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节:永不退票(1)
      
        永不退票
      
        一九九五年,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主办“百万传灯征文比赛”,其中,来自大
      陆的江阅忠先生以一篇《人生永不退票》获得社会组首奖,文中叙述他阅读《传
      灯》后,对于我一生忠于承诺,永不退票的性格有着深切的感想。当《天下》杂
      志发行人王力行小姐在颁奖典礼中宣布此事时,昔日点滴一幕幕袭上心头。的确,
      我这一生为了实践承诺,很少有退票的记录。
      
        一九三八年,年仅十二岁的我陪着母亲沿着江浙一带,寻找在战火中失去联
      络的父亲。经过栖霞山时,一位知客师问我是否想出家,我随便答了一句:“好
      啊!”志开上人那时担任栖霞山寺监院,听闻此事,便立刻嘱人找我前去,说道
      :“小朋友,听说你想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吧!”母亲起初不肯,但是为了信守
      承诺不可退票,我告诉母亲:“我已经答应他们了。”经不起我再三的请求,母
      亲只好噙泪默许,独自离去。从此出家近六十年来,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忠
      于自己的诺言,做好和尚的本分。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以后,我曾经挂单中坜、新竹、台北等地寺院,因事务
      不定,所以无法久留安身。一九五二年夏间,李决和、林松年、马腾等宜兰人氏
      邀请我至宜兰雷音寺驻锡弘法,我欣然允诺。记得那时寺里住了三家军眷,丹墀
      上挂满了晾晒的衣物,儿童们穿梭其中嬉戏游玩,院落里也堆满了杂物,每次上
      厕所时,还得移开门口的煤球炉才能进去。总之,周遭的环境根本就不像个道场,
      但自忖:既已承诺别人,就不能退票,所以便安住下来。四十余年来,雷音寺已
      经三次翻修,不复当年窘态,而我的户口还长留在宜兰,虽然云游行脚,走遍世
      界,但我对宜兰的一句承诺,至今尚未退票。
      
        宜兰地处一隅,民风保守,初来此地弘法,难免遭遇一些阻难,但我从不灰
      心,相继成立国文补习班、青年会、学生会、歌咏队,将学佛风气带动起来,所
      幸大部分乡民都十分淳朴可度,当地青年的热情诚恳,尤其让人感动,我更加觉
      得自己当初信守承诺,“永不退票”是正确的抉择。所以,虽然那时嘉义天龙寺、
      高雄佛教堂、云林虎尾寺、苗栗法云寺、三重一善堂等地纷纷邀我前往住持弘法,
      但基于对宜兰乡亲不能轻易退票的原则,我都一一予以婉拒。
      
        经云:“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弘法利生固然是每位佛子无可旁贷的
      责任,但如果本身不具条件,则效果必定不彰。有识于此,青少年时期我就立志
      将来要兴办教育,造就人才。
      
        直至一九六五年,我自北部南下协助高雄信徒完成寿山寺的建设之后,发现
      此处虽地方不大,但因为是高楼建筑,可用空间甚多,乃决定开办一所小型的佛
      学院。当我正兴致勃勃地拟订招生计划时,一位重要的信徒前来阻止,他告诉我
      :“办佛学院将来会没有饭吃。我坦白告诉你,如果你办佛学院,我们是不会支
      持你的。”
      
        办佛学院诚然所费不赀,又无立竿见影之效,很难获得大众的支持,但既然
      有机会能实现当初的心愿,岂能半途对自己的承诺退票?所以我毅然答道:“非
      常感谢您的建议,您可以不护持这件事,但是不能阻碍这项功德。”一转眼,佛
      学院至今已历时三十余载,不但未曾中途退票,而且以历史最为悠久、毕业学生
      最为众多,著称于台湾佛教界。
      
        一九五七年,张少齐、张若虚父子创办《觉世》旬刊,邀请我担任总编辑,
      那时我经常在宜兰、高雄两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周再专程到台北从事编辑工
      作,一来日后车资路费不胜负荷,二来时间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够周到,
      所以答应他们先为代理,期限一到,请其另找高人,并言明万一找不到适任人选
      时,再来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为了兑现这一句承诺,我再度受其请托,接办《觉世》,至
      今发行二千多期,每期发行量逾四十万份,在台湾佛教界亦属首创。虽然常常为
      了不愿退票,我不知历经多少艰辛困苦,但也从办事当中增长了许多智慧,未尝
      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将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让售,以所得款项买下麻
      竹园佛光山的建地,这时台北的同道们取笑我说:“你终于无法在台北发展,只
      有往南部发挥了。”我回答他们:“我还会再回来的。”三年后,我见佛光山已
      初具规模,为表示对当初的承诺不退票,就在台北罗斯福路成立普门精舍,聚众
      熏修;后来迁至松江路,易名为“台北别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权东路,
      正式定名为“普门寺”。一九九四年,应信众要求,更在松山火车站旁增辟台北
      道场,在内设立佛光会、社教馆、美术馆,将佛教与艺文结合起来,在热闹都会
      中广植净莲。一九六三年,我曾赴马来西亚弘法,数年后,我开建佛光山,这时
      新加坡福海禅苑住持宏宗法师回台湾湖口探亲,在与我见面闲聊时提及,当时台
      湾有很多寺院都向新马一带化缘,而他自己就已经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缘簿。我听
      了以后,当下告诉自己:我开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新马一带的信徒化缘,而且将来
      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布施,绝对不踏上新马土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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