发动车，他猝不及防，摔了下来，右腿粉碎性骨折。 从此之后，一生与拐杖为伴。 中苏珍宝岛战争时，塞罕坝地区被规划为战场，坝上全兵皆兵。分场的全体职 工都去参加战备动员了，只有他一个人被民兵持枪看押着，关在小屋里：“他是反 革命！” 战争气氛越来越紧，造反派挖了一个深坑，内部传达，如果战争打起来，要把 敌人放进来，关门打狗。撤退时就把张启恩等人就地打死、埋掉，免得留下来，给 苏军当奸细。 万幸的是，战争没有起来，他的命保留下来了。 只到1975年，他才恢复工作。 但他永远地残疾了，用一条腿走完了残生。 临终之前，张启恩最愧疚的是家人。 妻子张国秀原来在中国林科院搞遗传育种研究，上山后只能从事最简单的手工 劳动，事业和学业全部荒废了。还有3 个孩子，本来正在北京市上小学和幼儿园， 来到坝上后只能上复式班。十几个孩子分五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 夫妻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3 个子女却没有一个考上大学……李兴源：“右 派”的奇遇 李兴源，1937年生，抚顺市人，1955年考入 东北林学院林学系。 他是以“右派”身份上山的。 当年，东北民间普遍有反苏情绪，因为抗战后期苏联部队军纪败坏，在东北期 间大肆强奸妇女。他曾在一次同学集会上说：“老毛子，可把咱东北妇女祸害多了！” 1957年底，他因“破坏中苏友好”被打成右派。1959年，本应该毕业分配工作，可 他是右派，只得回校再教育。直到1962年8 月，才分配到塞罕坝。 到坝上后，他被分配到大唤起分场，负责育苗工作。 当地育苗全是土办法：遮阴育苗，费力费料，效率又低。他根据自己的实践和 思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全光育苗。 首先改良土壤，把40厘米深的土壤挖出来，下面垫上一层细碎石头，铺上塑料 布后，再把肥土覆盖上去。这样就远离了盐碱，保证了地力。 两年之内，他和雇用的农民工一起，硬是改良了300 亩苗圃。想想看，这是一 个多么繁重的工作量。 全光育苗不仅大大提高了苗木质量，更使育苗产量提高了10倍。 李兴源对塞罕坝的最大贡献，在于为当地引进了一个新的树种——樟子松。 塞罕坝的乡土树种主要是落叶松和云杉，属于浅根系，耐干旱能力较差。李兴 源想，大兴安岭一带有一种更加耐旱的品种——樟子松，是否适合塞罕坝生长呢？ 樟子松的家乡在大兴安岭，建国后，科学家曾引种到辽宁的彰武台地区，南移 了5 个纬度，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和发明。而塞罕坝又位于彰武台之南何 止5 个纬度，而且教科书上指出樟子松怕风。塞罕坝地势高耸，更是大风口，能不 能成功呢？ 1965年春天，李兴源开始试验引进樟子松。 把种子用雪和沙拌在一起，放在野外，当年5 月初播入苗圃。 必须用大粪做底肥。从此之后，他与大粪就结缘了。路上碰到马粪驴粪，拾到 筐里，见到羊粪蛋蛋，扫进筐里。附近的每一个厕所，他都成了常客，稍有堆积， 便前去清收。他让妻子缝制了一套专门掏大粪的工作服，挂在门外，随时使用。 一个月之后，松芽出土了，像婴儿的胎毛。 这时，松芽最怕鸟啄，一口就是一棵松树，一口就是一丝希望。他拿着铜锣， 在苗圃周围使劲地敲。又用二踢脚，不停地轰炸。 第二年秋后，苗儿长到七八厘米高。 第三年春天，植进大田里，开始观察是否适应当地气候土壤…… 他是右派，来到塞罕坝的第一天，就认命了，便最早在当地农村找了对象—— 一个地主成分的女人。 “文革”来了，他的噩运不期而至。无休止的批斗，挨打。1970年春天，被赶 到离家30公里的梨树沟作业区。 但他就是一个工作机器啊。重新创业，又把大梨树沟的苗圃全部改造了，从20 亩扩展到100 亩。 妻子要生孩子了，托人捎信，让他回去。可造反派不准假，喝令他跪下求情。 这个刚正的汉子，实在没有办法啊，不得不暂时舍去尊严，流着泪，双膝跪下了。 造反派这才格外开恩，准许三天假。 