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三年前我离开时相比，技术科最大的变化就是其主要任务已由军品为主、民 品为辅转变成了民品为主、军品为辅。为了研究和设计开发民品，厂里专门抽调领 导干部和技术人员，成立了产品设计研究室，设计研究室与技术科平级，在党群组 织关系上归技术科党支部领导，业务上和技术科一起由总工程师领导。设计研究室 根据市场和用户需要，对我厂生产的“蓝箭”130 汽车进行了一系列改进，设计出 了十多种不同型号规格的汽车，使我厂顺利完成了从军品生产向民品生产转变的艰 巨任务。在技术部门工作，虽然我干的是专职支部书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专业技 术工作。我甚至完全服从领导安排，在厂办中专班兼任了《机械零件设计》的讲课 老师。因此，1983年仍被评聘为助理工程师。 　　1985年，经工厂和省国防科工办推荐，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 专科班学习。1987年毕业回厂，被评聘为经济师，担任厂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在 厂长李庆芳和总工程师张学之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和办公室六七个同志花大力 气抓了企业管理标准、工作标准的制定实施和以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为 主要内容的企业标准体系建设，同时也抓了以计算机辅助企业管理为重点的企业现 代化管理推广工作。首先，我们提出了我厂标准体系的结构类型和层次意见（后来 发表在云南省标准计量局、云南计量测试学会、云南省标准化协会主办的《云南标 准计量与质量》杂志1990年第4 期上），然后发动和组织全厂所有单位、部门分别 拟订提出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标准及每个干部职工的岗位工作标准，经企业管理 办公室修改审定后，由厂长批准发布实施。这项工作在厂里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作， 须制定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几千个。遗憾的是直到1990年 12 月我离开工厂的时候， 也没能把它做完。推行现代化管理，主要是使用计算进行财务管理。我们的计算机 技术人员，到开远铁路局、昆明南天计算机生产厂进行了认真地考察学习，并结合 我厂实际，编制了我厂财务管理系统软件，同时对全厂会计、统计和办事员进行了 计算机操作使用培训。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广了使用计算机对企业的成本核算、财 务收支、统计报表进行管理，大大减少了财务统计人的工作量和工作差错，提高了 工作效率，很受财务统计人员的欢迎。 　　在我担任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期间，企业改革最时髦的做法，就是由某些政府 主管部门出面搞“拉郎配”，把一部分企业召集在一起，成立企业集团。这样做， 对某些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是有好处的，但是给国家和企业带来的却是损失和危 害。当时我们厂已经和省内外几十家企业搞过六次大联合，成立过“蓝箭汽车总厂”、 “蓝箭汽车集团公司”之类的横向联合组织，结果都失败了，工厂损失数百万元。 就是这样，上级部门和工厂领导却仍一意孤行，硬是到昆明租房成立了“云南省轻 型汽车集团公司”，并跑到成都去参加了“西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我经过研究 思考，写了《对云南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反思》一文，发表在云南经济研究所主办 的《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11期上，对这种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也许就是这篇 文章，使我成了“捅马蜂窝”和犯上作乱的人。然而实践证明，我当时的看法是完 全正确的，西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垮了，云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垮了，蓝箭汽车总 厂也散伙了。 　　