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明：我在异乡孤独地生活着 我们幼年文工队共五十多人，是1951年3 月8 日随二军军长郭鹏一起从长沙 出发的，因为他要回新疆，就把我们捎带上了，所以我们这批进疆女兵可能是人 数最少的一批。 我是湖南郴州人，三岁丧父后，母亲改嫁，所以只能跟着叔叔过。当时郴州 号召我们参军是以抗美援朝的名义。说是九军的人已开往朝鲜了，只有番号还留 在国内。 我到新疆后，分在二十七师七十九团，该团驻地在和硕滩，那是一个很穷很 苦的地方。只有戈壁滩，看不见一棵树、一个人。风遇不到丁点阻挡，特别劲猛， 有时能把站着的人掀翻。狼则有恃无恐地一边嗥叫，一边奔突。当时排节目的时 间很少，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劳动。每天天不亮，那首《戈壁滩上盖花园》的歌 就唱起来了—— 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粮食打野羊。 自由的种子撒下去，幸福的泉水流不完。 ………… 等到天黑尽了，我们才又唱着这首歌返回营区。 我人小，但一到部队，就让我当班长，领着大家劳动、开会、读报、讲怎样 受压迫。所以领导表扬我说，你虽然出身不好，但还没有留下阶级烙印，要我一 定好好干。 听领导这么说，谁不感动呀！我恨自己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把所有苦累活儿 都揽下来。乌库公路是王震亲自筹划的，1952年2 月正式开工，由新疆军区工兵 团担负北线施工，二十七师担负和静至天山冰达坂的南线工程。自古以来，天山 就阻碍着南北疆的交通，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之间，雪山横亘，冰峰高耸，悬崖千 仞，恶水激荡，历史上乌鲁木齐到南疆都绕道白杨河、托克逊。民间谚语说： “千年冰峰人难开，要开除非神仙来。”我跟着二十七师的筑路官兵上山了，当 时正是风雪肆虐、严寒凛冽的时节，大家背着行装，带着武器和工具，踏着没膝 深的积雪向天山腹地进发。 乌库公路工程在我国公路施工史上是罕见的，它几乎集中了我国修筑公路的 所有难点：气候恶劣，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复杂，施工难度大，工程艰巨，生 活艰苦。天山山谷气候变化无常，冬天冰雪覆盖，河水结冰，塔松挂满晶莹的冰 凌，雪崖时时坍塌堵路，狂风阵阵刮倒工棚。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把地表冻得如 钢板一般坚硬，施工战士呵气成冰，人人鬓发须眉上都结上冰霜，赤手一沾钢钎 便撕掉一块皮肉。崇山峻岭，连绵不断，悬崖峭壁，激流湍急，乱石坠落，随时 发生。高山缺氧，呼吸困难，连馍馍也难蒸熟，开水不到九十度便沸腾，加之生 活困难，缺肉食，缺新鲜蔬菜，不少人的指甲下陷，不少人得了夜盲症和雪盲症。 筑路的指战员们在海拔4200米的天山主峰——胜利大坂，穿云破雾，劈开一个隘 口；在峭壁悬崖上凿石，在急流深谷架桥，在泛浆地带铺路。 我们文艺组是踩着大部队的脚印前进的，开头坐马车，到了天山脚下后，就 开始爬山。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好几天，才到达要翻越的天山达坂下。前往达坂的 路连羊肠小路也算不上了，好多地方是沿着人凿出的脚窝子，四肢并用，像猫一 样往上攀登。岩壁立，危崖突兀，使人既不敢往上望，更不敢向下看，那可是真 正的上天山。 到了山里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粮食紧张，蔬菜更是没有，大家只能早上 吃盐稀饭，中午吃盐炒饭或盐水咽干馕，晚上是吃盐拌饭。那里的气候也不好， 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乌云遮天，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风雪交加，弄得人 不知该穿什么衣服才好。我们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把当天的好人好事、先进个人、 工程情况现场编成节目，唱跳一番，然后就是帮战士们洗衣服，谁洗的衣服多， 谁就是先进。雪水冰冷刺骨，十分难受，但大家一点也不在乎，有些女兵来了例 假，照样在冰水里劳作，很多人从那以后，就落下了病。乌库公路全长四百多公 里，当年就通车了。为修这条公路，共有一百多人牺牲，平均每四公里就埋着一 位兵团战士的尸骨。公路通车后，我去乌鲁木齐参加了军区文艺汇演。