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
      
        周春林从部队转业来到乡政府之初,任农会主席。这个农会成立于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它都干了些什么,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历史记录可查;后来是什么时间
      取消的,取消没取消,只有天知道。
      
        形式主义创造了许多类似的机构,类似的机构记载着形式主义永不泯灭的足迹
      与历史文字。这也是一种世俗,就像当官也讲究论资排辈那样。周在部队是连指导
      员,给转业军官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也是约定俗成的天理和世俗。农会主席算老几?
      谁还以为这个角色是土改时地主眼中的怪物值得很多人哆嗦吗?“主席”的名称很
      伟大,但放在他身上就不那么炫目了,没有一个人称呼他“主席”,他自己也觉得
      这个官当得可笑也可怜。时来运转,过了不久,公社有了纪检委员的空缺,我们的
      周主席天经地义地补位啦。
      
        俗话说的好,“多年的大道变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周春林在仕途上从
      不运动、活动、走动,而是靠水到渠成和水大泡倒墙当上了副乡长。
      
        周乡长主管过农业,后来主管乡镇工业。他所分担的工作从来不让主要领导操
      心,这就是水平和能力吧,就是领导“器重”他的原因吧。
      
        1994年9 月末,正是乡镇工业全面启动大力发展的高潮时期,比当年大跃进还
      气势磅礴如火如荼。在周乡长的主导下,乡政府决定兴建一家皮鞋厂,其全称是
      “沈阳市晴天省力保健鞋厂”。鞋厂刚筹建的时候,谁来任厂长还八字没有一撇。
      筹办过程中,一切事宜均由周乡长直接领导下的乡企业公司代管。
      
        代管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在周乡长心中,企业公司一班人没有一个可以胜任厂
      长的料呢?在一方缺人,一方“毛遂自荐”的情势下,我就成了这个厂的厂长了。
      
        为什么我要“毛遂自荐”啊?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从一则民谣说起,这民
      谣把乡政府的干部分成了十类(和前面我说的略有不同):
      
        一类干部是乡长,搂完这厂搂那厂;(类似当今的官商勾结)
      
        二类干部属党委,喜欢什么都得给;(到企业见啥好就拿啥)
      
        三类干部武装部,大盖帽子遮羞布;(吃拿卡要全靠绿军装)
      
        四类干部农田水,一项工程就够本;(高预算低投入包私囊)
      
        五类干部管民政,国家钱财我私用;(不花白不花为己巧花)
      
        六类干部企业办,老婆孩子酒桌转;(花天酒地加鸡犬升天)
      
        七类干部实体站,中午有酒也有饭;(垄断经营又肥吃肥喝)
      
        八类干部青妇联,笔墨纸张都犯难;(有职又无权办事真难)
      
        九类干部事业编,工资奖金真可怜;(文化广播站啥都难赚)
      
        十类干部临时工,上班早点别看钟。(勤奋辛苦看领导颜色)
      
        “十类干部歌”需要注释的地方,就是其中的奥妙。其中一类干部包括党委书
      记,他们的奖金除了“按章所得”之外,“业余”的奖金不计其数。比如,计划生
      育部门完成了指标得到的奖金,就有书记乡长和主管领导的份。一年下来,哪个部
      门都会完成超额完成本年度的工作任务与指标,都会有一笔可观的奖金等待“合理”
      的分配。也就是说,领导的奖金是各个部门的综合、总和,盆满钵盈多多益善。
      “农田水”,过去叫农田办,就是这时的水利站。一有外地的工程下来,上边拨钱,
      下边齐钱,他们的腰包自然在刹那间膨胀了,弄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油水。“实体站”,
      指的是“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和“兽医站”、“农经
      站”、“林业站”。这些站都有行政性的执法权力与收费,靠政策吃饭,有权有钱,
      开心快活。“青妇联”,就是共青团和妇联,有职无权也没钱,干啥啥难,这里仅
      仅是个向上攀爬的阶梯或避风港。
      
        在乡政府,我那时就是个九类干部,被称为臭老九,玩文字的。县财政的定额
      拨款仅仅够三分之一的工资,其余的部分由乡财政补贴,成为花钱的累赘。县里可
      怜乡里,就对广播站隔三差五地下文件,今天让你搞自筹办实体,明天又说新闻工
      作很重要,不能削弱……总而言之,广播站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
      现状弄得你死去活来,又活来死去,谁不顺心都会拿你开刀,拿你当出气筒,获得
      “改革”“新政”的功绩,进行泯灭人性的改造与实验。于是,许多乡镇的同行们,
      为了能够吃碗安稳有序的饱饭,纷纷逃避这个是非之地,寻求新的“生活点”。那
      些暂时还没有出路的,都如同困兽一般在极力地挣脱着、挣扎着。我就是在这种形
      式下“下海”的,当上了厂长,以此来躲避一下“朝秦暮楚”的罹难与尴尬。
      
        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甚至占了主导。我这人有些意气用事,一心想和社会上
      的偏见做一回斗争。那就是,“难道乡镇企业真的搞不好吗”?真的是“大家拿,
      拿大家吗”?我不服气,决定试试!
      
        乡镇企业,人人都认为是一块肥肉,一块乐土,一方“共产”主义的天堂,这
      是事实。是的,在那里,“大人大拿”、“小人小拿”,“是人就拿”,拿来拿去
      后,大家大业就被大家大爷拿空了。
      
        罗家房乡70年代就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新兴服装厂”,尤其是生产的童装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曾占据北京沈阳等大市场的一角。到了80年代,也就是赵国林任党
      委书记的时候,新兴服装厂江河日下,门户洞开,被“大家拿”得几乎是家徒四壁。
      先批伸手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大人们,“大家”们。大人们“开拿”有很体面的
      说辞:“我看咱厂子的呢子大衣不错,给我做一件,我先给钱……”厂长笑着说:
      “好说好说,做不好不要钱,您别先交了。”
      
        大衣很快就做好了,旋即由厂长亲自送到府上,合体、称心,但不如意!
      
        这厂长姓张,抠门儿,收了人家的“成本费”,还觉得太照顾人家了,心里一
      个劲地“亏了”。厂长不甚如意,大人更是不如意,心里说“呵呵,哪有这么办事
      的?”
      
        没过几天,张厂长“搬家”了,换了人家“可信”的人继任。这个人姓啥就别
      说了,相当于姓“赵”,天下第一姓。“赵厂长”的信条是“吃不穷,花不穷,看
      不出门道才受穷”。从此,好端端的服装厂,从大人开始拿开始,到吃穷、喝穷结
      束。门道就在其中,尽人皆知也。
      
        罗家房乡还有许多前景可观的乡镇企业,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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