整个建厂期间，我们的生活都是很艰苦的。到厂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是在马 厩里度过的。年三十晚，带家属的职工都回自己的小家了，一起来的同学也走得只 剩下我和赵福康、杨文贵我们三人了。厂长薛得胜、副厂长曹福生带着我们留下来 的七八个单身职工，在油毛毡盖的简易厨房里，自己动手包了一顿饺子。我和赵福 康、杨文贵，还有卫生所的医生甘祖旺4 人，从初一到初三都没有走出马厩，因为 外面下大雪，天气很冷。我们从食堂里把定量供应的肉食退了出来，又从附近镇子 的集市上买来3 只大阉鸡和一些蔬菜，在马厩里生起了昼夜不熄的焦炭火，杀鸡炖 肉，喝酒玩牌，通宵达旦。可惜这样的日子，每年只有三天，其余时间吃的大多是 开水煮白菜。那时，粮食肉食副食什么都是定量的，每人每月半公斤肉，最多吃两 顿。带家属的职工，必须自己到两公里远的镇食品组去买。食品组每周只卖一次肉， 天一亮就得去排队，大家看着食品组的王麻子他们慢慢起来，洗脸、烧水、杀猪， 猪杀好后，他们还要将最好的肉先割上一块去炒了喝酒，酒足饭饱才来砍肉。到正 式卖肉的时候，一般都快中午十二点了。那年头买肉，人人都挑肥拣瘦，都希望能 够买到点肥肉当油吃。因此砍到瘦肉的时候，人们一个个都跑开了，砍到肥肉的时 候，大家又一窝蜂地挤了上去。排在前面的一两点钟可以买到，排在后面的要到四 五点钟才能买上，有时肉卖光了还买不上，白排队一场。由于缺乏油水，粮食定量 又低，除了锻造打铁的少数工人之外，大多数人的粮食都不够吃，大家不得不到附 近生产队农民收过的庄稼地里去刨土豆和捡蚕豆来吃。 　　后来人们发现了新的食物来源，那就是曲靖坝子里的鱼虾和泥鳅、黄鳝，周围 山上的斑鸠、野兔和村子里的麻雀。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山珍海味。 　　曲靖坝子是云南众多的坝子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较大的坝子之一，有珠江的上 游南盘江从坝子中间流过，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以称得上是滇东北 的明珠，云南的鱼米之乡。南盘江两岸，有平展展的稻田和纵横交错的排灌沟渠， 还有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池塘，小的几亩，大的几百亩，池塘的水从未干过。池塘 里生长有大量鱼虾，绝大多数是鲫鱼，也有少量鲤鱼和草鱼。沟渠里，除了有小鱼 小虾之外，边上还有密密麻麻的黄鳝洞，每个洞里都有黄鳝。当地农民很不吃这些 东西，因此有的鲤鱼草鱼长到了七八公斤，有的鲫鱼长到了七八公两，黄鳝也有长 到两尺多长的，像长蛇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于是乎，拿鱼捞虾钓黄鳝，便成了厂 里职工们用以谋生的第二职业，每个礼拜天都会有几百人到坝子中去从事第二职业 的工作。 　　捞虾的活最简单，只要用尼龙丝织个捞兜，到池塘边或沟渠里水草密集的方去 捞就会有收获。稻子黄的时候，农民要扒开田埂，让田里的水都流到沟渠池塘里去， 放干田水割稻子。这时只要用捞兜和篾箩之类的东西，接住扒开的水口，就能接到 许多谷花鱼和小虾。 　　钓黄鳝是最累人的活，要用0 。8 毫米左右粗细的钢丝，做成一尺来长的钓钩， 穿上蚯蚓，或蹲或趴在田埂岸边去钓。一会站起来，一会蹲下去，一天下来，浑身 像散了架一样。钓黄鳝还特别费劲，当黄鳝咬上了钩，你要将它从洞里往外拉时， 它总是要死命往里缩，和你相持一段时间后，才会慢慢跟随你出洞。特别是又粗又 长的黄鳝，有的可以和你相持五六分钟。黄鳝被拉出洞口15公分左右，你就必须马 上将右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形成钳子把它死死钳住，否则它一旦挣脱，你就别想 再抓住它。刚开始时黄鳝很多，每天可以钓两三公斤。 　　钓鱼是技术含量极高的活，要想获得丰收，必须有高超的技术、系统的知识和 丰富的经验。钓鱼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懂得以时 间、空间、条件为转移，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方法，才能把鱼从水里钓上来。 比如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一天中的上午、中午、下午，鱼的活动进食情 况都是不同的，必须随时调整下钩的地点、水线的深浅，把钩放到有鱼在的地方， 才能钓着鱼。