结束后， 就派我到山东去。去干什么呢？当时新疆还有一部分老同志没家属，急需解决。 因为山东是个老解放区，有好多仗都在那里打，好多男人在战争中战死了，寡妇 很多，另外，山东当时据说女多男少，就准备上那里去招些女的来。这次在年龄 上要求非常严，必须是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其他条件基本上不作要求。 每个师去十一个人，合起来组成新疆军区赴山东招聘总队。对哪个师到哪个地区、 动员多少妇女实行划片。我们二十七师到莱阳专区做动员。当时，招聘总队的山 东人极少，这是怕他们知道新疆的情况，进行反宣传，人家不来。我们也不许说 新疆不好，并把它作为一条纪律。这项工作我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去做。 和我们一样，许多山东女兵对新疆的情况一无所知。几乎每个我接触的人都 会问我，同志，人家说新疆很可怕，你认为怎么样？当然好，那是个好地方。 新疆的人身上都长毛吗？ 你看我是新疆来的，我身上长毛了吗？ 听说他们还吃生肉，是这样吗？ 那是传闻。 那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都是吃地瓜干吗？ 不，那里的人吃玉米和小麦，有时还有米。 听说招我们女人去，男的站一排，女的站一排，对上谁了就和谁结婚，是不 是？我是1951年去的，现在还没结婚。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它像外交辞令一样圆滑。我用别人对付 我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姐妹。后来，我开始逃避她们的询问，但怎么能逃避开呢？ 有一天，一个寡妇来参军，她已三十五岁，她十五岁结婚，婚后不久，丈夫 就当兵出去了。先是在国民党部队，后来又到了共产党部队。她丈夫在三○年和 四一年捎过两次话回去，使那女人知道他还活着。她就一直等他。等到解放，再 没有消息。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在四八年就牺牲了。她等了整整二十年，没想等 来个死讯。她问我是不是分配婚姻。我想她是我母亲辈的人了，就点头说是。她 说女人天生苦命，能有一份衣禄，也没什么。反正，她问新疆的情况，我都如实 说了。她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要去那里，不去那里，怎么活下去呢。其实， 我跟她们说实话，只是要给她们一个选择的余地。这些女的大多是农村的，她们 的选择大多是为了寻找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可能都左右不了她们。她们是 知道实情来新疆的，思想都很稳定，因为无论遇到什么，那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而开头不知实情的，自上路后就大吵大闹，她们没有文化，骂人特别厉害，骂的 话难听得很，有些性格刚烈的，甚至跳车。但我们师却没有这种情况。自山东女 兵来到新疆后，每个连队都有女的了。但当时还只能轮到连级干部结婚。从山东 接兵回来，我就在团政治处负责妇女工作。我那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却有 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了。比如说，有时连长、指导员都喜欢上了一个山东姑娘，闹 了矛盾，我就得去调解；还有三个女的都看上了年轻的小文教，我也得解决。教 导员侯同兴看上了团部的一个山东女兵，捎话人也是我。因为当时部队都在下面 开荒，连星期天也没有，他根本没时间到团部来。教导员把信交给我，我再交给 那女兵，那女兵很生气。 不久，教导员提升为政委，为了让他们见面，我们就把她推进房里去。 政委问，你刚才在干什么？ 女兵说，在剥玉米。 把手给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就知道你怕不怕劳动。 女兵红着脸就把手递给了他，他握住，在她手心里写了“我爱你”三个字。 女兵的脸就更红了，低着头说，这是你写的，与俺无关。 政委的确非常爱她。那时，年龄太大的老同志大多已与湖南女兵结婚了。后 面的男同志年龄相对小一些，加之山东女兵的年龄相对也大一些，文化程度相对 低一些，出身贫苦，对生活（包括爱情）容易满足，所以许多夫妻在一起生活一 段时间以后，感情就培养起来了，有些还挺恩爱的。 现在，就说说我自己的婚姻吧。 记得那是我十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大家挤在戈壁滩上看电影，政治处保卫 股的罗干事让他的老乡来找我，叫我出去。