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征服史

第五章秘鲁羊——大狩猎——制造业——机械技能——建筑学——结论意见一个在农业上已经取得如此巨大发展的国家，可以指望它在机械技术上也达到某种熟练程度，特别是在秘鲁人的情况下，他们的农业经济本身就要求有相当程度的机械技能。在大多数国家里，制造业的发展与耕作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这两种技术都有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即供给必需品和舒适品，或在较好的社会条件下供给生活奢侈品；而且当一种技术趋于完善从而意味着文明的某种进步时，另一种技术在这样一种情况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和能力下也必然有相应的发展。印加王的臣民们耐心地和平静地献身于比较卑贱的劳作，这使他们束缚在家乡的土地上，更象印度人和中国人那样的东方民族，不那么象大盎格鲁一撒克逊种族的成员，这个种族的坚强的性格驱使他们到汹涌的海洋上去寻找他们的幸福，并同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通商。秘鲁人虽然拥有很长的海岸线，却没有对外贸易。有一种物质使他们在国内制造业上具有特殊的优越性，这种物质比西方大陆其他种族拥有的任何东西都要好得多。他们发现了一种代替亚麻布的优良织物，象阿兹特克人一样，他们知道怎样用龙舌兰的坚韧纤维编织这种织物。在低洼潮湿的海岸地带，棉花生长得很茂盛，给他们提供了适合这个国家的比较温暖的地区的87 衣着。但是从骆马身上和从秘鲁羊的近支的身上，他们获得了适合高地较寒气候穿着的羊毛，引用一个知识丰富的作者的话来说，“这种羊毛比加拿大海獭的细毛，卡尔莫克羊毛或叙利亚山羊的毛更珍贵。”①在秘鲁羊的四个变种中，人们最熟悉的是骆马，但从它的毛来说，却是其中最次的。它主要是用做一种驮兽，作为一种驮兽而言，尽管它比其他几个变种长得粗壮一些，但它毕竟体小力弱，似乎不能胜任。它驮载的重量不过一百英磅，一天走不了三、四里格。②但是由于驾驭和饲养它不费什么功夫和气力，这就弥补了上述的一切缺点。它很容易生存，只要吃科迪那拉山脉的荒凉山地和陡坡上生长得很稀少的苔藓和矮小的草本植物就行。它的胃的结构和骆驼的一样，可以使它几个星期（不，几个月）不用喝水。它那海绵似的蹄子上有爪或尖尖的钩爪，使它能够稳稳地在冰上行走，而且从来不用钉蹄铁。它背上负载的东西稳稳地停在它那长长的毛上面，用不着绳子或鞍辔的帮助。骆马成群行动，一群有五百匹甚至一千匹。因此，尽管每一匹负载的数量很少，加起来的总数却很可观。整个骆马队伍以它的正常步伐前进，在露天里过夜，最冷的气候也不会使它们受冻，而且它们在行进时井然有序，服从驱赶者的口令。只有当负载过重时，这种生气勃勃的小动物才拒绝走动，而且无论是鞭打或爱抚都不能使它从地上站起来。在这种场合下它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权利，正象它通常都很温驯和顺从那样。①① 沃尔顿：《关于秘鲁羊的历史和现状的报告》（伦敦，1811 年），第 115 页。作者在做比较时指的是比古那（骆马的一种）的毛，比古那被认为是骆马中毛最好的一种。 ② 1 里格约相等于3 英里。——译者① 沃尔顿：《关于秘鲁羊的历史和现状的报告》，第23 页，及以后各页；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1 卷，第8 册，第16 章；《阿科斯塔丛书》，第4 册，第41 章。龙照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的说法，“骆马” 使用家畜是秘鲁人比新世界其他民族突出的地方。用畜力来代替人的劳动的这种作法，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仅次于用机械来代替人力和畜力所得到的好处。然而，古代秘鲁人似乎远远不如他们的西班牙征服者重视这一点，而且把骆马与这个种类的其他88 动物同样看待，主要只重视它的毛。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政府拥有无数群这种“大牲畜”（正如它们被称呼的那样）和“较小的牲畜”②或“羊驼”，并把它们交给牧人管理，牧人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把它们从这个国家的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这些迁徙规定得非常精确，就象梅斯塔③法典对西班牙的庞大的美利奴羊群的迁徒所作的规定那样；当征服者在秘鲁登陆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一种牲畜在性质和习惯上与他们自己的牲畜非常相似，并且是在一种立法制度的管理之下，这种制度看起来就象是从他们的本国传来的。④但是，最丰富的羊毛来源不在这些驯化了的家畜，而在另外两种，美洲驼和比古那①。它们自由自在地游荡在科迪耶拉山脉的冰冻地带；经常可以看到它们爬上白雪皑皑的山峰，那里除了兀鹰以外没有别的生物，兀鹰是安第斯山脉的一种巨乌，它的宽阔的翅膀把它载入空中飞到海平线上两万英尺的高度。②在这些艰险的牧场上，“没有羊栏的羊群”找到了一种丰富的食物“伊丘”，这是一种草，遍布在科迪耶拉山脉的整个山脊上，从赤道直到南端的巴塔戈尼亚。由于这两端表明了秘鲁羊所到的地域，它们很少（如果曾经有的话）越过这条线的北面，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神秘的小植物对它们的生存来说非常重要，缺少这种小植物是它们没有进入北面的基多和新格拉纳达的主要原因。③但是，尽管它们在没有牧人的情况下在科迪耶拉山脉的无边无际的荒野里游荡，但是从来不准秘鲁农民猎取这些野生牲畜，它89 们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就象在高原的有人耕种的山坡上吃草的壮健的畜群一样。森林里和山上的野生猎物是政府的财产，就象它是关在一个公园里或圈在一个羊圈皇的一样。④只有在规定的时节，在每年举行一次的大狩猎的时候，在印加王或其主要官员的监督下，才准许获取猎物。这种狩猎在国家的同一部分里每四年只能举行一次，这段时期可能使狩猎造成的损耗得以恢复。在指定的时候，所有那些住在狩猎地区或其附近的人，可能多达五万或六万人①，被分配在四周，以便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把要进行狩猎的地区全部包围在内。