池塘里的鱼，江河里的鱼，沟渠里的鱼，它们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 也是各不相同的，只有掌握了不同地点的鱼类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采取对症下药 的方法，才能让他们自觉自愿上钩。还有不同的鱼类、不同的季节，它们喜吃的东 西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喜欢荤，有时喜欢素，只有区别不同情况，投其所好，使用 不同的鱼饵，才能叫它们高高兴兴上钩。江里的鱼流动性大，而且比较分散，好钓 的时候非常好钓，不好钓的时候一条也钓不着，关键是把握时机。最好钓的时机， 是下游的响水大坝下闸关水，江水向上游倒灌，通江的河沟涨水的时候。这时江里 的鱼抢上水，成群结队往河沟里跑，到这些通江的河沟里钓鱼，十拿九稳的丰收。 池塘里的鱼，相对比较集中，只要方法得当，一年四季都能钓上鱼来。我们一般是 春秋钓塘湾草边沿，夏钓浅滩草窝，冬钓深水草下。在沟渠里，我们钓的是“走马” 鱼，即撒许多窝子，一个窝子一次只钓条把鱼，边走边钓，边钓边走，钓完一遍， 再走一遍，周而复始。离厂最近的大池塘叫大烂塘，由四五个连通的塘子组成，约 三百亩，可同时容纳几百人一起钓鱼。开头那几年，塘子里鱼很多，一人一天可以 钓两三公斤。以后逐渐下降，七八年后，每天钓半公斤鱼都很困难。 　　曲靖坝子的四周都是山，近山低山是灌木和草丛，远山高山是森林。森林里生 活着一群群斑鸠，少的几十只一群，多的几百只一群。每年田里的稻子收割完后， 每天早晚它们都会成群结队地飞到坝子里来捡食掉在田里的谷粒。草丛和灌木丛里， 有许多野兔，它们白天在草丛和灌木丛里睡觉，晚上出来吃草或偷吃庄稼。坝子中 间和边沿的山脚下，分布着一个个农家村子，小的几十户人家，大的上百户甚至几 百户人家，村子里的麻雀成千上万。开始我们用原始的弹弓打鸟，只能打麻雀，而 且效率很低，一天顶多能打三四十只。后来用气枪打，不但能打麻雀，还能打斑鸠， 效率也大大提高，一天能打上百只麻雀。接着发展到用鸟枪打，效率成几倍、几十 倍提高，不但能打麻雀斑鸠，还能打野兔。 　　打麻雀只能在冬天，最好是很冷的下雪天，麻雀饿极了，就会一大群一大群的 飞到田里找食吃。它们密密麻麻地落在田埂上，就像是堆上去似的，把整条田埂都 覆盖住了。只要用弹丸像碎米一样大的子弹，顺着田埂扫射，一枪准能打下百把只。 　　打斑鸠和打麻雀几乎是同一季节，每天上午七八点和下午四五点，山林里的斑 鸠会像战场上一架架俯冲扫射的飞机一样，一群一群的从高山上的树林里冲到田里 来找食吃。吃饱过后，它们会先飞到田边地头的树上歇一阵，然后在飞回途中作一 次短暂停歇，最后飞回到山林里去。显然，打斑鸠的最好时机，就是在它们吃饱过 后歇在田边地头的树上和飞回途中停歇的时候。这时候，常常是一棵树上几十只斑 鸠密密麻麻地歇在一起，你只要隐蔽靠近歇满了斑鸠的树，朝着树上大致瞄准开枪， 每开一枪都会有三五只斑鸠落下来。厂里打斑鸠的老手，是一个叫陈小飞的转业军 人和他的妻子，夫妻俩一人一支枪，两人基本上都是百发百中。有一次，他们发现 了一个斑鸠飞回途中停歇的地方，是在离坝子边沿1 公里左右的小山坡上，哪里有 几家人家，人家背后孤零零的长着棵大麻栎树，10来米高，树叶都落光了，歇在上 面的斑鸠，每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陈小飞夫妻二人很有办法，他们在大树上方 的土坎上挖了个刚好够他们二人坐进去的洞，用草把洞口遮挡起来，他们二人则抱 着子弹上膛的枪支坐在里面，等树上的斑鸠歇满了，他们就开一枪。二人轮流着， 你一枪我一枪，到了太阳落山时，大麻栎树根上堆满了打死的斑鸠，捡拢来一数， 共有97只，20多公斤，装了一大麻袋。拿回家里，自己吃不完，每家三只五只地分 了不少给隔壁邻居。职工手里的猎枪越来越多，不到五年功夫，成群的斑鸠基本上 见不着了，偶尔能见到三五只，也是远远的看见人就飞走了。 　　打兔子主要在晚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夜里兔子被手电光突然照着的时候， 十几秒钟之内，它会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想不起逃跑。这样我们就像矿工那样， 把手电固定在头上，手里握着开关，忽开忽关，满山照射。一旦照到兔子，举枪便 打，弹无虚发。 　　在那个年代，人们基本上还没有什么自然环保意识，生活又是那样艰苦，不管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只要能抓到的都会抓来吃，更何况还都是些 山珍海味、美味佳肴！我儿子就出生在那个时候，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国家一共就 供应过两包奶粉，多半是靠吃野味长大的。那时候，只要不安排加班，每个礼拜天 我都会去钓鱼钓黄鳝，钓回来以后，用洗衣服的大盆养起来，钓一天吃一个礼拜。 