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
      
        从初中时起,班级教室后面的“生活园地”,还有教室外面墙上的黑板报就被
      我承包了,成了我耕耘的责任田。到了高中,我的承保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除
      了班级的黑板报,学校的好多块黑版报也纳入我的势力范围了。
      
        板报组的成员很风光,因为你有才,彩色的粉笔经过你在黝黑底色上的涂鸦后,
      会吸引很多的眼球,我也为自己的奉献精神自我陶醉过。但是,换来的确是李老师
      对我的责难与罪过。
      
        我喜欢绘画与书法,虽然没有很深的造诣。初中的时候我是图画课代表,教图
      画的老师齐增发,几乎天天在课后领着我们各班级的课代表到街上去写标语画宣传
      画。记得初二的课代表有杨焕忠(病故),初一的有孟庆贵、陈云贵等所有的图画
      课代表,组成一个“白灰班子”。20世纪初,孟庆贵当上了沈阳市东陵区的区委书
      记,他的名字就改为“孟庆桂”了。这倒不是他当了官,就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形象
      而改名字,而是我也觉得他早就该改了。
      
        自从我认识他,我就没听过有人叫他“孟庆贵”的,“孟庆贵”的后面总带个
      儿化韵,就成了“孟庆贵儿”。好多带“贵”的人名,我们那都是这个叫法,无论
      年老年少。改成了“桂”,音同字不同,“桂”的后面是没有人习惯给“儿化韵”
      的。一儿化韵,“贵儿”和“棍儿”同音,我们常常取笑他,让他去抬水,因为他
      是“棍儿”
      
        写字画画这活很辛苦,抬着水桶和白灰,走街串巷,写“人民公社好”、“总
      路线万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腿遛酸了,胳膊写酸了,眼睛瞪酸了,
      衣服成了迷彩服,人人都是大花脸,我们就落个“白灰班子”的雅号。
      
        我就是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了一技之长,却也成了我遭到李老师“误会”的一
      个原由。
      
        写板报都是牺牲个人的自习时间来笔耕的,而且每个星期都要更换一次新的内
      容,这样黑板报才能日新月异茁壮成长。一个星期下来,至少要奉献出四节自习课,
      还得忍受酷暑严寒对你的考验与蹂躏。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是,“荒芜了课业,去搞
      副业”。到了高二,学习更紧张了,几个板报组的成员商定,利用星期六下午大扫
      除的时间写黑板报。
      
        我们的一厢情愿得到好多班主任的爱心回应,唯独李老师看不见我们的秋波。
      他见我不在大扫除的现场,便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了定论:逃避劳动,并在全班面前
      给予我严肃的批评!虽然他后来知道我在写黑板报了,但我还是不能由“坏”变
      “好”,继续坚持“既定方针”——利用课余时间写黑板报,不能变相脱离集体活
      动!
      
        什么是课余时间?早起晚睡,违反就寝制度,不行;不上课去写,相当于逃学,
      不可;饭后进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不能;劳动时间来完成,此路已经不通……思
      来想去,只有自习时间可以委屈自己,才不违师意。
      
        农民说时间就是粮食,商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医生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说,
      时间就是知识。没有知识哪来的粮食、金钱、生命?至少会减产、破财、损寿吧。
      怎么才会弥补我损失的时间?我常在班会、校会、报告会、联欢会的时间里偷偷地
      看书,看俄语单词……李老师发现后就给我戴上一顶顶大帽子,什么“不求进步”、
      “不问政治”、“白专道路”、“自我奋斗”,说我影响极坏……这就是我被学校
      定位“个别生”,他心中“坏学生”的资本。
      
        我不怨恨世道的不公和命运的不济,只怪我没摊上一个将心比心,向善博爱,
      理解他人的老师,才因福得祸。
      
        本来在板报组可以凭我的表现与“精神”一显身手,可以赢得学校和老师对我
      的好感与青睐,进入“好”的领地。可惜的是,再好的机遇,再好的东风,一到我
      这不是变味就是走形,就逆转。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没打住狐狸还惹了一屁股臊。
      事到如今,我不信命也信了。从我初二时“暑假放牛不讨好”,到“写板报有功也
      是过”,我就是那“噘嘴骡子”,从来都是驴价钱。
      