1972年冬天，妻子给他做了一套新棉袄棉裤，步行30里，亲自送来。可造反派 偏偏不让见面。一个姓王的造反派头头把这套新棉衣穿在自己身上，把自己脱下的 一套破棉衣扔给了李兴源。 在他的多年努力下，樟子松育种终于全面成功，被推广到塞罕坝。 有了成绩，上级领导来参观。造反派却把他关押在黑黑的地窖里，不让见人。 1980年，他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开始走上分场，总场的领导岗位。 1983年初，省林业厅一位副厅长来塞罕坝考察，意外地发现了这个许灵均式的 知识分子，便向副省长王克东推荐。王克东亲自悄悄考察，回去后又向省委第一书 记高扬推荐。 3 个月后，李兴源直接上任河北省林业厅厅长，创造了河北官场的一个奇迹。 刘明睿：黎明的凋谢 刘明睿，吉林市人，身高一米七五，清清瘦瘦，文文弱弱，在大学时喜欢拉小 提琴，打球，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骨干。 上山后，他被分配到北曼甸分场，这里条件最差，海拔1800多米。 他住在一个叫高台阶的地方，共6 户人家。地下水位高，红红的，用白矾沉淀 半小时，煮过后，锅底留一层红粉。 一年春天，去一个叫大窑口的地方造林，离住处10多公里，中途全是山沟和次 生林。他不会骑马，只好步行，经常遇到野猪、狼。后来，他有了经验。手里拿一 根棍子，一边走，一边大声唱歌，一边挥舞棍子，为自己壮胆。 后来，他终于学会骑马了。 一次，再次遇到一群野狼。马惊了，猛跑，拼命地跑，狼紧紧地追。他急中生 智，死死地把马缰绳拉回来，瞪大眼，面对着群狼，把马鞭高高举起，嘴里“哇哇” “嗬嗬”地吼叫着，像野人一样。 对峙了5 分钟，狼群悄悄地后退了。 他的身上汗淋淋的。 他的主要工作是育苗。 5 月中旬下种后，幼芽15天出土。这时候仍是春寒时节，最怕的是霜冻，如果 处理不好，就会冻死幼苗。最好的办法就是烟熏了。 他摸索、积累了一套经验和做法。傍晚的时候，只要温度在零上四五度，第二 天早上肯定有霜冻。这时候，需要在苗床周围特别是上风头的地方设置若干草堆， 从半夜开始就要点燃，一直到天亮，浓烟滚滚，像棉被一样，把苗床全部覆盖。 太阳出来之前，再用喷壶撒水，把幼苗上的冰碴儿和白霜全部冲下。 早霜结束一般在6 月下旬。 8 月中旬，秋霜又下来了。这时候，又要放火了。 刘明睿善于动脑筋，还琢磨出很多小发明。比如植树时在泥浆里加些氮肥，树 根浸泡后，长势会明显加快。植树用的苏（联）式科罗索夫锨，比较笨重，他和几 个铁匠师傅一起进行改造，叮叮当当，红星乱紫烟。几番试验，一把新式的植苗锨 出炉了。 由于常年处于没有规律的生活环境中，加上高寒，寂寞，本来文静儒雅的刘明 睿也染上了喝酒，抽烟的习惯。大口抽烟，没钱买卷烟，就抽土烟；大杯喝酒，喝 当地的烧刀酒；野外无菜，盐巴配饭：没有水，就熬雪水，喝地沟水。 “文革”终于过去了，他的心情阳光了。 他先后担任阴河分场党委书记，第三乡分场场长。 但是，长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的身体早已发生了质变。 1978年，他被查出肝酒精中毒，继而发展为肝硬化， 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只有41岁。曹国刚：最后的遗愿 曹国刚生于1940年7 月，沈阳市辽中县人， 他是那一批大学生中落户塞罕坝最坚决的一个人。 到塞罕坝两年后，得知自己的档案被转来，命运无法扭转后，他索性把乡下的 妻子，父亲和弟弟也全部接过来了。 他在第三乡分场当过多年的技术员。那一年，松毛虫泛滥，他带领工人喷施林 药，连续几天沉浸在药雾中，导致中毒。 又有一次，安阳林药厂发明了一种新型烟雾剂，要在塞罕坝林区搞试验。他自 告奋勇地担任最危险的主持人。凌晨5 点，点燃药剂，形成烟雾，在林中萦绕。连 续试验一个周，他又中毒了，昏迷了两个昼夜。他从此患上肺气肿，落下病灶。 坝上特殊的生活环境，加上他直爽豪放的性格，使他也与酒交上了朋友。