几个月大的时候，我们用鲫鱼熬汤，用纱布滤去骨刺，再搅进米粉给他吃。稍微长 大以后，便直接让他吃野味的汤和肉。因此，虽然当时生活艰苦，但儿子的生长发 育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我的婚姻、家庭，是在云南机器五厂建立的。我的感情生活，是最单纯和最简 单不过的了，我从小腼腆羞涩，和妻子恋爱结婚以前，没有和其他姑娘真正谈过恋 爱。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下晚自习回宿舍的路上，班里一个女同学从后面 往我衣兜里塞了几个熟透的李子，回到宿舍后我就把它吃了，又甜又香。李子的味 道我长久不忘，可姑娘为什么给我李子的问题，我却一直不知道去想。同学之间互 相开男女配对的玩笑，我也会羞得面红耳赤，不好意思再和对方说话，甚至长时间 不愿理睬人家。小学毕业的时候，听到母亲说要给我物色对象，我急得和母亲大吼 大叫起来，弄得母亲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念初中的时候，班上已有同学在半公 开的恋爱，可我因为是班长、共青团员，不敢越雷池半步。初中毕业后，才开始有 青春的萌动，在县上进行粮食收购助征员培训时，认识了一位学姐，回到粮管所后， 我给她写了第一封爱慕信，她没回我信。我到云南一工校报到时，路过她们那里， 在她们那里住了一夜，面谈过一次，彼此有所了解。我在路上给她写了第二封信， 一到学校就收到了她的回信，知道她对我也还是有一定好感的，可是为了我的学业， 我们还是中断了通信。在云南一工校，班上的女生都是城市女孩，我们这些乡下的 穷小子，当然是碰也不敢去碰了。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厂里尽是男孩，女孩凤毛 麟角，像大熊猫一样珍贵。直到1970年和1971年，厂里分别从曲靖、宣威、陆良、 宜良招进了一批学工，从文山、砚山、邱北招进了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共五 六百人，厂里的女孩才多了起来，我们也才有了恋爱成家的希望与可能。 　　我妻子庞景云是云南文山人，1969年上山下乡到邱北县曰者公社插队落户，1971 年被厂里从邱北县招工进厂，分配到安装连（当时车间叫连）当学工，开刨床，并 负责团支部工作。她们刚进厂时，临时住在我的同事陈毛凡家隔壁，我和她就是在 陈毛凡家的饭桌上，经陈毛凡夫妇介绍认识的。1972年成立厂团委，我俩都被选为 团委委员，经常在一起开会，我们就慢慢熟悉了起来。那时我任团委副书记，晚上 常常会到办公室刻印些材料，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会主动跑来帮着我做些印刷整理 装订的工作。时间一长，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种心照不宣，但谁都不讲出来，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我俩的宿舍，距离不到10米，有时我们五六个、七八个同 学聚在一起改善生活，我把她也叫来和我们一起吃喝，一起吹牛谈天。后来她干脆 买了煤油炉子和锅灶，我俩一起在她住处开起了小火，当然是她做好饭菜，我吃现 成。1975年春节，她母亲从安徽来到厂里看望我们，然后一起回文山过春节。在文 山，她母亲、外婆和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婚事敲定了。她母亲走的时候，给我们买了 些结婚用的东西，并嘱咐我们，回厂以后，稍做准备，就抓紧时间，简简单单地把 婚事办了。那年头结婚，也确实非常简单，回到厂里后，同学们七手八脚地帮我做 了个高低柜，我自己做了4 个小凳子，买了张吃饭的小圆桌，厂里租给了1 间十多 平方米的住房和1 张双人床、1 张三抽桌、1 把靠椅、1 个方凳，每月全部租金加 水电费不到一块二毛钱，之后到曲靖城关镇领了结婚证，就算结婚了。婚礼很简单， 大家坐在一起，吃糖抽烟嗑瓜子，领导讲讲话，我们唱首歌，也就结束了。双方的 同学朋友、同事领导送的礼物也很简单，主要是脸盆、毛巾、枕巾、铝锅、暖瓶之 类的生活用品。也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凑起来送一个床单或一个澡盆的。婚后她和 我一起回老家，见过了我的母亲和妹妹，回来就一起生活了。 　　1976年，我们的儿子刀波出生了，生的头一天妻子都还在上班，从家到车间走 了两个来回，共走了十来公里路。早上起来喊肚子疼，送进厂职工医院观察，中午 转曲靖妇幼医院，哎哟——哎哟地从早上8 点喊叫到晚上8 点都没能生下来。