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
为了不“犯病”，做个“正经巴北”（很根本、很老实）的庄稼人，一个不过
问政治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与选择，我努力的方向。在这条路上，我走过
了3 年，已经修炼成为一名庄稼院的好把式。种地、铲地、割地、扬场、簸簸箕、
铡草、倒粪、打坯、垛墙、苫草房……所有的农活我都熟烂于心也得心应手。唯独
赶车、扶犁，对于我来说虽有半仙之体，但不算行家里手，说起来这里有一个是不
是理由的理由。
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法则！生产队的车老板，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
政治标签，成份高的不能用，历史上有问题的禁止用。
我们8 队有个叫王永和的社员，解放前和解放初一直赶大车。这人赶车的本事
在十里八村都有那么一号，别看他40刚过，但堪称是赶车的师爷。别人打鞭子只会
一个撇，他可以左右开弓，鞭子一甩上下前后都能打出响来，打出八面威风，无论
多么暴烈的骡马，见到他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可惜他是上中农成份，英雄无用武之
地，空有一身绝技在手，和我一样只好成年累月地遛垄沟，与车马无缘。就是这个
原因吧，我没有一点赶车扶犁的念头，生怕“犯病”。
俗话说得好：人有当时之灾，马有转缰之病。万一牲畜有个头疼脑热的，阶级
斗争这个大帽子谁也戴不起。再说了，赶大车那可是生产队的七等人啊，你凭什么
从九等人晋级为七等人？等于天方夜谭。
60年代的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土草房，房墙都是土加水和成泥垛起来的。垛墙
是建新房最为重的一环，“百年大计，垛墙第一”，墙垛得不好，房子还能结实吗？
七扭八歪的也不成体统。于是间，谁家垛墙都得请高手“掌叉子”。
“掌叉子”的人在垛墙的人中是“八级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担当这个角色，
只能去挑水、和泥，打下手。那几年，我就成了“掌叉子”的人了，只要有盖房子
的人家，都请我去帮工，完全是义务的。到晚上喝酒的时候，东家和各位工匠一定
把你让到炕头的位置，那是规矩也是习俗。或许是却之不恭吧，我也不虚情假意地
推辞。
在农村有句话，叫“看人下菜碟”，也称作“花子‘且’豆腐菜，什么‘且’
什么待”（注：花子即要饭的，且，东北的俗称，即客人，没有这个字，以谐音代
替）。因为我这把手技高一筹“不一般”，晚上那顿招待也就相对别人家的丰了盛
许多。
“看人下菜碟”，在这里并不是“势力眼”，而是体现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对
你的偏爱与器重。就这个原因，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壮年，总爱和我一起去帮工，大
家跟着沾光，你的脸上也有光。
垛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计，但我会安排，跟我帮工的不费瞎劲，和在生产队的
劳动强度差不多，只是少挣一天的工分，还能得到难得的“改善”。你想，在平时
谁舍得大鱼大肉的消费啊，所以我们就把帮工作为一个特殊的节日来过。对于我，
帮工还有另外的惊喜。
你帮工搭进一天的工分，却得到情感的融洽与密切。垒起了别人的墙，也为自
己竖起了口碑。在红卫兵那，你还得到“政治表现”不错的印象，这就叫不“犯病”，
“健康”是福啊。可是，那时候我完全忘记了一句名言，“福兮祸所致”。
昆虫有趋光性，人大概就有“趋利性”。即使没有先天的“趋利性”，“文革”
的烘炉也会给你陶炼出来。我们8 队的组长，就向着光明“趋利”去了，鸟往高处
飞嘛，只是我飞不走，对此无可厚非，不会妄论。
组长，是个很正统，历史很悠久的官衔，旧社会叫“打头的”，现在也这么叫，
官方称为组长。当官的都得有个“长”字是吧，借以淡化旧社会的色彩，又让你感
到荣幸。
打头的的职责就是分配活计，领着一帮伙计处处干在前头。在旧社会有个规矩，
吃饭的时候饭盆放在打头的旁边，他负责给伙计们盛饭。那就是说，你不能自顾自
己吃饭，吃好了就去干活，伙计们还没吃饱，受得了吗？给别人盛饭，你就得最后
一个吃完，这恐怕也是伙计们长期争取来的一种权利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头的要睡在靠门的地方，俨然是只头雁。那个位子在夜间
容易被出出进进解手的伙计搅醒，这个苦就得你来吃，这个罪就得你来遭，让伙计
养足精神，反之，干活的时候就会被你打头的拖垮。
生产队的打头的属于几等人呢？难以界定。说他是九等人吧，他不挨抠，还可
以抠别人。说他在九等人之上吧，他还天天和九等人一起“遛垄沟”！就这个角色，
一般人还干不了，缺了他还不行，只得用每天多给一分来招募来诱惑。
8 队好几天没有组长了，队长惶惶不可终日。
那天，他起大早去李书记家请示，让我当组长。李书记听后先是眉头一皱，思
考了片刻也点头了。他跟队长说：还是过去那句话，监督使用，改造利用……就这
样，我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全公社惟一一个上中农成份的组长，党委通过的，严