我挤了半天，没有挤出人群。我想，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就继续看电影。 第二天早饭时，我看见了他，就问，罗干事，你昨晚叫人找我有啥事呀？他 脸一红，扭头走了。 其他人见了，“哄”地全笑起来，我才明白了一点。 有一天，他找到了我，脸红了半天——他当时也才二十岁出头，说，我想找 你说件事。我见他紧张得额头上直冒汗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我说， 什么事你快说吧，看把你紧张的。我们谈朋友吧！他像下了决心似的用发抖的声 音说。 从内心讲，我还是喜欢他的，因为我们都年轻，因为年轻可以使我们接近。 但我当时的确还不知道情为何物。我说，我年龄还小。我们可以保持关系。 我说，不行，在部队你是知道的，假如我们相处后我对你不满意了，人家会 骂我作风不好。他听后，就默默地走了。 不久，他又说他要去找组织谈谈，说要与我谈朋友。当时他根本不符合结婚 条件，组织自然不会答应他。从此后，我就常常看见他在野外拉小提琴，是那种 很悲伤、很忧郁的调子。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正想着要去安慰安慰他，不想 后来那琴声没有了。我一打听，得知他已被调到了别的部队。 后来，组织科长给我介绍了对象，他是四七年从河北参军的子弟兵，在家就 是儿童团员，有一些文化，参军后搞机要工作。好多人是徒步进疆，他是跟着王 震乘飞机抵达迪化的。来新疆后仍从事机要工作，后到八一农学院学习，毕业后 分到了七十九团。我对他印象不深，只是组织科长出面，我作为一直搞妇女工作 的人，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要介绍了，就表示组织上给你定下来了。他出 身贫农，又有文化，第二年提为教导员，第三年便当了副团长。 有一天，他找到我，对我说，小陈，有几对人今天结婚，我们也结吧，组织 已批准了。我当时连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有多长时间都想不清楚，但一想组织已批 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说，你定吧！我渐渐地也不奢望什么，只求安然度 过一生。他除了脾气不好之外，也没太大的毛病。不想“文革”开始，他就跳出 来了。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两个人，在人与魔鬼之间，我分辨不出他属于哪一种， 但在当时，他从事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圣——他是“红色战士”的头头。除了他 的盲目，还有他自己那“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子弟兵”三块“金字招牌”， 加之他口才好、有能力、有号召力，使他迅速进入“革命”和“造反者”的阵营。 他带着红卫兵三次进京“朝圣”，回来后就开始批斗团长、师长，以至兵团政委 张仲翰……但“文革”结束后，那一切烟消云散，他从天上跌落下来，摔得很惨 ， 却不知怎么跌落下来的。他两手空空，得到的却只有人们对他的仇恨。他被人怨 恨，生活在冷漠之中，他的良心也越来越不安，内心感到越来越愧疚，他在自负 和忏悔中早早地去世了——他去世时是八三年，刚满五十三岁。 他没有给我一个孩子——有人也因此骂他，说这是因为他把事做得太绝的原 因，我们曾从他老家领养过一个侄女，他去世后，她也回老家去了。 然后，由我独自一人来承受从他身上转嫁到我身上的怨恨。开始我觉得很冤， 后来，我觉得作为她的遗孀，我应该承受这一切。“文革”中有那么多人受害， 害人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如果罪恶轻易地化作了烟云，那么，它可能随时会再 次发生。所以，我选择了不与外界交往，选择了在这间寒冷宽敞的平房里，孤独 地生活。我，就以这种方式承受着敌意和不公，替丈夫赎罪。 故乡因为没有亲人而成了异乡，这里也因为那种彻骨的炎凉也成了异乡，这 人间似乎已没有我的居所，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但我并不想终老于此。 我期待到养老院去，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 　　梦远书城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