他们手持木棍和长矛，用来攻打隐藏在森林、山谷和山中的各种猎物，无情地杀是一个秘鲁字，意思是“群”。（同前注，上文所诣处。）当地人没有从他们驯养的家畜取奶；我认为，美洲大陆的任何部落都没有利用舀奶。 ② Ganadomayor（大牲畜），ganadOmnenor（小牲畜）。 ③ 原文mesta 。——译者④ 明智的翁德加多强调指出西班牙政府采用了其中很多规定，认为特别适合当地人的实际情况。“看来，在各个时期里，有许多关于牲畜业的法令，其中有些至今也很有保留的价值。”见《第二次叙述》，手稿。 ① 原文huanasos 和vlcuas。——译者② 马尔特- 布伦，第86 卷。 ③ “伊丘”（ychu）在《秘鲁植物志》中称为Jarava；MonandrisDigynia 类。见沃尔顿，第17 页。 ④ 翁德加多：《第一次叙述》，手稿。 ① 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萨缅托的说法的话，当印加王亲自特猎的时候，有时甚至可以聚集到十万人。“只要有令，那里可以集中五、六万，甚至十万人。”见《最初发现》，手稿，第13 章。死那些猛兽，而把其他的兽类，主要是这个国家特有的鹿、美洲驼和比古那，驱赶到大围场的中心：最后，当围场逐渐收缩的时候，森林里的这些胆小的兽类被集中到某个开阔的平地上，在那里，猎人的目光可以毫无阻碍地注视着无处躲藏和逃避的猎物。雄鹿和秘鲁羊的某些低劣品种被宰杀了；它们的皮被保存起来，供给经常需要这些皮的各种有用的制造业使用；它们的肉被切成薄块，分发给人民，人们把肉制成这个国家特有的肉干，这种肉干从最初的时候起就是秘鲁下层阶级的唯一的肉食。 ②但是，几乎所有的通常多达三万或四万头甚至更大数目的羊，在被小心地剪取了羊毛以后放掉了，仍然回到它们在山中的生息地。这样剪下的羊毛存放在王家的仓库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分配给人民。人民把质量比较粗糙的羊毛织成他们自己穿的衣服，90 而把比较精美的织成印加王的衣服：因为除了印加贵族以外，任何人不得穿着精美的比古那羊毛织物。③秘鲁人在用这种优良的材料给王室制造各种不同的物品时表现了很高的技能，这种材料的名称为“维戈尼亚”①羊毛，现在已为欧洲的纺织业所熟悉。它被织成围巾、外衣以及王室所用的其他衣着物品，还给王宫和庙字织成地毯、被单、幔帐。织出来的毛织品两面是一样的；②织工的精细使它具有丝的色泽；染料的鲜艳使欧洲的工匠都感到羡慕和忌妒。③秘鲁人还用牲畜毛与羊毛混合织成一种非常坚韧和耐用的物品；他们还善于制做美丽的羽毛制品，用他们所掌握的织造别的织品的较好的材料织成，但在这方面他们不象墨西哥人那样重视。④土著居民在其他机械技艺上表现了他们在纺织品上的类似的技能。每个秘鲁人都要熟悉与家庭生活有关的各种手工工艺。这一点不需要长时期的学徒，因为在印加人的简朴的农业生活里需求的东西很少。但是，如果这就是全部情况的话，那就意味着在工艺上不会有很大的发展。然而，有某些个人受到了严格的专业训练，这些专业是为了满足社会上比较富裕的阶级的需求的。这些专业和秘鲁其他的职业和职位一样，总是父子相传的。⑤在这方面的阶91 层的划分非常严格，就象在埃及或印度斯坦曾经存在的一样，如果说这② 《最初发现》，手稿，上文提及处。因此，麦卡洛克说，“肉干”这个词适用于南美的干牛肉。见《研究》，第377 页。 ③ 萨缅托：《最初发现》，手稿，见上述引文。谢萨·德莱昂：《秘鲁史》，第81 章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1 卷，第6 册，第6 章。 ① 原文vlgonia 。——译者② 《阿科斯塔丛书》，第4 册，第41 章。 ③ “国王的衣服极其精致考究，犹如绫罗绸缎，其颜色协调完美无缺，”见萨缅托：《最初发现》，手稿，第13 章。 ④ 佩德罗·皮萨罗：《发现和征服》，手稿。”印加王的服装是由比古那毛糟制而成。如同在西班牙看到的一样（这个王国被征服后有的衣服运到了四班牙），这种服装确实好看。这些印加人穿戴的针织衬衫，有的镶着金银珠宝，有的由飞鸟的羽毛制成，有的是毛织的。在缝制这类服装时使用了各种艳丽的染料：洋红色、天蓝色、黑色、黄色和其他颜色。西班牙在这方面确实不如他们。” 谢萨·德莱昂：《秘鲁史》，第114 章。 ⑤ 翁德加多：《第一次和第二次叙述》，手稿：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1 卷，第5 册，第7 、9 、13章。种安排不利于发挥创造性，或者说不利于发挥个人的特殊才能，但它由于使工匠从儿童时代起就熟悉他的工艺，因而至少可以轻松地和熟练地进行操作。①在王家的仓库里和在印加王的“瓦卡”或坟墓里，曾经发现有很多奇特的和精美的工艺品标本。其中有金瓶和银瓶，手锡，项圈和其他个人的服饰品；各种用具，有些是细泥制的，更多的是铜制的；有用坚硬的、磨光了的石头或用擦亮了的银制做的镜子，还有其他许多通常是样式奇特的物品，既精巧又高雅，或者很有创造性。②实际上，秘鲁人的性格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创造，善于精巧而又细微的制作，而不善于大胆而又美妙的设计。他们用他们所拥有的工具竟能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这的确是惊人的。铸造甚至雕刻金属物质相对说来是比较容易的，这两点他们都以极大的技能做到了。但是，他们在雕琢最坚硬的物质（例如绿宝石和其他宝石）上所表现的类似的技巧，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他们从荒凉的阿塔卡姆地区得到相当多的绿宝石，这种坚硬的物质在秘鲁艺术家的手里柔顺得象是泥做的一样。③然而，当地人不知道使用铁，尽管地里蕴藏着大量的铁矿。①使用的工具是石做的，或者更经常的是铜制的。但是，他们用来完成其最困难92 的任务的物质，是在铜里掺进很少量的锡构成的。②这样合成的物质的坚硬性似乎丝毫不亚于钢。有了它的帮助，秘鲁的工匠不仅能够将斑岩和花岗岩砍凿成形，而且用他们的不倦的劳动完成了欧洲人不敢从事的一些工作。在卡纳尔石碑的遗迹中，可以看到石雕动物口中有可以转动的环，整个雕像是由一整块花岗石精雕而成。③值得指出的是，埃及人、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在他们发展文明的过程中从来不知道使用在他们周围储量丰富的铁；而且他们在彼此互不相知的情况下，都发现了一种奇妙的金属合成物来代替铁，这种合成物使他们的工具几乎具有钢的性能；④这个秘密被文明的欧洲人丢弃了—— 或者，更准确一些说，从未被他们发现。