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学友(艰难岁月)
      
        我在乡政府任办公室主任期间,因工作关系去过几次三道岗子乡政府,恰巧郭
      志彪都在。他不喝酒也不吸烟,就找人陪我吃饭,他坐在一旁和我“家长里短”,
      比喝酒还要兴致。临回来的时候,郭志彪总忘不了给我母亲带些礼物,还有真切的
      问候。
      
        父亲在郭家沤麻坑教书的时候,学校没有主任和校长,父亲是个“负责教师”,
      就是学校的“领导”了,所以我和郭志彪小学毕业证书上盖的就是父亲的印章。那
      时,学校没有教师宿舍,我们的班主任唐国仁老师家在义县,郭志彪家的西屋就是
      唐老师的寝室了,学校和他家只有一墙之隔。
      
        郭志彪被保送到初中,回避了考试的风险。要是现在,一定有人说是父亲和唐
      老师徇私舞弊所为。父亲和唐老师心里没有鬼,做事自然会坦然,那时候的人就是
      那样的“单纯”,根本没有也不会考虑过复杂的问题。假如真的考虑了,或者有人
      去争这个名额,郭志彪也会考上的。但是,郭志彪还是要感谢父亲和唐老师的,这
      种感情大概就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情谊吧。父亲虽然不在世上了,所以,郭志彪
      对父亲的感情永远不会淡化。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个子一直很矮,总是充当打头的角色。上下年级的同学和
      老师很容易注意到我。这就是“天时、地利”吧,我给别人打下的印象很深的缘故,
      多了一点“知名度”。
      
        1998年4 月4 日,一些初中的同学在乡政府所在地罗家房相约聚会,离我们毕
      业已经有37个寒来暑往了。
      
        那天,毕增华打来电话,说他做东,“欢迎周景成从大庆回家看看……”
      
        离别37年了!一个电话过来,慢慢的人生路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暂。那天,凡
      是居住在本乡的同学都到齐了,大家全是半百有余的人了,偶尔照一下镜子恐怕自
      己都难认识自己。
      
        当周景成来到我们中间时,想不到他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我!我很感慨,我们是
      同桌,千万个日出日落的火,竟然没有把我在他的印记中燃灭。
      
        37年,是个什么概念?人由少年变成了老年,由孙子辈变成了爷爷辈,由纯性
      的学生变成了农民、工人、公务员、企业家……漫漫时间的笔,把我们化妆了,我
      们在演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十几个同学、十几双筷子、十几张嘴,比划着、咀嚼着、说笑着,无拘无束、
      我行我素,又回到了当年。变的是年龄、社会角色,不变的是那颗童心,在此时此
      刻。
      
        是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花季的童心,也只能在这一瞬间再
      现,这也是一场戏,一场喜剧。它给人回味,也给你幸福,也有几分惆怅与凄苦,
      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周景成是我多年的同桌。那时,只要老师给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与空间,我和
      他总要“单打独遛”,我们的个头、性格、情趣……如影随形,好像交往不够。遗
      憾的是,他没有念到毕业就去黑龙江当“盲流”了,和全家一起去的,为了吃饱肚
      子,所以我们俩没有毕业合影留念。现在他也经提前退休了,原工作单位是大庆某
      油井的一个运输公司。今天他的来到,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来……
      
        初中毕业的时候,是要照毕业照的。农村没有照相馆,全校4 个班级,200 多
      学生,步行30来华里到三台子火车站上车去新民县城照相,单人、半身、免冠、黑
      白照。
      
        1961年的夏天很是酷热,也是生活最“酷”的时候(不然周景成不会当盲流),
      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县城。我没有足够多的钱和同学们三三两两地
      合影。老师也想到了大多数同学们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宽裕,就没有组织我们拍
      全班的毕业照,大家都很理解,对此心照不宣。你想,饭都吃不饱,那还有那个闲
      情逸致啊。现在觉得很遗憾了,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给我们留下不能弥补的缺
      憾,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兜里的钱,去掉往返的火车费和毕业照的花销,连半斤饼干都买不成了。幸
      好我没有“多余”的钱,不然,我也会像有些同学因为吃了蟹子一个劲地拉肚子。
      
        我们大都是初次见过“大世面”,一切都觉得新鲜,尽管那时的县城很破旧,
      就像一个大村屯。有的同学禁不住诱惑,就在新民火车站前那买了蟹子,只有大拇
      指那么大的蟹子,红红的散发着馨香。我没有吃,躲在远远的地方看人家吃,在咽
      口水,但没有吞噬恶果,幸免一难啊。
      
        在照相馆那,我犹豫了,最后决定买2 两饼干,剩下的钱和芦奎元照了一张合
      影,实在是珍贵。
      
        芦奎元和我很要好,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的哥哥当时在广东音乐学院读书,
      我很是艳羡。周景成走后,我和芦奎元的来往就更多了。芦奎元家较之我家殷实,
      穿的用的很“当代化”,花钱不像我那么“紧巴”。我们的合影,是芦奎元出的钱,
      我出人。可惜的是,保存那么多年的“历史遗迹”,在“文革”中被抄没了,一张
      照片不知道犯了什么法?我清楚的记得,那照片是夹在“论共产党修养”的书中,
      被造反派拿走了。
      
        在毕业紧张的自由复习阶段中,我和芦奎元几乎是形影不离,天天在一起打拼。
      我们俩得益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双双考入新民高中。考上高中的另外两个
      人是刘迺成和田孝明,我们4 个人都是小个子。
      
        在初中和高中,我没有要好的女同学,也不懂得和异性接近,所以就不像有些
      因情窦初开而情思烦躁。当然,这并不是说女性同学对我没有一点印象。恰恰相反,
      有个女同学对我的感情,是我流水人生不能冲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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