肃通过的。
当组长就当组长吧，不管怎么说我比九等人还多挣一分，不然不也得天天遛垄
沟吗？
我当组长，队长就成了“甩手当家的”了，几乎没有他可以操心的事了。先铲
哪块地，派谁去放牛，什么时候编筐打帘子准备秋收……一切农活井然有序地进行。
组长的权利也不小吧，安排劳动由你，休息时间长短、收工早晚，都是你一锤
定音。
农村的杂节很多，除了法定的五一、十一，还有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而
农民非常重视的还有一些“鬼节”——清明节要上坟烧纸，农历七月十五的“七月
节”也得给死去的人“送钱”换季，“十月节”的农历十月初一更得去墓地看看先
人在冬季里是否有柴有米……
无论是正式的节日还是习俗的节日，打头的都得心中有数，或提前下班，或晚
点上班，想法给予社员一种节日的感觉。队长也是人，心里不高兴，嘴上还得同意，
对我的安排不闻不问，默许。我在“抓革命”上违背了政治形势，但在“抓生产”
上一点也不含糊，耽误一些时间加把劲就出来了，生产要紧，吃饭时第一件大事。
在组长的位子上，我算得上顺风顺水，队长社员都满意。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
我却逆风逆水，难有开心一笑。
人常说，“人要不顺茬，喝水都塞牙”。就在我安于一日两餐，“中午饽饽，
晚上喝喝”的幸福中，“塞牙”的祸终于所致了。
那时候，社员早上都不吃饭就下地干活，为了节省粮食。中午，家家户户都吃
大饼子，不然下午干活就没有力气。到了晚上，那晚餐就是“喝喝”，喝过稀粥就
睡觉。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没有谁找你麻烦，就是福。
那一天夜里12点钟，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起来！开门！”
半夜敲门，肯定有什么急事！我的心门被心血堵塞了，血流静止了。
我赶忙走到外屋，看看是怎么回事。
门还用开吗？那时候没有贼，也没有土匪，家家的门都不上栓，敲门人不请自
进。
其中的一个人我认识，是本大队的曲作明，原来的大队会计，后来的进校老贫
农。其余的3 个陌生人面目狰狞，满脸的杀气。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许动，面墙站着！”
随后，曲作明在我的背后严厉地交代：
“我们是按省里的指示，到你家来搜查的，你要老实！”
夜深人静，他们大声的咆哮吓得全家人不知所措。我是家里惟一一个大老爷们，
已经被人控制了，她们没有半点安全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孩子吓得哇哇直哭。
那咱父亲早被关押起来了，好长时间不让回家，也不允许家人去看望，犹如生死两
别。
我面墙没有动，在揣摩究竟为什么要“抄家”。
“我们是三道岗子公社革委会的，你父亲是反革命，他已经交代了所有的罪行，
我们是来搜查罪证的！”
另一个人更是咄咄逼人直言不讳：
“有一把日本战刀，你藏在什么地方了？快把它拿出来！”
说完，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看着我，其余3 个人闯进里屋里，用同样口气
命令包括祖母在内的所有人，“不许乱动！否则后果严重！”
妻子抱着一岁多的孩子，没有听他们的那一套，大声质问道：
“喊什么喊！半夜三更的，吓着孩子！”
她还敢顶撞革命派，我没有预料到。那三个陌生人正要采取行动，曲作明“良
心发现”：
“算了，她是贫下中农，跟他们不一样。”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发现”，而是他看到我要“鱼死网破”。
就我那时候的体力和情绪，对付他们几个，起码能赚回一个。这就应了“横的
怕不要命的”那句话。一个大丈夫不能保全自己的祖母、母亲、几个妹妹、妻子儿
郎活着还有意义吗？还有颜面吗？我不怕死，他们怕死，才“良心发现”！
这把日本军刀，是父亲与傅良己老师在回回营教书时切菜用的刀，今天却成了
反革命的罪证。
1964年回家劳动后，我按照高中物理的知识，自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不需要
电池做能源。这样的收音机，即便在房顶上安着高高的天线，也只能接收到3 个电
台的广播。3 个电台有中央台、辽宁台和苏联对华的汉语广播。为了接收安全的要
求，必须设置一个与地面接触面积大，有相当深度的地线。这个地线就是那把战刀
了。
我清楚了他们的来意，心里也就踏实了。
他们很谨慎，不让我去取那把战刀，生怕我捅死他们。我在两个人的看守下，
另外两个人去西房墙那搜战刀。
取出了战刀，又逼我说出其他的罪恶，我一口咬定“没有！”，他们就动手自
己搜查。霎时间，里屋外屋一片狼藉。忽然，他们在我的图书中发现了“论共产党
员修养”，如获至宝。
他们总算得到兴师问罪的口实：
“你不老实！这不是罪证是什么？啊！”
我没有回答，我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不要忘记，我是连毛主席的
著作都不学习的人。那么，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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