        到了高三,学校终于有了恻隐之心,不再让我担任板报组的成员了,但不幸绝
      不会因此而止步。
      
        他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位老师,刘文孝。刘老师很年轻,中文系毕业,文静加
      白皙,乳白色的眼镜加少言寡语构成一个和数——白面书生。南方的口音与矜持的
      神情,让你很难洞悉他内心深处的世界究竟都有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难以掩饰的,
      刘老师积极要求进步。
      
        我们班的王莲芝是我新民六中3 年4 班的同学,也是班级里为数不多的团员之
      一,她透露说:“刘老师一个学期要写十几篇入团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他以要求进
      步青年的名义,和我们班里的每个团员都谈过话……”他真诚地表示:“要很好的
      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脱胎换骨,同自己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早日加入团组织,干一
      番革命事业……”
      
        韩安梅,学生会主席,学校团委副书记,后来的共产党员,是一面鲜亮的政治
      旗子。在刘老师的眼睛里,她就是他要求进步能否成为现实的关键人物。你想,学
      校团委能不听取她的意见吗?可以说,对于刘老师,韩安梅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相反,刘老师得处处看韩安梅的眼色行事,时时刻刻在猜度韩安梅的心思心事,以
      博得她的欢心。
      
        韩安梅所“担心”的就是我。我耿直,爱“直罗锅”,所以她对我小心翼翼又
      如鲠在喉。我学习好,夺去了许多对她的“偏爱”,淡化了她的色彩……于是,刘
      老师对韩安梅亦步亦趋,极尽讨好之能事。
      
        韩安梅入党后不久,就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学雷锋活动,去县
      城的各个街道修路。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才收工,好多同学回到教室就趴在书桌上睡
      着了。我触景生情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了“生活园地”里。主观上是提醒大家学
      雷锋和学习两不误才好,客观上这就闯了大祸,给人以口实。刘老师、韩安梅一唱
      一和,其实是一拍即合,我的毕业鉴定才有了那“反对学雷锋”的一条,为我高考
      亮起了红牌!
      
        就在我放弃高考的不久,刘老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
      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接班人。对此,与其说是韩安梅对与她合作的回报,不如
      说是我的牺牲献给他的厚礼。这,就叫荣辱与共吗?反正都在其中。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老矣,才不敢再有什么遗憾了,只是有个谜团恐怕今生
      今世都无法得到开释。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刘老师了,他和他的前妻离婚了,回到了
      云南,不知他落脚何处。
      
        我在想,毕业鉴定中,“打击进步”、“不靠近团组织”、“反对学习毛主席
      著作”……这些你还可以维持原判,其中那“对参加农业生产没有认识”你还要坚
      持吗?那么,最终的鉴定又是怎样的呢?
      
        带着让我不能安心的疑问,“文革”前后我几次回到学校找有关的领导和老师
      “探讨”,结果一无所获,反而更加叫我迷雾重重。
      
        张祖明老师没有教过我任何课程,但我和全校师生一样很敬重他。他是语文组
      的组长,党员。1964年张老师把他漂亮的妻妹介绍给刘老师为妻,他们成了实实在
      在的亲戚,也是那个年代“猫与老鼠”和平相处的典型,看来张老师失去了政治立
      场,刘老师得到了政治靠山。不然,即使有韩安梅为他摇旗呐喊,也难过张老师这
      道关,张老师可是响当当政治中坚,学科的骨干啊!
      
        “文革”后的刘老师,再也用不着张老师这杆大旗为他遮风挡雨了,有了自己
      坚硬的翅膀可以扶摇直上。张老师“郎才女貌”的“自作多情”,难以抗拒“政治
      剪刀差”的切力,平衡终于被打破了,剪断了老实人办老实事的传统观念,隐隐作
      痛,悔之晚矣。
      
        12年的寒窗苦读,受益匪浅,但所有教过我的30多位老师没有一个教我怎样去
      生活,更没有人告诉我怎样去当个农民。我心仪的无缘实现,没有想到的却向你款
      款而来,就好比刘老师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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