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的农民（艰难潜行） 　　我当会计的风，不知道是怎么吹进一位公社领导的耳朵里，他的大脑受到了强 烈的刺激，就像他的位子被我霸占了一样，对我耿耿于怀不可一世。他没有多想， 立即下了诛除异己的决定，不然就会有“阶级敌人的复辟”的危险，害怕我这个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全公社蔓延开来，夺无产阶级的权。 　　其实，我当会计是经过李队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生仁研究后决定的，有关的 公社领导也默许了，只是公社党委没有立会讨论通过，他才不知道。 　　事到如今骑虎难下，一个坚持留用，一个坚持清除，我无能为力，只好坐观其 变。 　　后来，经过大队与公社的一番沟通，又考虑李队长“我们生产队确实没有这样 的人才”的实际情况，最后给我的结论如下：“改造使用，监督利用”的“八字宪 法”。 　　“改造”，我不反对，上山下乡就是来改造世界观的，石维书记不止一次地强 调过，我们都表了态。但是，“监督”让我难以理解。响应党的号召，学习董加耕 邢燕子，放弃高考，到广阔天地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也是个 革命青年，怎么还要监督我？这就是石维书记曾经说过的，对我们要“高看一眼， 重视十分”吗？ 　　我们这批新民县最原始的知识青年，唯独我遭到了冷遇，叫我心寒。我不晓得 我的革命道路该怎么走，我的前途“路在何方”？ 　　和我同样回新兴公社务农的同学还有苗雨新，我和他的境遇实在是天壤之别。 苗雨新从学校回来后就去了公社“报到”，不久就参加了“四清”工作队，成为后 备干部，到法库县农村锻炼。 　　我和他脚前脚后也去了公社“报到”，这是石维书记告诉我们的，以引起公社 党委对我们的重视。来到公社，是一个党委委员接待的我，我不好意思问人家姓什 么叫什么，只记得他对我说的话—— 　　“报到不报到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回家干活嘛。” 　　说过，他就被另一个公社干部叫走了。他没有和我告别，我呆呆地发愣。 　　我们的个人档案，毕业后由学校转到公社，档案中所有的“秘密”，那个接待 我的公社干部再糊涂也得看几眼吧。人家所以“不重视”我，而轻视我，还是我的 家庭出身与个人表现，决定了他对我的态度。而苗雨新和我就截然不同了，在学校 他就是班级里的干部，共青团员，贫农成份……他的人生之路，步步春风得意，处 处凯歌高奏。我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时，他早就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了。 　　我丝毫没有当官的欲望，只是想解除压抑在心中的阴影，才不懈地去努力、探 寻、追求，去追逐阳光，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是会计，名义上的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所以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 也有我参加的资格。但我总是直不起腰板，总有一种阶级敌人混进革命队伍的感觉， 总有一种被人监督的恐慌而随时都会被清除的危机感，像做贼，也像一个十恶不赦 的罪犯。 　　1965年初春，也许那就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日子吧。大队党支部责成李队长同 我正式谈话，也就是公社团委委托大队党支部和我谈话，我被正式批准为共青团员。 　　一个青年入团，由党的组织和你谈话，而不是团的组织，高级别的背景还是我 的家庭成份问题使然。超常的谈话，给你不寻常的感受，你要接受对你超常的要求， 和不寻常时期的不寻常表现。 　　说实话，我的不寻常表现，就是我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其他的没有。我所 以能够入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赶上了一个不寻常的时期。 　　大概是1964年年末，周总理去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看望上海知识青年时，发表 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讲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对于别人 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对于我，这个讲话就是阳光，驱散了我心中经久不散的阴 霾。 　　我就是落实“讲话”的受益者，也是有关领导落实“讲话”树立的典型，“各 取所需，各有所得”。这样的定位，是不为过的。 　　“讲话”过后，“重在政治表现”的空气浓烈于全国，很多地主富农的子弟都 入了团。