一次， 刚领到工资，就请人喝酒，花去13元，考虑到无法向老婆交代，就托人从围场县城 的商场里用7 元为老婆买了一条灯芯绒裤子，回去报账时就说花费了20元。 曹国刚身材不高，不讲穿戴，不修边幅，一双皮鞋穿到扔，从不打油。在山上 造林，可以几天不洗脸，不刷牙，不梳头，不刮胡子，与农民工完全一样，从外表 上看根本不像是一个大学生。 他与农民工关系铁好。冬天太冷，他和民工们挤住在一个马棚里。那年月，民 工们更穷更苦，连褥子也没有，睡在干草上。只有他带了一个褥子，自己不铺，挂 在门口，为大家挡风。大家的心底热烘烘的。 1985年之后，他担任了第三乡分场场长。 仍然是拼命三郎的作风，干活不要命。平时在工地上，他随身带着干粮，如果 放到地上，常常会冻成冰疙瘩，所以只得捆在腰里，饿了就啃一口，渴了就抓一把 雪塞进嘴里。 一次冬天，上山砍柴，他口渴了，就用斧头挖雪吃，不料冰冰的斧刃与舌头粘 在了一起，无法分开。他只好大张着嘴，咬着斧头。猛一用力，斧头分开了，舌头 上的肉却被粘下来，血淋淋的 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把油松引进到塞罕坝。为此，他进行了多年的试验，又与 北京林业大学的王教授一起联合攻关。 1988年之后，病情突然出现恶化症状，最终渐进至肺心病，进而呼吸困难，心 肺衰竭。 最后的日子，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用笔写。把同学们找到床前，一一交代， 写了好多张纸，每天写得满头大汗。 他又让把北京林业大学的王教授请来，用笔商讨引进油松事宜，他写：“我不 服气，这是我最大的心事，最大的遗憾！”写着写着，泪水又浸湿了纸页。 一直哭，一直写，后来不能写了，只能颤抖着用眼神交流。 最后的时刻，他疼得喘不过气来，脸憋得紫紫，但眼睛一直圆睁着。妻子号哭 着说，你放心吧，我还让孩子搞林，把油松引上塞罕坝！ 这时候，他闭上了眼，平静地走了。 1990年7 月，曹国刚去世，享年50岁。 石怀义：“反革命”的追求 石怀义，承德双滦区偏桥镇人，1944年3 月生，承德农业专科学校毕业，1962 年上坝。 石怀义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人，爱写诗。 1964年，他因写信反映工作待遇不平等的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主要 成员，被下放到大梨树沟营林区管制劳动。 白天干活，晚上挨打。用三角橡胶皮带抽打，用红荆条抽打，浑身青青红红， 黑黑紫紫。 一边挨打，一边干活，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坝上天凉，露水浓，每天上工的 时候，造反派强迫他走在最前头，用木棍把沿途草叶上的露水全部打掉，他的双腿 裤管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在山上干活，中午吃饭时不许他同餐，直到众人吃完后才 让他吃冷饭，吃剩饭。 常年如此，20多岁的他便染上了严重的风湿病、胃病。骨瘦如柴，面色焦黄， 弱不禁风。 石怀义的专业是育亩，30多年来，对落叶松和樟子松从幼苗到成材之间每一个 时期的发育生长情况，他都有详细的纪录，竟然记录了50多本生长日记。他常常在 半夜起床，观看和记录生长情况。坝上的寒气浸透着他，他的身体更差了。 他在家乡有一个女友，是初中时的同学，两人曾经海誓山盟，互许终身。但由 于他是。反革命“，村里不开证明，不能结婚。女方痴心等待，非他不嫁，一直等 了12年，直到红颜褪去，白发渐生，最后不得已，在家庭强大的压力下，与别人结 婚了。 石怀义大哭一场，彻底埋葬了爱情。 直到1977年，他才与当地一个农村姑娘于淑芬结婚成家。 平反后，他先后任大唤起分场生产股长，三道河口分场场长，大唤起分场书记。 他的工作更主动了。