我已经谈到大量的金银被用来给印加王制做各种精美的和有用的物品；① 至少，这是埃及人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阶层的划分是他们自己在工艺上特别熟练的原因，见DiodorusSic ，第1 册，第74 节。 ② 乌略亚：《甫美航行记》，第21 章；佩德罗·皮萨罗：《发现和征服》，手稿：谢萨·德莱昂：《秘鲁史》，第114 章；孔达米纳：《柏林皇家科学院历史论文集》，第2 卷，第454 —456 页。最后这位作者说，大量做工非常精细的大型金饰品长期保存在基多的王家仓库里，但是在他前往查看时，他得知这些饰物不久前已被熔成金块送往当时被英国人围攻的卡塔赫纳！战争的艺术只有在牺牲其他一切艺术的情况下才能繁荣。 ③ 他们还有绿松石，而且，如果不是由于印加王的仁慈不愿意他的臣民从事危险的珍珠猎取业的话，他们也可能有珍珠。至少，加西拉索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见《王家评论》，第1 卷，第8 册，第23 章。 ① “没有用铁或钢制成的工具”见翁德加多，《第二次叙述》，手稿；埃雷拉，《通史》，第5 卷，第4 册，第4 章。 ② 洪堡把这样的一件金属工具带回欧洲，这是一把凿子，是在距离库斯科不远的一个印加人开采的银矿里发现的。经过分析，发现这种物质含铜94% ，含锡6%。见《山脉风光》，第117 页。 ③ 孔多米纳说，“不管怎样，我们从其他一些废墟上看到了同样的一些花岗石雕塑品，在雕塑的动物的鼻尖上，有由同一块石头雕成的活动的附属物穿过动物的鼻孔。”——见《柏林皇家科学院历史论文集》，第2 卷，第452 页。 ④ 见《墨西哥征服史》，第1 卷，第5 章。尽管与这块土地所能提供的丰富的矿产资源相比，与白人在以后用比较高明而又无耻的贪婪手段所获得的相比，数量是很小的。印加入的金子是从河流的沉积物中采集的。他们还从卡哈马尔卡东北的库里马约河谷以及其他地方采集到相当数量的黄金；尤其是波尔科的银矿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是他们没有试图用挖矿井的方式深入地下，只是在陡峭的山崖边挖掘一个洞穴，或者至多只挖一个不太深的水平的矿洞。他们也不知道用最好的方式把这种贵重的金属与同它混在一起的杂质分开。他们不知道水银（这种矿物在秘鲁并不稀少）作为汞齐可以把金子与杂质 93 分开的这些特性。①他们熔解金子的方法是把熔炉建筑在高而空旷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得到强劲的山风吹煽。总之，印加王的臣民们以他们全部的不倦的坚持努力只不过挖到了地皮下面的构成那些深藏在安第斯山中的金矿的外壳。然而他们从这地表层中得到的金子就足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了。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经商的民族，而且不知道使用钱币。②在这方面，他们与古代墨西哥人不同，后者有一种市值固定的通货。然而，他们在有一点上胜过他们的美洲对手，因为他们利用重量来计算他们的商品数量，这是阿兹特克人一无所知的。证明这一事实的是，在某些印加王的陵墓里发现了一些称量非常准确的银秤。③但是，用机械工艺来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的最准确的标准（至少与任何其他标准一样准确）是他们的建筑技术，它提供了一个展示富丽堂皇景象的场面，同时它又与生活上必要的使人舒适安逸的东西密切相关。在任何东西上都不如在建筑上那样大方地挥霍财富，任何东西也不如建筑那样需要艺术家的创造才能。美术家和雕塑家可能在精美绝伦的创作上表现出个人的天才，但是建筑上的宏伟的纪念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标志着民族的天才。希腊式、埃及式、撒拉逊式、哥特式——他们的不同的建筑形式是了解人民的性格和情况的关键！中国、印度斯但和中美洲的纪念碑式的建筑全都表明一个不成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想象力而无研究，因而其最好的成就只不过体现了一个半开化民族的不规范的对美好的追求。 94 秘鲁的建筑也具有一种不完全精美状态的一般性，但也有它的特殊性；而且这种性质非常统一，以致整个国家的建筑似乎全都是一个模子制造出来的。①它们通常是用班岩或花岗岩建成，有时也用砖建成。这些砖构成长方形或方形，比我们的砖大得多，是用粘土掺上芦苇或硬草制成，而且在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就变得非常坚硬，使它不怕暴风雨和热带的灼日。②墙壁很厚，但很低，高度很少超过十二至十四英尺。很难找到有关于高达两层的建① 如西拉素：《王家评论》，第1 卷，第8 册，第25 章。 ② 加西拉素：《王家评论》，第1 卷，第5 册，第7 章，第6 册，第8 章：翁德加多：《第二次叙述》，手稿。波拿巴认为，这一点对罗乔小岛来说是不可恩议的，而对一个象秘鲁这样的伟大而繁荣的帝国来说就更是如此，这个国家的地下也蕴藏着巨大的财富，有朝一日会给欧洲提供其庞大数额的金属货币的基础。 ③ 乌略亚：《南美航行记》，第21 章。 ① 这是洪堡的看法。“不观察所有位于安第斯山区的所有同样类型的其他建筑物，就不可能仔细观察印加时代的任何一个单独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位于长达四百五十（法国）古里（1 法国古里约合4 公里，——译者）的高出海平面一千至四千米的高地上，据说如此众多的宏伟建筑物系出自一个建筑家之手。”见《山脉风光》，第197 页。 ② 乌略亚对这些砖做了仔细的研究，认为在这些砖的组成成分中有某种现已失传的秘密，在许多方面胜过我们自己制造的砖。见《南美航行记》，第20 章。筑物的描述。③各个房间互不相通，但通常都通向一个厅堂；而且，由于它们都没有窗户或光孔，来自外面的唯一的光线只能从门道进入。门框的两边愈向上就愈加互相靠近，以致门楣比门槛要窄得多，这也是埃及建筑的一个特点。大多数屋顶已经随着时间而消失。一些不那么宏伟的建筑物上还有少数屋顶残存，形状如钟，由泥土和砂砾构成。但是，人们认为屋顶一般是由比较容易腐烂的物质木头或茅草建成的。的确，有些相当巨大的石建筑物是用茅草做屋顶的。很多建筑物似乎是在没有使用胶泥的情况下建成的；而且作家们争论说，秘鲁人不知道使用任何种类的灰浆或胶泥。①但是可以发现用一种细密的粘土掺上石灰填充在某些建筑物的花岗石的空隙里；而在另外一些建筑物上，尽管结合得很紧密的砖没有空95 隙容纳这种比较粗糙的物质，但是考古家的眼睛已经发现有一种跟岩石一样坚硬的含有沥青的粘合物。