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历史的长发(1) 历史是一头公有的长发 每个人都应准备一把梳子 从林则徐到吴敬琏——一条老藤，无数苦瓜 鸦片战争一役，大清能臣林则徐并未能为满人的大清帝国和“天不变、道亦不 变”的中华文明打出一个海晏河清的局面。文明板块的撞击，倒是很快震裂了中华 的苍穹，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化作一个“三千年未遇之奇变”的参天问号。 斯时至今，大凡有点家国情怀、历史眼光的中国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 处江湖之远，只要开始迈开思维的脚步，就都无法绕过这块落自苍天的问号—— “如何结束灾难，如何复兴中国”。 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灾难接着灾难，屈辱连着屈辱，危机跟着 危机。对亡国灭种的忧与惧，对中华文明的痛与恨，曾深深折磨着中华的仁人志士 ★，林则徐、魏源奇变一代如此，康梁戊戌一代如此，孙黄辛亥一代如此，陈独秀、 鲁迅五四一代也依旧如此。而绝对孤独中的陈寅恪和顾准同样绕不过“娜拉走后怎 样”的天忧。 “结束灾难，复兴中国”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基本、最核心、也最紧迫的 问题★。改革开放后活跃起来的知识分子，如袁伟时、吴敬琏、茅于轼、朱学勤等， 在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时，也大多把对于“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追 问和求解，视为自己学问研究的第一、同时也是终生的推动力。 1945年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总算缓解，但是神州大地上的灾难却仍未见减少。 其后，一个旧世界被砸烂了。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虫”和“资本主义尾巴” 也被横扫净尽了。但是这个灾难原本就深重的民族和国家，也被推到了奄奄一息的 边缘。浩歌狂热之后，面有菜色的中国人终于看见天上的深渊——与天、地、人 “其乐无穷”地斗了几十年的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和脑袋也被斗得“一无所 有”。 此时，一个并不算高大、也没有多少“帝王相格”和“帝王习气”的身影正从 中国政治舞台的边沿向中心回归，这次真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了——中国的国运 正到了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在后世的史家眼中，这一幕必然悲壮如摩西带领犹太人 走出埃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次真正是“时间开始了”，但是太多的灾难、 太多的屈辱、太多的险恶、太多的绝望、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太多的“无端狂笑无端 哭”，已经让这个民族清醒地体味到“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艰巨、复杂和欲速 不达了。 走过1989年，走过1992年，走进新的千年，也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中 国人用自己的设备遨游了太空，中国经济的起落正在左右世界的物价，中华民族的 信心曲线，正攀向1840年以来的最高点。 自信从来不在举国狂呼“战天斗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出现，真正的 自信总是与清醒和谦虚为伍。 所以, 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才会成为 数千年来人类最有力的棒喝。 第四代中国领导人，是最自信也是最清醒、谦虚的一代，所以他们对人的极限 是清醒的，对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屈辱和绝望是深有感受的，对复兴中国的 困难是有充分估计的。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对着哈佛大学的学生说： “中国要达到美国这样的水平，至少还要两百年的时间，几代十几代人的奋斗。” 时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参天的问号，仍然高悬天空！ 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从旧中国的“士农工商”到新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在中国的社会生态群落 中，商人群体，除非不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被割掉之后，知识分子 就成了垫底的臭老九，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孤例。看来连商人都不能容忍的 年代，瞧不起商人的“士”也是不会好过的！），只要存在则始终都是排到末尾。 晚清和民国尽管专门制定了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但是这毕竟不是我们文明和社会自 发演变的结果，而是因应危机的被动选择，所以在主流意识当中，商人的地位并没 有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必成众矢之的。 晚清和民国都鼓励工商业，但是传统文明中蔑视商人和随意干扰经商活动的惯 性，仍然让中国商人无法真正地生存，光是地方官吏的压榨就难以承受，为此很多 中国商人选择了与洋人挂靠的办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戴“洋帽子”★。通过戴 “洋帽子”确实为他们的生意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欺压，但是他们因此而获 得的“洋买办”和“假洋鬼子”称号，至今还是中国话语中分量很重的蔑称。 在一个以做官为本位而且对商人歧视和不信任的社会里，“官办企业”、“国 有企业”的出现自然是必然的结果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国，再到“一大二公” 的苏式计划经济，其实“官有”、“官办”、“国有”思想可以说一脉相承的。