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虹: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
      
          我考进军政大学时才十四岁,1950年毕业时,我怀着报效国家、镇守边关的
      强烈愿望来到新疆。我父亲洪行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师长,抗战时期为保卫中缅
      公路以身殉国。所以,我自幼就立下了木兰之志。当时的朝鲜战场是我最希望去
      的地方,但政审时,我被刷下来了。在高校里,我的军政素质一直名列前茅。没
      能去朝鲜,我心里很不服气,就去找大队长。大队长,为什么不让我去朝鲜?
      
          有更需要你去的地方。
      
          不是说朝鲜是祖国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吗?
      
          大队长被我问得一时语塞,支吾了半天,终于说,小鬼呀,并不是任何一个
      想上朝鲜战场的人都能上,并不是这样的,得……得有条件……我具备去那里的
      条件,我是军人,我的军政素质都是合格的。
      
          并不是这些条件,我是说,嗯,我是说家庭出身,必须要严格审查。
      
          我的父亲是在抗击日本入侵的战斗中战死的,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
      难道,凭借我父亲的一腔忠烈,我还不能去打美国人?可是,你父亲毕竟是国民
      党的将军,不管怎么说,他都属于反动派!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是为抗战而死的。我自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最
      后,我还想抓住一线希望,我说,父亲战死已快十年,他死时,我年纪还小,现
      在我又参加了革命,与父亲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洪虹,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看来,我得找教导员跟你谈心。大队长丢下这
      么一句话,转身走了。这时候,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一个反动派的女儿。我的
      世界崩溃了。
      
          父亲战死疆场那年,我才七八岁。先是传来了父亲阵亡的噩耗,然后是灵柩
      将运回故乡安葬的消息。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些阴暗的日子。梅雨季那么漫长,
      像是没了尽头,像是要把一切都霉烂掉。整个家庭都被悲伤笼罩着。我就是在那
      一刻萌发了长大以后要继承父亲遗志,强国富民,抵御外侮的志向。
      
          然而,历史虐待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
      
          “土改”一开始,我父亲的墓碑就被捣毁了,被掘了坟,他的棺木被拉出来,
      砸掉了,遗骨被无知的工作队和同样无知的、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甩得到处都是。
      这是我不可思议的,也是已逝的父亲万万没想到的,看着那些散乱的遗骨,全家
      人连哭都不敢哭。半夜里,外婆偷偷去把父亲的头骨捡回来,重新埋了一个地方。
      
          我原以为自己考上了军大,就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了,即使家中有过“罪行”,
      也会因为自己的革命而得到原谅。现在,我才知道,在那时的历史氛围下是不可
      能的。所以,当我听到自己被准许到新疆时,就特别高兴,我那颗被伤害的心终
      于得到了一丝慰藉。不能效命沙场,能去驰骋边关,也是没有违背父亲的军人品
      质呀!
      
          五○年八月,我和同学们从长沙启程了。我当时已经注意到,到新疆的人中,
      女的占多数,男的只有一个班,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到达迪化,我先
      进俄文学校学习,一年后,又到八一农学院学习了三年多,五五年春天分到了农
      二师农业试验站。我觉得自己是最为幸运的,到了新疆还能上学,学校里不准谈
      恋爱的规定,使我逃脱了分配婚姻的痛苦。这促使我更加刻苦地学习和工作。进
      俄文学校时,连校舍都没有,天气好时,就在外面上课;天气不好,则在帐篷里。
      所以,大家得一边上学,一边建学校。一天上八小时课,干六小时活,主要是打
      土坯和运土坯。就这样,赶在冬天到来时,俄文学校的师生终于有了躲避风寒的
      地方。在八一农学院上学时,劳动也同样繁重,八一农场就是师生在课余和寒暑
      假时开垦的。五二年冬天来临之际,我还和十几个同学去挖了几个月的煤,然后
      用爬犁把煤拉回学校,用来取暖。
      
          当时,我的祖父、祖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而母亲
      原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很少劳动过。解放后,要把她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每天都逼迫她参加集体劳动,干各种各样的体力活,身体很难承受,受尽了虐待
      和折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人说我父亲的尸体被挖出来后,头骨不知到哪
      里去了,肯定是我母亲藏了起来。母亲的确想保住父亲的一点遗骨,所以无论怎
      样也不承认,只是说,坟是你们扒的,骨头是你们扔的,我怎么知道他的头骨去
      了哪里?最后忍无可忍了,就气愤地说,你们如此糟蹋作贱一个战死的人,你们
      也真狠得下心。
      
          但我母亲终归是不放心,生怕别人再把父亲的头骨挖出来糟蹋,就重新埋了
      一个地方。但她心中总是不得安宁,甚至疑神疑鬼,把父亲的头骨不停地埋来埋
      去。精神的紧张,使她常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五九年,母亲给我写信说,
      你父亲虽然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抗日是为了中华民族,他是为中华民族而死的。
      但这些人不但掘坟抛尸,连一块遗骨也不让保存,逼我一定要交出来,我担惊受
      怕,藏了很多地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保存在你那里,你父亲在
      天之灵不能安息,也至少让他能得到一点安慰吧!不知道你那里是否安全,是否
      会连累你?
      
          我看了信就哭了起来。但我当时没有条件,就没敢答应。
      
          我分配到农二师试验站工作的第二年,就与同学蔡康结了婚。到五七年,两
      个弟弟已经成人,我自己有了家,有了供养母亲的条件,就让母亲带着父亲的遗
      骨来到了新疆库尔勒。
      
          没有想到,“文革”期间还有人从湖南发函到新疆让调查这一件事。我们全
      家当时已被下放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团场劳动。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又
      担心害怕起来,不得不像她在故乡那样,不停地藏着父亲的头骨。到七○年,老
      人终于在担惊受怕中去世。弥留之际,她老泪纵横地说,如果以后有可能,一定
      要把她的骨灰和父亲的遗骨送回老家安葬,她和父亲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但我还
      是让母亲等了二十三年,父亲,则等了近半个世纪——才实现了母亲的遗愿。
      
          1993年,父亲得以平反。他终于成了中华民族的烈士。
      
          而已退休四年的我,此时,已不知道自己内心是何滋味。我悲喜交加,欲哭
      无泪。是年,我在故乡把父亲的遗骨和母亲的骨灰埋葬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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