②在建筑物的构造上可以看到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外表上通常没有什么装饰物；尽管在某些建筑物上巨大的石块形成一种非常整齐的凸出的形式，而且彼此非常精确地咬合在一起，如果没有那些沟槽的话，几乎不可能看出结合线。在另外一些建筑物上，石头是粗糙的，就象从采石场采来时一样，形状极不规则，边上进行了加工，彼此咬合得很紧。没有出现柱子或拱顶；尽管对后一点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无可怀疑的是，尽管秘鲁的建筑师们用使墙壁或多或少倾斜的方式以便形成这种建筑形式，但他们完全不知道使圆拱落在拱顶石上的真正原理。①一位著名的旅行者说，印加建筑的特点是“简洁、对称和坚固。”②指责一个民族的特殊型式缺乏审美力似乎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它的审美标准与我们的不同。然而，在秘鲁的建筑物的结构中有一种不协调的现象，这种现象表明他们对建筑学的初步原理知之甚少。尽管他们用最好的方式把大块的班岩和花岗岩结合在一起，却不知道把木头禅合起来的方法，而且由于不知道使用铁，除了用龙舌兰纤维绳把木头绑在一起外，不知道更好的方法。同样不协调的气氛是，以茅草盖顶、没有窗户采光的建筑物，却闪烁96 着金银饰物的光芒！这些就是一个未开化民族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他们当中，艺术只得到片面的发展。在我们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祖先当中，和在较晚时期的诺曼祖先当中，可能不难找到在建筑物和家用物品之间的这种类似的矛盾现象。 ③ 乌略亚：《南美航行记》，同上引文提到处。 ① 除其他著作外，见《阿科斯塔丛书》，第6 册，第15 章。——罗伯逊：《美洲史》（伦敦，1796 年），第2 卷，第213 页。 ② 翁德加多：《第二次叙述》；乌略亚：《南美航行记》，第21 章。洪堡在分析了位于卡纳尔的古代建筑的胶泥后说，这是一种真正的灰浆，由砂砾和粘泥的混合物构成。（《山脉风光》，第116 页。）贝拉斯科神甫欣喜地发现一种“几乎看不出来的胶泥”，它由石灰和一种含沥青的物质组成，很象一种粘合物，它把石块紧密地粘合在一起，使它们就象一个坚固的整体一样，而且让普通观察者的年眼察看不出。这种胶合物同碎石混在一起，筑成了印加人经常使用的一种碎石路，就象大理石一样的坚硬和光滑。见《基多历史》，第1 卷，第126 —128 页。 ① 孔达米纳：《柏林皇家科学院历史论文集》，第2 卷，第448 页；《秘鲁的古董和遗址》，手稿；埃雷拉：《通史》，第5 卷，第4 册，第4 章；《阿科斯塔丛书》，第6 册，第14 章；乌略亚：《南美航行记》，第1 卷，第469 页；翁德加多：《第二次叙述》，手稿。 ② “简洁、对称和坚固是所有秘鲁建筑物的三个特别突出的特点。”见洪堡：《山脉风光》，第115 页。然而，印加人的建筑物适合于当地气候的特点，而且非常适合于抵抗火山地区的可怕的震动。他们的建筑物留存至今的数目之多就证明了其建筑设计是明智的，而征服者们兴建的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建筑物却已葬身于废墟之中。的确，征服者的魔掌已经伸进了这些古老的建筑物，而且他们在盲目地和愚昧地搜寻隐藏的财物时所造成的破坏，比时间或地震造成的破坏大得多。③然而仍然有足够多的这类宏伟的建筑物可供考古学家们研究。迄今为止，只有那些处于引人注目地方的建筑物经过了研究。但是，据旅行者们说，在这个国家的一些较偏僻的地方还可以找到许多这种建筑；我们可以指望这些地方有朝一日会触发一种探访的热情，这种热情曾经成功地探索了中美洲和尤卡坦①的一些神秘的地方。我在结束关于秘鲁的制度的分析时，不能不简略回顾一下这97 些制度的一般性质和倾向，如果这些回顾与以前的评述有些重复的话，我相信会得到谅解，因为我是想给读者留下一个正确的和前后一致的印象。在这种概括的研究中，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制度与阿兹特克人的制度全然不同——后者是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这个西方大陆上的文明的发展中居于领先地位，他们在这个大陆的北部建立的帝国与印加人在南部建立的帝国同样引人注目。两个国家都出现在高原上，而且开始他们的征服事业的统值得予以指出。读者可以自行作出判断： “一个经过充分征实和为大家所接受的报告说，在库斯科的古堡里有一个秘密的大厅，厅内藏有无数的财宝，其中有用黄金做成的历代印加王的塑象。一个仍然健在的女人、末代印加王的妻子唐娜玛丽亚·德埃斯基韦尔曾经到过这个厅内，我曾听她谈过她是怎样被带进厅内去看财宝的。 “这个女人的丈夫唐卡洛斯的生活方式与他的高贵的地位不相称。多尼亚·玛丽亚有时埋怨他，说她被骗嫁给了一个拥有印加贵族称号的岔穷的印第安人。她经常这样说，以致有一天晚上唐卡洛斯喊道：‘夫人，你想要知道我是富还是穷吗？你会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贵族或者国王比我的财富更多。’然后他用一块手帕蒙住她的双眼，让她转了两、三圈，携着她的手走了一段短距离才把蒙眼的手帕揭开。当她张开双眼时，她惊讶不已！她走了不到二百步，下了几级台阶，现在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四方形的大厅里，她看到在围绕墙壁的凳子上，有历代印加王的塑象，每个都有十二岁的男孩那样大小，生都是黄金制成的！她还看到许多金器和银器。她说，‘实际上，这是全世界最丰富的宝库之一！’” 时期可能相距不远。①值得指出的是，在美洲，沿着巨大的山脉的高原地区成了两个半球的文明的良好的活动中心。两个民族在军事上推行的政策迥然不同。阿兹特克人为他们的凶猛的性格所驱使，进行的是斩尽杀绝的战争，用大批屠杀俘虏来庆祝他们的胜利；印加人虽然以同样执拗的精神进行征服，但喜欢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用谈判和计谋来代替暴力，在同他们的对手打交道时不摧毁那些日后属于他们的资源，而且对手应该以朋友而不是以敌人的身份投入帝国的怀抱。 ③ 《秘鲁的古董和遗址》（手稿）的佚名作者以第二手材料向我们展示了这些灿烂的文化传统之一，这些文化传统在早期培育了冒险精神。他认为，在这方面，这个传① 墨西哥西南地区。——译者① 同第134 页注③，第1 章。他们对待被征服者的政策也与阿兹特克人推行的政策形成明显的对比。墨西哥的封臣们受到沉重的赋税和兵役的压榨。他们的福利遭到漠视；压迫的唯一限度是能否忍受。