辽宁日报也刊出了女青年孙云杰，同地主家庭的父母决裂，光荣地成为无 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我打算看它三遍，但看了一遍过后，我的 心情就十分的矛盾了。 　　看标题，我为她感到高兴，那是她一生的幸运，因为我入团都是那么的艰难， 何况她能入党啊。当我看到她入党的经历时又感到万分的酸楚，最后不忍心再看那 篇报道，把报纸烧了。然而，烧不掉情节难以化为灰烬叫我遗忘。 　　为了入党，和父母决裂，孙云杰搬出了家门，甚至不管她的父亲叫爸爸。在生 产队的大会小会上，孙云杰毫不留情地揭发她父亲的“罪恶”……以这种革命的行 为换取一个党员的称号，写在“文革”时期的小说里还可以，把它变成活生生的现 实令人惊骇。 　　我没有像孙云杰那样背叛家庭，那是我的祖父祖母没有什么罪恶需要我来忏悔， 我心安理得，没有一点的精神上的压力。 　　我是一名团员了，觉得前程一片光明，可以轻轻松松地干好自己的工作了。李 队长对我更加放手放心，他不再背什么用人不当的包袱而缩手缩脚。打那以后，很 多“内政外交”都交给我来处理，即使日理万机我也在所不辞，难得对我的信任， 仕为知己者死嘛。 　　流行的“十等人”中，我排在第四，但我问心无愧，也有目共睹。于是，那个 时候我的威信为人如日中天。 　　1965年5 月，大队党支部对团支部进行了一次改组，决定由我担任团支部书记， 并得到公社党委的批准。和我同时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还有团山子大队的曲作星， 他的家庭成份也是上中农。虽然那时的政治空气布满了春风，但“异己份子”能像 鸡毛一样上天还是麟毛风角，我们有了自尊自爱的空间。 　　团支部书记，是大队的兼职干部，身份仍旧是农民。兼职干部不能再兼职会计 了，8 队的会计由比我小3 岁的董向国接任。好长时期我帮他当会计，不多挣一个 工分，还得负责帐目，直到他“独立”为止，我才撤出“殖民地”。 　　大队的兼职干部不脱离生产劳动，干“公务”由大队记工分，秋后再和生产队 算帐。大队没事可做的时候，你就回生产队劳动，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的“级 别”高了，“地位”却下降了，“声誉”则与日俱增。 　　60年代的团员是很受人尊重的，可以用“形象高大”来概括，决不夸张。你是 团员，用人的部门或单位就高看一眼，同等条件下就优先录用你。换言之，团员是 一种荣誉与资格，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那时候，没有一个青年不要求进步的，要 求入团的申请书随时交给你。每天里都有青年要求和你谈话，许多家长也加入与你 的谈话中来。每每这时，我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从来不把他们按家庭成份、社会关 系区别对待。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大队的团员由原来的20几名，发展到了近40名。 　　“谈话”是一项耗时费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各项活动却是易 如反掌。 　　或开会，或活动，只要你通知一两个人就行了，然后一个传一个，保准一个不 落地准时到会、到场。用不着你用广播大喊大叫的，那咱也没有广播。开会和义务 劳动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不占用劳动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但每个人有一颗火热 的心，去燃烧着每一个人。一群青年人在一起，就是一团不息的篝火，燃烧在今晚， 照亮的是明天。 　　那时候我21岁，还没有处对象，也没有心仪的人。屈指算来，16年前还是旧社 会，而封建的习俗依然占据庄稼院的心田，人们最厌恶的就是“品行不端”。男女 青年可以在一起“共事”，但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控制你那微妙的眼神，否 则就会闹出是非来，一辈子都洗不清的“前科”。所以，我和青年谈话都要带上一 个男性的支委，在即不受干扰又很公开的场合下进行。是的，好多团支部书记就因 为不加检点而身败名裂，甚至遗臭万年。 　　等我到一把的年纪了，闲聊的时候还有人取笑：“那时候，你搞几十个女人都 不费吹灰之力，他们都追你……” 　　“那时农村有几个高中生啊？你又是帅哥……” 　　团支部的工作很多，这完全是我“自找”的，或者说是团员与青年的热情鼓励 着我，推动着我，感染着我。我一边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要给新会计充电， 还要把我的主业干好，构成了我“双管齐下”的年代。尽管有些透支，但回顾起来 还是值得我慰藉的啊。我无愧我的“雄心勃勃”，那是我当时的心声；我无憾我曾 经的“野心勃勃”，那是我一路的足音。我有过辉煌，有过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页， 永远为之骄傲。 　　-------- 　　流行小说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