她一 天没吃没喝，嘴唇都开裂了，叫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后来简直变成喘粗气了。我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断地去问医生，医生则对我说，你急也没 用，不到时候孩子是不会出来的。曲靖妇幼医院是从上海整体搬迁来的，医院的规 章制度非常严格，晚上7 点我被护士赶出了病房，9 点被工作人员从病房外的走廊 上赶出了大门，我只好到隔壁的旅馆住下。这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天一亮便马上 跑到医院，值班人员不让进，说探视病人要到 9点后才准进。我坐立不安地等了整 整两个小时，9 点跑到妇产科一问，医生告诉我说，昨天晚上11点45分生了，住在 某某号病房。我马上跑到病房，妻子对我说的第句话是“生了个儿子，我现在又饿 又累又渴”。我说不出来当时是什么心情，有高兴，有愧疚，有后怕，有感动，还 有对将来莫名其妙的忧愁。我说：“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煮鸡蛋！”提上鸡蛋和红 糖就往伙房跑。后来妻子才慢慢跟我讲，我们这次是难产，医生不但动用了产钳， 还动用了手术刀，使我更加感到后怕。她还和我讲，孩子一生下来，她突然就感到 浑身轻松，又想吃东西，又想喝水，可我却不在她身旁。直到被医生护士推进病房 后，她才请邻床的一个产妇给她倒了两大碗冷开水喝。这次陪妻子生产，给我的最 大感受就是，做女人真不容易，母亲最伟大！我不能让妻子再生孩子了！1979年厂 里给了我们生育第二胎的指标，我们不但没有再生，而且马上办领了独生子女证。 　　我们的儿子小的时候，是个聪明伶俐、非常懂事的孩子。1980年，他还不到4 岁时，他奶奶病重住院，因为从生下来他奶奶都没见过他，于是我决意带他赶回老 家看望奶奶，让奶奶看看自己的小孙子。那时候从昆明到我们老家的公路还是很窄 的碎石路，汽车要走四天半。回去的时候，我们从昆明坐飞机到思茅，从思茅坐汽 车到家，少坐了三天汽车，还不觉得怎么累。可是回来的时候，从老家抱着他坐四 天半汽车到昆明，可就把我累坏了。特别是第四天晚上到玉溪住下的时候，我累得 躺到床上就起不来。当我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时候，儿子悄悄拿上漱口缸，从4 楼 找到2 楼，在2 楼的保温桶里接了一缸开水抬上来给我喝。听到儿子喊“爸爸喝水” 的声音，我睁开眼一看，见他双手捧着口缸站在床边，便问他从哪里打来的水，他 说是从楼下的桶里接的。三岁多的儿子，让我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他长到六岁零 两个月时，赶上厂子弟小学招生报名，学校规定满7 岁的可以直接入学，不满7 岁 的要进行测试。测试时，老师先是让他写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名字，然后让他写 出1 —100 的阿拉伯数字并做两道最简单的加减算术题。写名字没问题，做算术也 没问题，可写阿拉伯数字的时候，写到九十几眼泪就掉下来了，但他还是含泪写到 了一百。他顺利通过了测试，六岁零两个月上了小学一年级。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她妈妈有时会给他5 分或1 毛零花钱，有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路上铺满了冰雪， 远远看见他背着书包走在前面，两只手被冻得通红，抓着两个萝卜，高高地举在肩 膀之上，艰难地往家里走。我以为他又是在帮哪个老师拿菜，追上去就叫他把萝卜 丢掉，可他却对我说：“这是我用妈妈给我的1 角钱买的，我见家里没有菜了。” 我的心像被刀子戳了一样的疼，赶紧把他抱上单车往家推。每天中午和下午，我们 下班都要比他们放学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我们回到家，经常是儿子已经把饭 都煮好了，有时是菜也做好了。但毕竟是六七岁的小孩，有时会把饭烧糊了，如果 糊得不太厉害，还还可以吃的话，他会剥几瓣大蒜插在饭里，这样糊味就没了。如 果糊得太厉害，没法吃了，他就会把它倒了重新煮一锅。每次吃糊饭的时候，他都 抢着糊锅巴吃，说锅巴香。他的拿手菜是炒土豆和蒜叶炒鸡蛋，切不来土豆丝，他 就炒土豆片，蒜叶炒鸡蛋，他只要蒜的叶不要杆，第一次炒的时候，一上桌我就问 他：“小波这蒜叶你洗过了没有？”“啊呀我忘记洗啦！”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我 一边说“以后可别再忘记了”，一边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类事情，我们从来不 责怪他，只是耐心地教他和鼓励他。