他们受到堡垒和武装警卫的威吓，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或成员，只是作为被征服的民族处于屈辱的地位。另一方面，印加王使他们的新的臣民立即享有社会上其他人享有的一切权利；而且尽管他们让这些新的臣民遵守帝国的既定的法律和习俗，但以一种父亲般的关怀照顾他们个人的安全和舒适。就这样，各种各类的人口由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为共同的忠诚感所鼓舞，随着帝国的越来越扩大，这种忠诚感使帝国更加强大和更加稳定；而那些不断98 沦于墨西哥王权统治之下的部落，只是由外力的压迫束缚在一起，一旦这种力量消失就立刻瓦解。这两个国家的政策表现出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的对比。他们的宗教制度同样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阿兹特克人的整个万神殿多少具有神殿中为主的神灵——战神的残暴气氛，他们的琐碎的仪式几乎总是以杀人祭奠和人肉筵席而告终。但是秘鲁人的仪式采取的是不那么有害的形式，因为它们倾向于精神上的崇敬。对造物主的崇敬与对天体的崇敬相近，这些天体由于在明亮的轨道上运转，似乎是造物主的慈爱和权力的最光辉的象征。在较小的机械工艺上，两个民族都表现了相当的才能；但是在重大的公共工程的建设上，例如在修筑道路，沟渠、运河上以及在农业的一切细节上，秘鲁人要优越得多。奇怪的是，他们在为追求较高的知识文化所做的努力方面，在天文学方面，特别是在使用有形的符号交流思想的艺术方面，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对手。当我们想到印加人的更美好的地方时，对他们在这些具体事物上不如阿兹特克人的地方只能用下述事实加以解释：后者的科学很可能得益于一个在他们以前居住在该地的民族 ——这个象幻影一样的民族的起源和结局在调查者的眼里都是模糊一片，但他们可能是为了逃避中美洲地区的凶狠的入侵者而来的，那些地区的建筑遗址现在向我们提供了印第安文明的最有意义的纪念物。拿来与秘鲁人对比的正是这个比较开化的民族，秘鲁人在精神的和道德的组织方面似乎与这个民族有某些相似之处。如果容许印加帝国以它在被西班牙人征服时那种迅速前进的步伐扩展其版图的话，这两个民族可能已经彼此发生冲突，或者，也许彼此结成联盟了。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在他们的各自的文明的特点上互不相同，似乎可能的是，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且似乎奇怪的是，当他们的帝国同时存在时，有些无形中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的科学和艺术的种子，竟然没有跨越把这两个民族分隔开来99 的鸿沟。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例证：即人类的思想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从黑暗中奋力挣脱出来走向光辉灿烂的文明。正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那样，在秘鲁的制度与东亚某些专制政权的制度之间，有着更为相似之处；那里的政权的专制主义似乎属于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整个民族在其统治者的家长制的权威之下，好象一个巨大的家族的成员聚集在一起。例如，中国人就是这样，秘鲁人与他们相似之处是：他们绝对服从权威，他们的温和的然而多少有些固执的性格，他们追求形式，尊重古老的习俗，他们在小型制造业上的技能，他们在思想上的模仿性而不是创造性，以及他们的无比的耐心，是这种耐心而不是更富于进取的精神使他们完成了艰巨的事业。①在他们把社会划分为阶层方面，在他们对天体和自然现象的崇奉方面，和在他们对种植业的科学原则的了解方面，他们与印度的土著居民更为相似。在这些方面，以及在关于来世的概念方面，他们也与古埃及人很相似，这种关于来世的概念使他们很重视尸体的保存。但是，我们从东方的历史上看不到与印加王对他的臣民所享有的那种绝对控制相比的东西。在东方，这种控制建立在物质力量之上——建立在政府施加的外部力量之上。印加王的权威可以跟教皇在其极盛时期的权威相比，那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在梵蒂冈的赫赫权势下颤抖，圣彼得的继承者使国王们在他面前屈服。但是教皇的权威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他没有世俗的权力。印加帝国建立在精神和世俗二者之上。它是一种神权政治，比犹太人的神权政治行使得更为有效；因为后者尽管在执行法律上可能具有同样1oo 大的权力，但法律是由一个制定法典的人解释的，这个人是神的仆人和代表。但是印加王既是法律制定者又是法律本身。他不仅是神的代表，或者象教皇一样，是神的代理人，而且他本身就是神。违犯他的法令就是读圣罪。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的体制是通过如此严厉的惩罚来维持的，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的体制对其臣民有如此巨大的压力。因为它不仅控制人们的有形的活动，而且控制其臣民的私人的行为、语言、甚至思想。这一点使政府的效能增加不少，因为在国王下面，有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他们与国王本人一样出身高贵，虽然地位远在国王之下，但比社会上其他人不知高出多少，这不仅由于出身，而且由于他们有知识。这是一支特殊的权力后备军，而且，由于他们长期的世代相传的训练，使他们熟悉他们的专业，并使他们受到群众的深深的尊敬，他们成了执行政府的行政措施的敏捷而又熟练的代理人。在印加王那交通制度非常完善的帝国的广大领域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国王的检查，成千双拥有不可抗拒的权力的手，在全国各地准备好执行他的命令。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难道不是压迫最深而又最温和的专制主义吗？说它温和，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君主所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臣民卑顺而又盲目地服从他的意志，就使得没有必要采用暴力或严厉手段来推行他的意志。