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是我早就想说给大家的话。 作家张平的《天网》、《法撼汾西》出版以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 可以说是轰动。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 两本书刚出版，就有几十家报刊连载或选载；数十家电台连续广播，北京文艺 台应听众要求，还播了第二次。紧接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话剧和连环画。 电影、电视连续剧获得了“华表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最后吃了官司，被送上 法庭，尽管最后官司赢了，却又沸沸扬扬了一年。一次接一次的轰动，使大家在关 注两本书的同时，也关心着我。 期间，我先后收到1500多封信，接了数不清的电话，接待来访者300 多人次， 接受记者采访（包括记者招待会）100 多人次。大家向我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深 刻的；询问的情况是书外的、关切的；讨论的问题是企盼的、热望的。总之，感情 是真挚的、热烈的、诚恳的，每一封信、每一次电话和来访，都曾使我激动不已。 山东省某县一名乡干部，因买不到书，便从《大众日报》上把连载的《天网》 一期不短地裁剪下来，装订得整整齐齐，千里迢迢专程来找我，就为让我在上边签 个名。他的淳朴，他的热诚，不允许我有半点的怀疑。想留他吃饭、住宿，他说啥 也不肯，搭当天的车返回去了。河南省某县30多位中层干部到本省林州市参观，返 程时绕道山西临汾，只求同我见一面，谈几个问题，合个影。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 度提了自己要提的问题，心思透亮，语言直截了当。看得出他们不仅都读了，而且 读得很仔细。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不少离退休老干部，有些曾是省部级老同志的来信， 更是“上纲上线”对作品主题剖析得非常深刻，读来很受教育和启发。他们不仅自 己读，而且推荐给家人和同事，成了两本书的宣读者。广州军区原政治部副主任江 峰将军的夫人、离休老干部苏毅大姐，自费购买《天网》500 本，先赠给亲友、战 友阅读，要求写出读后感，并在《广州日报》辟专栏发表。随后以74岁高龄搞了 “赠书万里行”。到北京受到她的老领导、原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亲切接见，曾 大姐对她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题写了“反腐倡廉万里行”条幅。她的“赠书万 里行”正式更名为“反腐倡廉万里行”了。她在抗大二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90高 龄的孙毅将军接见了她，挥毫写下了“扬正气惩腐恶”六个大字。途经太原访问了 作家张平，见到了正在拍摄电影《天网》的著名导演谢铁骊，向剧组捐款2000元。 她到临汾同我交谈了两天一夜，到我的出生地并工作多年的洪洞县，到故事发生地 汾西县进行了考察。回到广州把材料整理出来，办了“迎香港回归、反腐倡廉万里 行”家庭展览，参观者络绎不绝，《南海潮》、《岭南松》杂志作了详细报道。我 在汾西县工作时的一位年轻副书记，调行署一个经济开发部门工作，起初跑项目、 搞引资难度较大，但有人得知他同我一起工作过，了解两本书的故事时，话题有了， 情感热了。于是每次外出，带几本由我签了名的书作“敲门砖”。他自己说“一敲 就灵，效果特好。”有人还托他给我带回名片、茶叶作纪念。1996年春节，我收到 从四川、江苏、福建、北京、河南等地寄来的瓜子6 份。附信中说从书里得知我戒 烟后染上了嗑瓜子的习惯，瓜子虽小，情意深重。没想到细心的朋友们，还特别注 意到了这个细节，“千里寄瓜子”，我领了这份心意。 我参加了群众出版社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也单独接受了采访多次，来信来访来 电话的就更多了。多是关心官司胜负、关心两本书的命运、关心张平的情况、关心 我的身体和安全。 运城地区某县5 位农民来访，说他们是村民推选出的代表，如果法院还开庭， 他们将去300 人声援张平。我向他们介绍了庭审情况，相信法院会依法办事。现在 是法制社会，兴师动众声援代替不了法律。他们又提出捐款支援张平，说他们知道 作家很穷，打官司要花很多钱，怕张平打官司打穷了，影响了写作，“我们老百姓 心疼他啊！”河北省邯郸市一位农村支部书记兼村办企业董事长在电话里说：“我 是个农村干部，帮不了张平什么忙，但我们村里富了，请你转告张平，如果打官司 用钱，请他说话，我们可以包下来。”河南省某市一位村长兼董事长，自己开车来 看我，询问了我的工作、生活情况，看了我的住房后说：“你的事，官司的事，我 都说不成什么，只是觉得现在的工作对你不合适，如果你愿意的话，辞去这个局长， 我会高薪聘请你当我的顾问。”