中 国人对“官有”、“官办”、“国有”始终有最大的热情，只是名称、推行手段和 实现程度的不同而已。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就 算他们获得巨大的成功后，也要用“官与士”的油彩来涂抹自己，以便在这个蔑视 商人的社会之中获得体面和安全。晋商如此，徽商如此，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典 型。 与这么一个社会生态和文明意识相对应，英雄的名分便不可能与商人有任何联 系。一个因为贞洁而饿死或者自杀的妇女可以成为英雄，一个为表孝道而自残甚至 是虐待和残害儿童（自己的儿女）的愚夫都可能成为官方表彰的英雄，成为见经见 传的楷模。但是一个商人绝不可以，哪怕他是清白的，哪怕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传承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际上是做官 高，因为“学而优则仕”才能兑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而商人最合适的帽子 还是“重利轻别离”的“奸商”和“小人”——我们的文明认定了“无奸不商”的 逻辑。 这么一种文明意识和社会生态结构，加上缺少“灵魂的认真”（周国平语）， 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官方以外的社会力量存在，不可能有官本 位的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体系。 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官为本位的一元权力结构始终无法打破， 以官为本位的一元社会体系、一元文化价值体系、一元话语体系始终难以消解。我 们的国度几千年来就像一锅粥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始终无法像欧洲一样做到“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而这么一种文明和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静态的封闭循环，为了追求这种稳定 的封闭循环，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子民和社会肌体进行削足适履的“阉割”—— “才行反时者杀无赦”★。任何有别于主流的独立思考，任何掌握财富和资源的商 贾，往往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理论和知识创新的学术力 量，缺乏能够调动较大笔资本和资源的商业力量，这个社会就只能像闻一多所说的 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在这样的社会，不仅老百姓只有“做稳了奴才”和“求 做奴才而不得”两种状态，只有这样，现代文明的璀璨明珠才可能在我们的家园上 盛放光芒，我们的社会才能既可以与手执权柄的高位重权相处，又可跟富可敌国的 巨商大贾相安，还可以跟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大哲狂儒相对，如此，我们才可以 真正缔造和进入一个完善的和谐社会。要知道，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 的书桌。 小岗村、中国香港、浙江——邓小平的“过河石头” 为了走出埃及，摩西带领犹太人履海而行。为了走出灾难和落后，邓小平带领 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不喜欢在人间造神，自己也不伪装成神。他深知人造之神的险恶与阴毒， 他深知中国必须走出“旧约”，必须走出人造之神的阴影。 邓小平不是神，但他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圣经——简洁明了、平白如水，却有高 山大海般的力量。 有人留恋高呼万岁、凭票买粮的日子，但是邓小平说：“不改革不发展，只有 死路一条！”有人看不惯以前上衣的兜兜比自己少两个的人比自己过得还好，邓小 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习惯了按指示和文件办事的人不习惯新有的自由， 邓小平说：“不要争论，要敢闯敢试！”每一句话都和他的身材一样短小精悍，但 每一句话都像一颗子弹一样，有力地射向潜藏在那些恐惧的灵魂深处的撒旦。 过河，摸着石头过河！ 回望历史，我们仿佛听得见急流的水声，看得见踏入急流的一个矮小身影。 然而，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一群被折磨得两股战战的灵魂，一群未曾真正 温饱过的生灵，一切又谈何容易？ 但第一块石头被摸到了。摸出这块石头的是一群农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批 农民。那些喉舌媒体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伟大崇高、意义重大，但是，这些农民 兄弟可是提着脑袋冒死一试的。马克思把农民比喻成散乱的土豆，毛泽东也把中国 农民说成是一盘散沙，必须装进结结实实的麻袋。他们看不见散沙中藏着金子和钻 石，看不到单纯、粗犷的头颅中潜藏的能量和智慧。小岗村的农民是幸运的，因为 在他们之前，多少中国农民因为作同样的尝试和思考，而惨遭批判，被投进监狱， 甚至是断送了性命★。 小岗村的故事成了中国所有报纸的头条后，被饿死了上千万的中国农民，也开 始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按级别、凭票证、排长队购买粮食的风景线和无数瘟疫 般的历史滑稽剧，一起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子。 几乎同时，第二块石头也摸到了。香港，这个启动了一种没落文明形态土崩瓦 解的进程、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开始在烈焰里焚烧的地方，此时成了打开古老中国 的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成为撬动了一个大国命运的支点。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