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牲畜一样，生来就是供他享受的，但是，由于他们处于无依无靠的地位，他以一种怜悯的心情看待他们，就象一个仁慈的主人对那些供他役使的可怜的牲畜可能产生的那种感情一样。或者，如果公正地看待许多印加王具有的慈爱的性格的话，就象父母对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的那种感情一样。法律小心地注意了保护人民的生存和个人的生活。不准役使人民从事有害其健康的工作，也不准对人民强加过分的劳动使他们精疲力竭，这与他们后来的命运形成可悲的对比。他们从来不会成为公家或私人的巧取豪夺的受害者；有一个慈善计划仔细地照顾着他们的需要，在他们遇到困难时101 给予帮助，并且维持他们的健康。印加王的政府无论形式上多么专制，精神上却真正是仁爱的。然而，在这方面，就人类本性的尊严而言，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人民① 卡利伯爵以找出中国人和秘鲁人之间的各方面相似之处为乐。中国的皇帝称为“天子” 或太阳之子。他也每年在他的臣民面前扶犁一次，表示他重视农业。而且注意到了夏至、冬至和春分、秋分，以此决定他们的宗教仪式的日期。这些巧合是很奇特的。《美洲通信》，第2 卷，第7 、8 页。所得到的东西被认为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一种权利。当一个民族被置于印加王统治之下时，它就放弃了一切个人的权利，甚至人类最宝贵的权利。在这个非常的政体下，人民在社会的许多美好事物上取得进展，在制造业和农业上有熟练的技术，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不知道使用钱币。他们没有值得称之为财产的东西。除法律具体规定的以外，他们不能从事任何其他手工艺，不能从事任何其他劳动或娱乐。未经政府许可，他们不能改变他们的住址或服装。他们甚至没有在其他国家里连最穷的人也享有的权利：选择自己的妻子。专制主义的强制精神不让他们有在法律规定范围以外的幸福或不幸。自由行事这种人类最珍贵的生来就有的权利在秘鲁被消灭了。秘鲁政府的惊人的做法所造成的结果只能使统治者拥有的精神权威和实际权力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然而，尽管它不符合我们的口味、成见和我们性格上的一些原则，然而它竟能如此地行之有效，而且能够持续很长时期，就足以证明这个政府一般执行的是明智而温和的管理。印加王惯常执行的防止那些可能扰乱秩序的灾祸的政策，从他们关于反对贫困和懒惰的规定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在这些规定里，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里使人们不满的两个重大原因。不仅人们在家中的强制性工作，还有他们从事的遍布全国各地的那些巨大的公共工程，都促使他们勤快。这些公共工程的废墟仍然能够证明它们当初的宏伟。然而，我们惊奇地发现，从他们的工具和机械的不完善来看，这些工程本身当然会遇到很多巨大的困难，而政府的精明的策划又使这些困难大为增加。西班牙征服者告诉我们，基多的王家建筑是由巨大的石块建成，其，102 中很多是沿山路从库斯科运来，距离有几百里格。①首都的大广场填了很厚的泥土，这些泥土是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艰巨劳动从遥远的太平洋海岸往上运到陡峭的科迪那拉山脉的山坡的。②秘鲁的法律不仅把劳动视为一种手段，而且把它视为目的。读者已经从本书中得知他们的许多关于防止贫困的规定。这些规定非常完善，以致在他们的广阔的国土上——其中很多地方是不毛之地——无论多么卑贱的人也不会缺衣少食。在任何其他美洲国家里，饥荒是一种流行的灾祸，当时在文明欧洲的每个国家里，饥荒也是非常普遍的，而在印加王统治的国土上却不知饥荒为何物。最初访问秘鲁的西班牙人中的最开明的人士，由于那种富裕和繁荣的普遍景象以及整个国家的每一事物都井井有条使他们深为感动，因而他们热情地予以赞扬。在他们看来，对秘鲁人民来说，不可能有更好的政府了。借用① “不让人休闲是一项极重要的规则，这种意图促使印加王公在和平时期下今把从各省征来的石块从基多运到库斯科，又从库斯科运到基多，以便为他们或太阳神建造宫殿。印加王公所于的这一切毫无意义，耗费了巨大的劳动力，忙坏了各省的人。当然对老百姓来说，只有劳动才能生存下去。”见翁德加多：《第一次叙述》，手稿。并见《秘鲁的古董和遗址》，手稿。 ② 这灾际上是金砂；因为翁德加多说，在他任库斯科长官时，他让人从砂子中挖出大量的金制器皿和饰物，这些东西是当地人埋在砂中的。“库斯科广场上的泥土被当作神土挖掉并运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又把海滩上的沙子运来铺填，有的地方铺沙达两柞半（约合50 厘米）厚，甚至在沙堆里埋上金银制作的器皿、小羊羔和小人。我们亲眼见过大量挖掘出来的这类埋藏物。我去那个城市就职时，整个广场被沙子覆盖着，因为广场很大，不知运去多少沙子才能铺满广场。依我看，广场离海边至少也有五百多公里。大家都说，这种沙子只有海边才有，我自然对此感到满意。”见《第二次叙述》，手稿。当时一位杰出的权威的话来说，由于满足于现状和没有犯罪行为，秘鲁人的温顺的性格可能使他103 们适于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如果征服者的内心怀着改变他们的信仰的愿望而不是怀着希求获取黄金的贪欲的话。①而且后来有位哲学家，由于被他自己的想象加以渲染的一幅在印加王统治下公众繁荣和个人幸福的图画所鼓舞，宣称“秘鲁人的精神世界远远胜过欧洲人。”②然而，这种结果很难与我曾试图分析的政府的原则协调一致。在没有自由行事的地方就没有道德可言。在没有诱惑的地方就谈不上德行。在日常生活由法律严格规定的地方，是法律而不是人，必须对行为负责。如果说无为而治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侵犯人民的天赋权利只以使他们服从为限的话，那么，在人类创立的所有政府中，秘鲁的政府最不值得我们赞扬。