因此他什么事情都喜欢学喜欢做，七八岁就有 本事用自行车把50斤大米从两公里远的粮管所拉回家来。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的经济就越来越困难了。那时我们夫妻二人每月的工 资加起来只有70多元，我有60多岁老母，她有80多岁外婆，我们都得照顾。每到月 底的时候，经常是扳着指头过日子，一分钱一分钱的计算着花。我抽“金沙江”牌 香烟，每包两毛八分钱，商定是每月15包，10天买一次，每次买 5包。然而，经常 都是上一旬接不着下一旬，特别是到了月底，离发工资还有两三天的时候，基本上 都是我断烟的时候，这时妻子会从仅剩下的块把钱中拿出三毛钱给我买包烟，然后 将剩下的几毛钱平分作每顿的菜金，将就每顿的菜金买菜。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我 垒了鸡窝，用粮店每月按10% 搭配来的苞谷杂粮养鸡。我们的住处，房前屋后的荒 地空地较多，长满野草，还连着厂里的苹果园，养鸡很方便。每天只需喂它少许苞 谷放出去，它就会到处去找食吃。我自己用母鸡孵小鸡，一窝能孵出十多只小鸡来。 我的鸡窝里，经常保持有五六只大鸡，十多只小鸡，每天可以收获两三枚鸡蛋。厂 里许多人家都这样，自己动手，改善生活。 　　云南机器五厂是在文革中建设起来的，文革期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工厂的 生产建设不可能不产生严重干扰。但是由于厂主要党政领导干部、技术干部都是些 军队和地方的老革命，他们中有的人过去曾与日本人拼过刺刀，有的人曾在太行山 兵工厂里造过枪炮，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他们的主导下，文革的干扰和影 响被降到了最小，使工厂能够顺利建成投产并快速发展。 　　文革初期，中央有规定，军事工厂只进行正面宣传教育，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文革运动对建厂的干扰主要还是交通中断、通讯不畅、全国生产工作秩序 不正常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云机五厂真正的文革运动，是到了1969年1 月9 日，全 省搞划线站队时才正式开始的。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谭辅仁，一到云南就干了几件 轰动全省的大事：一是在全省大搞划线站队，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游街示 众，捆绑吊打，打死打伤打残很多人。二是大搞围海造田，差点把美丽的高原明珠 滇池给毁掉了。三是拆毁了好端端的一个工人文化宫，用以修建红太阳广场。谭辅 仁給云南带来的是灾难、死亡和毁灭。特别是他搞的划线站队，在云南演出了一场 “君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布衣之怒，伏尸二人，血流五步”的历史 悲剧，他最终被人用枪打死，和成千上万被划线站队迫害致死的人一起，成了他所 推行的政治路线的牺牲品。 　　1969年1 月初，曲靖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动员安排搞划线站队。 根据三干会的要求，元月9 日，厂党委书记董荣茂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党委和他自己 靠边站，成立厂革命办事组，云机五厂的文革运动正式开始。革命办事组先是组织 群众批斗走资派，让董荣茂、薛得胜他们戴高帽游厂。接着就组织发动搞划线站队， 把全厂职工分成学生组、学工组和老职工组三个组，开展划线站队。学生组里头， 我们学校的同学占大多数，我们的同学里头，站错队的又占大多数，这样学生组就 成了全厂划线站队的重点。学生组的两个组长，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来的，没有云 南两大派的派性。另一个是昆明工学院来的，属站对队的。划线站队从一开始就搞 的是人人过关，凡是站错队的人，个个都得在小组会上进行自我交待，大家则上纲 上线的进行批判，一个一个的过关。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小组会过不了 的，就拿到全厂大会上去过。其间因有人对昆明工学院来的那个组长所讲的事实不 服，发生了相互间的争吵和辱骂，使得小组批判会进行不下去，革命办事组便从学 工组抽了两名身强力壮的二杆子到学生组来当骨干，加强火力。