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活着就是胜利 解放时，我正在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读书。我学的是英语和法语。我向往欧 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家教很严，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好学的习惯。我 的成绩很优秀，这也是我虽然历经五十年坷坎，在狱中待了二十三年后，至今仍 能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的原因。1949年是中国人命运大转折的一年，新中国诞生 了。父亲不愿去台湾，他想让我们全家到法国去。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 知识分子。他对新的国家没有认识，但他热爱中华民族，时常为中华民族的兴衰 荣辱而牵肠挂肚。他去法国，也是为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能够回来。我没有跟父 亲去。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得留一个将来欢迎你的人。 父亲虽然很是舍不得，但还是放心地留下了我。他认为我仅仅是个学生，一 个有知识的青年，没有在旧政权中谋过事，不会为谁承担什么责任。我留下后， 就没有什么能动摇他回到祖国的决心了。 几乎自解放战争一开始，校园里的气氛就不宁静，显得十分浮躁。解放军进 城时，我们都去欢迎。那是一些跟泥土和血汗一样朴实的军人，他们给我的感觉 不是从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走来的，而是从一块丰收的田地中走回来的。这支军队 没有其他军队获胜后的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而是像从农田里劳作归来的农民一 样热情谦和，小心谨慎，甚至有些害羞。从他们身上，我一下觉得放心了，觉得 原先的担忧和惧怕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家人大可不必为了这种忧惧而远走异国他 乡。 我当时想，在这个新的国家里，我会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安宁，有田 园诗一般的情调，有苦涩辛劳，有单纯而亲切的人际关系，充满着互助、关怀与 和谐。可能也有农民似的纷争，但不会发展到互相倾轧和斗争——是的，那些军 人多像我乡下的亲戚和朋友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 这是我后来加入解放军行列的原因。 刚解放时，我常常可以收到父亲辗转澳门或香港寄来的信。我也写信告诉了 我对新政权的认识。我劝他尽快回来，不想他却害怕了。至于为什么，他在信中 没有说，只在来信中流露出对我命运的担忧。 但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认为他的担忧是多余的，仅仅出于父亲对女儿的爱。 后来，与父亲的通信越来越困难，最后，我写的信都退了回来。到当兵时，我与 家人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我当兵是为了过一种新的生活，新疆的遥远和神奇令 我向往。在当时，这也是一种能走向远方的方式。我没有觉得西去的路有多么荒 凉，因为它充满了传奇色彩。我知道这条路上走过许多伟大的行者，比如张骞、 班超、法显、宋云、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他们那穿越文明的脚步声 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亲人在遥远的异国，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 没有思乡的情绪，只想向前，向前，走到越来越远的地方。 我一直走到了疏勒。 我一下爱上了这个地方。帕米尔高峻的身影，开阔的绿洲，奇异的民俗，空 气中尘土和居民身上散发的气息，白杨林、泥坯屋、面纱、艾德莱丝绸、骑士、 驴车……这一切使我像是来到一个梦幻中的地方。 我先是到了二军的一个骑兵师，当时它驻在于阗，是为了进军西藏而组建的。 我曾骑马跟随慰问团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到阿里慰问部队。不久 又调到喀什。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位旅参谋长。他当时二十九岁，是在 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军人气和书生气兼而有之。在当时的师团干部中，像他这 种读过大学的并不多。他的干练精明、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 已听说过部队中女兵的婚姻问题，原来一直不信。后来知道了真相，还抗议他们 包办婚姻。在一次舞会上，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真地对我作了解释，并 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坚决拒绝分配给他的夫人。我当时对他的解释虽然不满意， 但我知道他只能这么说。他也同时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单身。 那时部队经常组织舞会。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动地、有礼貌地邀 请我跳舞，不像有的领导，等着女兵去邀请他。我们常常一边跳舞，一边谈些曾 经读过的书。在交谈中，我知道他对西方的文学、哲学和历史都很了解。他也把 当时能搜罗到的书借给我看。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在当时，他是我唯一能够交谈 的人。 我当时不知道，组织上在介绍我们第一次认识时，已把我“定”给了他。当 时组织决定的，很快就可以结婚。而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却长达两年之久。他尊重 我的选择，尊重我的内心，尊重我的情感，这在当时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 他在与我的相处中，是怎么做到不以一个首长的面孔出现的，我们一直是平等的 两个人。