很难理解那种与我们自己的自由的共和国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的创造性及其全部意义，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多么卑贱、可以追求国家的最高荣誉——可以选择他自己的职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在这里，知识的光辉不是只集中照在少数经过选择的人身上，而是象阳光一样普照，平等地照在穷人和富人的身上；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激起了普遍的竞赛，这种竞赛104 使人们发挥出最大的才能和最旺盛的精力；在这里，自立的愿望使人们有一种依靠自已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专制政治下的驯服臣民所没有的；总之，在这里，政府是为人而设立，不象在秘鲁，人似乎只是为政府而生的。新世界是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曾经实行的场所。印加帝国已经消失，没有留下痕迹。另一个伟大的试验仍在进行——这个试验是要解决旧世界长期遇到的问题，即人的自治能力的问题。如果这一试验失败，人类是可悲的！在秘鲁的制度是否对人民的性格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上，西班牙征服者们的证词是不一致的。饮酒和跳舞据说是他们过份偏嗜的娱乐，象其他国家的奴隶和农奴一样，由于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能从事比较重要和高尚的职业，他们就以沉溺于轻浮和肉欲来代替。懒惰、放纵和淫荡是在征服时见到他们的人之一加在他们身上的形容词，但是这个人的笔杆对印第安人不怎么友好。①然而，就一个对土地没有兴趣、没有个人的权利需要保卫的民族来说，① “如果上帝派来的不是贪得无厌的人，而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那末他们就应该传播我们神圣的宗教，并且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能为人师表，是奉公守法的人。”见萨缅托：《最初发现》，手稿，第22 章。但是，对人民的功绩的最有力的证词是由曼西奥。谢拉·莱赫萨马提供的，他是定居秘鲁的早期西班牙征服者中最后一个幸存者。正如他所说的，他在为了解除良心上的内疚而在临死时所做的遗嘱的序言中宣称，印加王统治下的整个人民非常沉着和勤劳；没有抢劫和偷盗之类的事情；毫无淫荡之风，甚至没有一个娼妓；每件事情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绝对服从权威。就整个国家而言。这种颂词多少有些过份，而且可能使人怀疑这个临终的老征服者由于他自己对待当地的方式使他深为悔恨因而过高地评价了他们的美德而没有严格根据事实。然而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时刻所做的证词对秘鲁人来说是太重要和太荣幸了，因而历史学家不能予以忽视；我已将遗嘱的原文列在“附录四”中。 ① “他们是一群无耻的酒色之徒，常常和自己的姐妹通奸，像同别的女人一样和父亲的妻妾甚至自己的母亲胡搞，甚至有人和自己的女儿搞性爱。他们常常喝得酪酊大醉，兽性大作，和女人滚在一起。这些‘土著贵族’妄自尊大，傲慢无礼， ……。这些人恶贯满盈，这里下——赘述。”见佩德罗·皮萨罗：《发现和征服》。这个冷酷无情的征服者信口胡编的这些不实之词，表明他对当地人民的制度一无所知，因而不能使人们相信他所说的关于他们的性格的情况。独立的精神不会很强烈；而且他们那么轻易地向西班牙入侵者屈膝，除了他们的相对弱小以外，也说明他们可悲地缺乏一种爱国的感情，这种感情使人具有生命诚可贵而自由价更高的气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不幸的当地人在欧洲人的文明面前胆怯而过份责难他们，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印加王的政府所取得的真正105 伟大的成就。我们不应忘记，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最贫穷的人所享受的个人生活上的舒适，至少在免于肉体上的痛苦方面，远远胜过美洲大陆上其他国家的类似阶层的人们——也许胜过封建时代的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这类阶层的人们。在他们的权力统治下，这个国家的较高阶层在许多属于开化社会的艺术方面取得了进展。一个正规的政府的基础已经奠立，这个政府在一个巧取豪夺的时代里，给它的臣民带来了安定和安全的无限幸福。由于印加王的坚定的政策，森林中的原始部落逐渐走出了丛林，投入文明的怀抱；并且利用这些物资建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这样的帝国在美洲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这个政府的缺点是在立法上过于琐细——在美洲当地人中，这个缺点肯定是最无关紧要的。注：我不认为有必要增加以上导言的篇幅，写进一个关于秘鲁文明的起源的调查报告，就象墨西哥史后面附录的那样。秘鲁的历史无疑与东方不只一个国家有相似之处，其中有些已在上文中简要提到；尽管提到那些相似之处时不是作为有着共同的来源的证据，而是为了表明不同的国家在文明发展的相同阶段上自然而然地会产生的一些巧合。这些巧合既没有阿兹特克人的历史所提供的那样多，也没有那样引人注目。墨西哥人在天文学上所表现出来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就比其他所有相似之处都更为重要。然而印加制度所表现的类似之点似乎是指向同一个发展方向；而且由于调查研究很少能够实际证实更不能驳倒上文采用的论点，所以我认为最好不要用它来打扰读者。我在本书导言部分所依靠的两个杰出的权威是胡安·德萨缅托和长老会牧师翁德加多。从前者那里，除了他本人的著作所提供的以外，我未能搜集到任何其他材料。在他的手稿前面的署名，中，他被称为西印度事务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106 意味着在同事中是一个有力人物，而且拥有搜集情报的手段，使他在殖民问题上的意见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萨缅托在加斯卡统治时期对殖民地的访问，使这些搜集情报的手段大为增多。正如他告诉我们的一样，在拟好了一个关于编篡古代秘鲁制度史的计划以后，他在 1550 年访问了库斯科，在那里从当地人身上搜集他要写的材料。