驻守在雪域高原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在信中说，边疆 哨所锻炼出他吃苦耐劳的精神，边防战士的职责，使他练出一身武艺，复员后愿意 到我身边工作，保卫我的安全。有两名留学海外的莘莘学子，要我调整好心情，锻 炼好身体，不要有后顾之忧，他们学成后愿意为我提供晚年的生活费用。每逢节日， 我家的电话很忙，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一声声问候，一声声祝贺，都使我暖流盈 身，感激非常。 说心里话，我这个人很矛盾。做为农民的儿子，共产党员，我的向往是能为老 百姓办点事，不辜负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追求过高官厚禄，更没刻 意要当什么“青天”。我一方面认为，“青天”思想是封建残余，它使人们产生一 种人身依附关系，使老百姓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能出个好官身上。这与当 今清明社会的发展，同共产党的目标是不相容的。但另一方面认为，共产党的每一 个干部在老百姓眼里，都应该是个“清官”，是个“青天”。绝不应成为老百姓唾 骂的“昏官”、“脏官”和“狗官”。 我祖籍山西洪洞，世代农民。4 岁丧父，39岁就孀居的母亲，凭着她坚韧的意 志和能遭能受的性格，把我们拉扯大。虽糠菜度日，生活艰难，拼上姐姐、哥哥当 文盲当农民，硬是含辛茹苦供我读书。没钱上中学，才上了两级师范。9 岁上就提 篮卖菜，后来卖过蒸红薯、卖过水果，担煤卖炭，割草喂猪养牛。生活的熏陶，母 亲的甘苦，学校的教育，使我从骨子里深深地刻下对穷人、对弱人的同情，对坏人、 恶人的憎恨。对本来是好人因为有了钱有了权就变坏的人，更是厌恶和不屑。这成 了我的基本的性格和对人对事的本能。 视老百姓为“衣食父母”，是我为官的根本观念。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 过。我鄙视那些当了个小小“芝麻官”，就自称或互称“父母官”的人。觉得他们 不但颠倒了关系，还卑微、不自量，甚至是卑鄙，是无耻。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 百姓的，穿着老百姓的，怎么头上多了顶顶戴花翎，就要当“民之父母”，就成了 “衣食父母”的“父母官”呢？ 我不能理解的是当了共产党的官，为啥害怕老百姓，为啥嫌恶老百姓。对老百 姓摆架子，颐指气使。他们深居简出，不愿意见老百姓。下基层前呼后拥，沿途戒 严，警车开道，甚至防暴队护卫。名曰视察，视而不察；形似深入，却入而不深。 鲜花锣鼓，夹道欢迎，即笑逐颜开，对这里工作就满意，于是就一切都好了。如遇 群众上访，恳求反映情况（冤情）甚至堵门、拦车，仿佛大敌当前，或驱散、或拖 开，这里的工作就算出了大问题。每当及此，下边的官们怎不吓得胆颤心惊，面如 土色。以后那敢再允许此类情况发生呢？我们的伟大导师曾谆谆教导，我们的权力 是人民给的。哪有共产党的干部害怕群众的道理。老百姓也知道见官特别是见大官 是要冒风险的。大凡如此，不是有重要情况，就是有极大冤情。倾诉几句，送份材 料，认为对你说、送给你顶事，能解决问题。这是老百姓对你的信任，他有什么错 呢？包拯遇到这种情况，是这样处理的：“半夜三更，大雨倾盆，拦轿告状，必有 冤情。”喝令左右：“落轿，听诉。”我们为啥就不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呢？ 权力是人民给的，官帽却是领导发的。升降荣辱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老百姓 说了算。这是问题的实质。 有鉴于此，便有了“约法三章”；便有了常委定期轮班接待群众；便有了提前 出“布告”，定时定点到边远山区接待群众。在成百上千的来访群众中，就有了陈 培基（李荣才原形）、曹建祥（刘黑娃原形）、赵水龙（李水淼原形）以及李大娘、 郭秀荣等等。 是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吗？不是。是给别人难堪吗？不是。是效法封建社会 的“青天大老爷”，自己要当“青天”吗？更不是。只是觉得我们是共产党，执掌 一方百姓，应使他们“安居乐业”。“安居”是乐业的前提，“乐业”是“安居” 的归宿。作为一级党委和政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还谈什么改造贫困，发展经济 呢？ 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县委书记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党的方针、政策要依托这个 环节去落实，许多工作要依托这个环节去具体操作。要抓的事很多。比如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经济开发，教育振兴、扶贫帮穷、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等，这无疑都是有 益于老百姓的大事。