我承认，我爱上了他。当时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没有任何爱的情况下结合 的。我庆幸自己拥有爱情。在大学时，就有一个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爱他。我 告诉他我即将在部队结婚的消息后，他曾割腕自杀。他因爱生恨，怀恨在心，最 终陷害了我。1955年8 月，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他写信给部队说我父亲是中统 特务，说我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自上大学开始，就加入了特务组 织。我当时结婚才一年多，与爱人过着幸福的、充实的、带着理想色彩的生活， 我们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未来都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我记得是8 月27日的晚上，南疆的月亮很亮，天空很蓝。丈夫在伏案工作， 我喂完刚三个月的女儿后正准备睡觉。有人打电话叫走了丈夫，他刚走，几个人 冲了进来，说我被捕了，让我跟他们走。我大声申辩。孩子吓哭了，我想哄哄孩 子，他们不让。他们抄走了我的日记、信件和部分书籍，粗鲁地、强行地给我戴 上手铐，把我押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审判，根据那位同学的诬告信和父亲给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 国民党中统特务，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要判处死刑。可能是丈夫做了工作， 后来被判无期徒刑。在押往监狱之前，他们强迫我与丈夫划清界限。为了我爱的 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我想见见孩子，他们没有同意。 即使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漠中的监狱里，我还觉得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但黑 暗的牢房、冰冷的墙壁、牢固的铁窗，使我知道那是现实。家人远在异国他乡， 丈夫和孩子不能再相认，我身陷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切梦想转眼 间破灭了。想到这里，我想以死伸冤。我咬破中指，用血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 “冤”字，然后一头撞到了墙上…………但我……却没有……没有死成！我…… 我被他们……抢救……后, 不再让我回……回单人牢房, 而是放在一个大牢房中 , 让五个女犯轮流……监视……我…… 我身高一米六七，是公认的美人。我的命运似乎印证了“红颜薄命”那句古 话。监管人员垂涎我的美色，千方百计想占我的便宜。那次自杀未遂后，我就决 定无论如何我都要活着——即使像牲畜一样，我也要活着。除非他们枪毙我，我 决不自杀。我认为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我要活到他们向我 忏悔为止。我要用活着来证实人的良知曾被彻底泯灭过。半年后，我又被安排到 了单人牢房，能摆脱那群魔鬼样的女人，我暗自庆幸。我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式， 那就是默记英语和法语单词，有时还用法语和英语自己跟自己对话。 有一天半夜，一个狱头来到牢房，与我拉起了家常，显出让我受宠若惊的亲 切样子，最后说，只要你好好表现，我可以给你减刑。他以后就三天两头地来， 一来就无话找话地聊上半天，磨蹭着不走。我已知道他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所 以时时防备着。他说什么，我都以冷漠回敬。有一天，他终于扑向了我，无耻地 说，只要我答应他一次，就为我减刑一个月。我给了他一个耳光，大叫着让他滚 开。他恼羞成怒，临走时恶狠狠地说，你不识抬举，我们就走着瞧吧！ 过了几天，我被换到一个偏僻的单人牢房，我感到了这是不祥之兆，要回到 原来的牢房中去。他们“哐”的一声关上了铁门。我见了，就威胁说，你们敢把 我关在这里，我就自杀。 那个家伙说，你自杀吧，反革命分子在这里连狗都不如，你死了，就当死了 一条狗。当天半夜，有三个人打开了牢房的门，他们进来后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阵 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后，堵住我的嘴，把我按倒在地，轮奸了我。这样的事后来 就经常发生。在那个狱头1968年调走时，我在监狱中先后生了三个不知父亲是谁 的孩子。我……我只能说……我的灵……灵魂是高洁的！我后来还知道，由于肃 清“反革命分子”时打击面过宽，五七年曾进行过甄别平反，正是那个狱头说我 是真正的反革命，没有给我平反。 在那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就以这种卑鄙的方式强暴我。我……我认为我…… 我的肉体早已死亡……一切恶行……都只能占有或消灭我的肉体，却永远，永远， 不能占有我的灵魂！ 我说过，我不会死去。在他们把我当成一条狗，想让我像狗一样去死时，我 要像人一样活着。我要等到昭雪的时候，我要等到邪恶受到惩罚。如果我死去， 这一段罪恶就刚好被邪恶轻易地抹杀。作为人类可以唾弃的邪恶就会以为没有发 生过。我愿意把我肉体所承载的罪恶向世人昭示，在良知面前，我才能控诉！ 直到1978年，我的冤案才被平反。重新获得了自由，从监狱走出时，我的头 发已全白了。1979年，我把三个强奸犯送进了监狱。我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把 我的经历讲给我的儿子、孙子。我至少要让他们铭记，人不能沦为禽兽。作家戴 厚英在一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 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 刻在脸上！ 　　-------- 　　梦远书城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