当时正好附近那个 乡镇也正在搞划线站队，要召开所谓的革委会补台大会，清除对立派人员，补充本 派人员。于是就从学生组喊了一部份人去参加大会，让我们开眼界，见世面。大会 就在乡镇的集贸市场召开，大约有两三千人参加，首先是宣读地区革委的文件，把 乡镇革委会中包括主任在内的过半数成员开除出革委会，相应补充本派人员进入革 委会。接着是批斗被开除人员，跪在台下的被批斗人员和陪斗人员黑压压一片，不 下三四百人。批斗会完了，就拉跪在台下的人游街，他们都被挂了很重的黑牌，有 的还被挂了各种假的武器弹药和凶器。我映像最深的是挂在一个身高马大的年轻人 脖子上的转盘机枪，整挺机枪都是钢铁的，枪管是又粗又长的钢管，转盘是一个很 大的齿轮，不下10公斤，整挺机枪的重量，至少35公斤。用细细的铁丝拴起来挂在 脖子上，铁丝一下就勒到肉里看不见了。我只见他用双手紧紧抱着机枪，以减轻脖 子的疼痛。队伍的前后左右都有人看管着他们，就像是一群被押送的俘虏，还有人 不断冲上去对他们拳脚相加。看到这一场景，我们个个毛骨悚然。云南有十多个地 州市，百多个县市，千多个乡镇，照这个乡镇的情况推算，全省被游街示众的干部 群众恐怕上百万。因为是新厂，大家来自不同的单位，以前互不相识，没有直接的 冲突，相互间的矛盾和仇恨不是很深，我厂的划线站队没有搞捆绑吊打，也没有搞 游街示众，仅仅是开批判会而已。和组长争吵辱骂的那个同学，小组已经安排他划 过三次了，依然没有给予通过，让他接着做第四次划的准备。我们都认为，他肯定 是要被拿到全厂大会上去划了，在马厩夜话中，大家编了句顺口溜，叫做“受不完 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划不完的线，流不完的泪。”按小组安排的顺序，还轮不到我 划，可不知为什么，组长突然宣布让我提前划。上午我检查交待，下午大家揭发批 判，竟然一次会议、一天时间就顺利通过了。下来我才知道，原来是管设备订货的 厂领导，第二天要带我去省成套设备局搞设备订货。等到我搞完设备订货回到厂里 时，划线站队已经结束了。厂里的划线站队，虽然不像社会上那样残忍和残酷，但 也造成了职工队伍更大的分裂和对立。 　　划线站队结束后，厂里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主任是部队派来的一个排 长任绍周，对工厂、对生产技术很不了解，对工厂建设难得有什么作为。厂长作为 革命干部代表进革委会任副主任，有名无实。还有两名群众代表任副主任，成员多 是革命办事组人员。党的“九大”过后，他们重点是抓最高指示的学习贯彻，早请 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1970年，厂里开始整党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上级派 大理军分区参谋长陈厚珩率工作队进厂，接替任绍周工作。陈厚珩任党的核心领导 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抓了“一打三反”、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 和儒法斗争。1974年7 、8 、9 三个月，由于上面派来的儒法斗争宣讲团挑动干部 职工打内战，搞得工厂几乎停工停产。1975年，中央下决心解决云南问题，纠正划 线站队错误，把党政军领导班子集中到北京去，开会制定并颁发了省委26号文件。 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过程中，对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原两大派头头采取了必要措施， 克服了派性的影响，并对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不管是哪一派的，都进行了清查惩 治，使云南的局势得到了稳定。然而就在这时，全国的形势出现了反复，邓小平被 永远开除出党，“四人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厂里正是在这 个时候决定搞 19 公里输电线路大会战的，因此有人就说，厂领导班子是以生产压 革命，不带领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却把全厂职工拉上山去搞会战，19公里线路通 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了。好在时隔不到一年，“四人帮”就被彻底粉碎了， 十年文革结束了，文革对工厂生产建设的干扰和影响也就彻底结束了。 　　云南机器五厂，一个包含着我二十二年的青春和心血的工厂，我是永远都不会 忘记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