但具体到每个老百姓身上还有他们的大事，比如承包土地、建 房子、娶媳妇，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生命财产要有保障等等。这些在他们看来，对 他们来说是天大的事。你认为我修路让你方便，让你脱贫致富，这是大事。他认为 有人欺侮我，我连日子都无法过，这还不是大事？根本的矛盾往往从这里产生。官 们眼里的大事，老百姓从来不说是小事。老百姓的大事，官们不仅认为是小事，而 且可以说成是“鸡毛蒜皮”，“陈谷子烂芝麻”。“大事都忙不过来，哪还顾得这 些小事”。不接见，是因为忙大事；推和拖，是因为事情小；找多了，斥之为“纠 缠”，下跪、哭诉、拦驾，那就是“无理取闹”，“不稳定因素”，而要采取必要 措施了。甚至当着老百姓的面能说出“我不管”、“我管不了”的话。老百姓咋能 不凉心，不绝望呢？ 县委书记绝不仅仅是个具体的人，它是个位子，是个形象。党的方针、国家的 政策、法令，老百姓都从县委书记身上看。很难想象当官不理民事，不把老百姓的 事当做大事。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老百姓从我们手里连个公道也讨不到，求个 “安居乐业”也不行，他们会对我们的党和政府怎么看。 说实在的，我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县委书记，家有妻儿老少，也具七情六欲。 同样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一生在党政机关工作，也深谙官场的滋味。我何尝不想仕 途顺畅，前程远大呢？何尝不知道惹恼领导，得罪同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的至 亲挚友曾好心的劝慰告诫说：“所以能为老百姓办点事，是因为有现在这个位子。 如果连自己也保护不了，连这个位子也保不住，还能为老百姓办事吗？如果有个更 高的位子，不就能在更大的范围里为更多的老百姓办事吗？”这话说得对，但我怎 么也做不到。我总觉得做官是为做事，而不能做事为了做官。做官不做事，做一点 事就是为了做更大的官，我是不会取的。 你要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吗？一边是基层组织的书记，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强占集体和群众的财产，凌辱群众的人格，践踏公民的权利。一边是受欺压的百姓， 家破人亡的孤老，他们只求有个安生日子过而不能。这样的现状摆着不去抓，还说 什么党建呢？是维护党纪国法，维护党的威望和形象呢？还是迁就放纵同僚，照顾 后台的面子呢？泾渭分明，我必须做出选择。 你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搞普及法律常识，用法律规范干部群众的行为吗？一 边是法盲遍地，因不懂法而犯法，甚至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一边是执法 犯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徇情枉法，贪赃卖法。执法者自己不学法、不懂法， 还怕老百姓懂法。“干部学法是为了执法，群众学法是为了守法”。百姓犯法是一 人，执法者犯法是一片。要抓就得抓执法者犯法。而我们的现行法律中，还没有这 方面的法律。如果不拿出共产党的“杀手锏”，打出党委这块金字招牌，还有谁能 管得了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抓不抓，敢不敢抓，同样要做出选择…… 还有那场官司，事先曾有人找我，说事情都是真实的，但作家有些地方用词不 当。只是状告张平，绝对不牵涉你刘书记。欺骗干部签名也是说此事绝对同刘书记 无关（就这绝大多数还是代签的）。官司打起来了，一边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财 政拨款，有工作班子，有大人物支持，有雇用媒体的强大的原告集团；一边是身单 力薄，靠稿费养家糊口，正在创作《孤儿泪》毫无准备的但敢于直面现实，敢于为 老百姓说话的年轻正直的张平。我要不要站出来，要不要揭露真相，要不要维护正 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做出选择。 所有这些，我必须也只能是毫不含糊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接踵而来的就是因“工作需要”我被免职调离，在家“待业”14个月，被“平 行位移”安排到地区商业局。1997年初，以“档案年龄”到龄退下。我要欣慰地告 诉朋友们，这个商业局长我还真当得不错。虽然不懂业务，却正好抓了商业改革。 有关国有商业改革的论文还拿了全国优秀论文奖。退下来之后，门庭虽冷，倒有了 难得的清静，车马稀疏，免去了许多庸俗的应酬。在洪洞工作近30年，曾业余研究 过明朝初年古大槐树移民的史料，还创立了“古槐文化”，因而被“三晋文化研究 会”推选为常务理事。有生之年能在这方面做点事，也是一件乐事。 有这么多朋友关心着我，我心情坦荡，活得潇洒，自然无怨无悔！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