每年10月底，上冻前，要把苗子起床，假植到一个大大的 地窖里，用冰雪埋住根部，几个月不见阳光。他像探视婴儿一样，每天都钻进去， 细细地端详。 第二年春天，植树前，他提着一只桶，桶里装满泥浆，每棵苗下地前都必须浸 透根部，不能失水，不能暴晒。从早晨6 点到晚上7 点，一直工作在山上。春天造 林的最佳时间是25天，从4 月20日到5 月15日，一刻也不能耽误啊。 他的风湿病更厉害了。 腿已经完全变形，走路要借助拐杖，但仍然每天上山。 二三十年过去了，塞罕坝上宜林土地都已绿化。下一个课题就是石质山地如何 造林？他一直在探索着，试验着。 经过几年实践，他与技术员邓宝珠一起，终于探索出了一个全新的“干插缝造 林法”。 这是一项巨大的发明，很快被推广到各分场。从此，坝上的石质山地也开始披 上了绿衣。 但是，他的风湿病却是越来越厉害了，双腿绞痛，不能走路。但他仍然每天让 人把他搀到山上，坐在地头，看着大家植树。 2005年2 月，类风湿转肾衰竭，石怀义怅然去世，享年61岁。 我去采访的时候，在大唤起分场就餐。给我们餐桌服务的一位老年妇女，竟然 就是石怀义的妻子于淑芬。60多岁了，还当服务员，端盘子洗碗。场领导无奈地告 诉我，没有办法啊，于大嫂的身份是农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为了照顾她，分 场给她提供了这么一个岗位，每月800 元钱。 董加仑：无青春，不爱情 董加仑，1943年生，济南市人，1962年毕业于林业部白城林业技术干部学校。 来到坝上后，他一直是拖拉机手。 由于是地主成分，父亲历史上又有问题，他从来没有奢望调回济南。 董加仑在济南有一位美丽的初恋女友，等了他5 年，见他调动无望，就分手了。 1970年，他在家人的介绍下，与一位相貌普通，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士结婚了， 女方在一家玻璃仪器厂工作。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他做妻子工作，希望调来 团聚。妻子犹豫了两年，决定亲自来塞罕坝体验一下，没想到体验过后，却死活也 不来了，并闹起了离婚。两个人从此便进入了长期的冷战状态。 没有电话，没有电报。回济南一趟，多么遥远啊，单程就要三天时间，来回则 需要一个星期。写一封信呢，来回也要一个多月。 妻子不来，他也调不回去，本来感情就勉强，现在见面就争吵。就这样，信也 懒得写了，过年也懒得回去了。渐渐地，夫妻的感情竟然淡化为水。女儿从小与他 没见几面，本来缺乏亲情，又受到母亲影响，对他竟然也不理不睬了。 他是一个老实人，便只有把力气用在工作上。 那一年春天，拖拉机落入一个深深的水淖中，怎么也找不到车前的挂钩，无法 拖出来。这时候，只见他脱光衣服，一下子跳进冰冷的水里，潜到底部，把钢绳准 准地挂在牵引钩上。 可怜一个大男人，竟然孤身一生。 一天三顿饭吃食堂，晚上就抱着收音机，听广播，听邓丽君，听李玲玉。有时 候，他会感到一种通天彻地的悲哀，就无来由地大哭起来。 是啊，他的青春呢，他的爱情呢。 一切都远去了！ 只落得满头白发，满脸沟壑。 2003年，他退休了。这一年，与他冷战一生的妻子也郁郁而死。 他回去，为妻子举行了一个真诚的葬礼。站在妻子的遗像前，他呜呜地痛哭着， 哭得天晕地暗，哭妻子，更哭自己。他与妻子之间，到底谁错了呢？ 谁也没有错，错的是自己这一生的命运！ 后来，他干脆把老宅买掉，彻底告别济南。 既然这一生都献给了塞罕坝，那么干脆也把骨灰献给这里吧。 2007年底，65岁的董加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黄昏恋，与昔日好友兼同学曾祥谦 的遗孀陈彦娴结婚。 平生第一次有了家的温暖。他特别爱干家务，挂窗帘，拖地、养花、养鱼，掀 日历，洗碗…… 听着那一声声细微的声响，像音乐，像歌声，像童年，像初恋，那么温馨，那 么芳香，那么动听……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