他的地位使他得以接触最可信的材料来源，而且从被征服民族的最有学问的印加贵族的口中，他搜集了关于他们民族的历史和制度的传统的材料。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结绳文字是一种很不完善的帮助记忆的方法，需要经常加以注意，远逊于墨西哥人的象形文字。只有通过勤奋的教育才能将它们用于记载历史，而在征服以后，这种教育受到了忽视，以至这个国家的古代的历史将随着那唯一记忆着历史的一代人的死亡而抿灭，如果不是少数明智的学者，例如萨缅托，看到了这一重要性，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与当地人交往，从他们那里搜集到他们藏在心里的丰富资料的话。萨缅托为了使他的著作更为可信，在这个国家到处旅行，用他自己的双眼来考察有关的主要事物，以便尽可能通过个人的观察来证实当地人的叙述。这些劳动的结果便是他的这一著作，题为：《关于秘鲁各省的地方印加领主的继位和治理及其它有关印加王国的事项向西印度事务委员会主席唐胡安·萨缅托先生阁下的报告》。这部著作分成几章，共有四百页对开纸的手稿。著作的导言部分包括印加王的起源及其早期的一些传说故事，正如在一个未开化民族的古代传说中通常所有的情况一样，充满了关于最原始和最神奇的性质的神话寓言。然而这种幼稚的概念却给考古学者提供了一个取之不竭的宝藏，他们力求解开一个神奇的网，这个网是一群狡黠的神职人员编织出来象征他们无力解释的造化的神107 秘。但是萨缅托巧妙地只限于陈述这些传说，而不妄想去解释它们。萨缅托从这个神秘的领域转入秘鲁人的社会制度，描述他们的古代政体，他们的宗教，他们在技术上、尤其是在农业上取得的进展；总之是精心地描绘了一幅关于他们在印加王朝统治下所达到的文明的图画。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事实上是根据一些最有权威的材料，在很多方面由他自己的观察所证实，其价值是无可怀疑的，而且在写作时显然是尊重事实的，因而赢得了读者的信任。手稿的结束部分写的是这个国家的国内史。对于不在信史范围之内的早期印加王的统治，他匆匆地简略带过。但是对最后三个、也正是登上秘鲁王位的最伟大的三个君玉的统治，他写得比较详细。这个时期对于编年史学家说来是比较坚实的基础，因为事件发生得太近，那些象苔藓一样缠绕着较早时期的每一事件的民间传说，不能把它们搞得面目全非。萨缅托的叙述到西班牙入侵时为止；因为他认为，入侵的故事最好留待他那些参与了入侵的同代人去叙述，但是这些人的素养和教育只能使他们对发掘当地人的古代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一事漠不关心。萨缅托的著作是用一种简洁、明快的笔调写成的，不象他的同胞们经常有的那样讲究词藻。他以一种诚实而坦率的态度写作，而且当他非常公正地对待被征服民族的功绩和才能时，他愤怒地指出西班牙人的暴行和征服的令人沮丧的倾向。的确，可以认为，他过高地估计了这个国家在印加王统治下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并非不可能的是，由于这个国家所提供的一个原始文明的遗迹使他感到惊奇，他对它的臣民发生了好感，因而在欧洲人眼里看来，他把它描述得过于绚丽多采。但这只是一个不严重的缺点，严酷的征服者们大都不具有这种缺点，他们推翻了这个国家的制度，并且除了它的黄金以外，看不到它有什么可贵之处。还必须承认，萨缅托不想把他的看法强加给读者，而且他仔细地区分哪些是他根据传闻报道的，哪些则是根据他的亲身绎历所写，“历史之父”本身并没有把这二者区分得更清楚。108 这位西班牙历史学家也没有完全免于他那时代的迷信；我们经常发现他把那些完全可以归咎于人类的邪恶的事物说成是有魔鬼直接伸手。但是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对当时最聪明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要求一个人比他所处的时代更聪明是过份的。萨缅托值得称赞的是，在一个迷信往往与狂热结合在一起的时代里，他的性格上似乎没有偏执的色彩。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不幸的当地人的仁爱，而他的语言，尽管没有热烈到形成教会的宗教之光，但也温暖到成为博爱之火，把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一样视为他的同胞兄弟。尽管萨缅托的著作在提供印加王统治下的情况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但它很少为人所知，很少为历史学家们所参考，而且仍然是些没有印行的手稿，这些手稿就象没有铸成钱币的金银一样呆在埃斯库里亚尔的秘密仓库里。我提到的另一个权威，长老会牧师波洛·德翁德加多，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法律学家，他的名字在秘鲁的事件中经常出现。我没有发现有关于他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那个时期的叙述。但是他在加斯卡来到时是在那个国家里，并且住在利马，处在贡萨洛·皮萨罗的篡权统治之下。当狡滑的塞佩达想要让居民们在宣告他的首领拥有统治权的文件上签名时，我们发现翁德加多在那些与他同行业的人当中带头加以抵制。在加斯卡到达时，他同意在后者的军队中担任军官职务。在暴动结束时，他被任命为拉普拉塔市长，后又任库斯科市长，在这个荣誉的职位上，他似乎呆了好几年。在执行他的市长职务时，他与当地人经常打交道，并有充分的机会研究他们的法律和古老习俗。他行事非常谨慎和谦逊，致使他似乎不仅赢得了他的同胞的信任，而且赢得了印第专人的信任；而政府则小心地从他在制定更好地治理殖民地的措施方面的广泛经验中获益。本书经常引用的《叙述》，是在总督们的建议下写成的，第一次是1561年向卡内特侯爵讲述的，第二次则是在十年以后向涅瓦伯爵讲述的。这两次讲述的范围都和萨缅托手稿的范围一样；而第109 二次的回忆录写于第一次以后这样久，文字上有较多的疏忽和冗长之处，可以被认为是表明作者已经年迈力衰。由于这些文件的性质是对政府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因而论题的范围似乎比现代历史学家所能想到的要狭窄一些。事实上，这些问题专门问的是岁人、贡品——一句话，即印加王的财政收入；对于这些含糊的问题，翁德加多的答复特别详尽。但是政府的受到启发的好奇心涉及的范围广泛得多；答复就意味着通晓印加王的国内政策，他们的法律，社会习俗，他们的宗教、科学和艺术，总之是构成文明的一切因素。因此，翁德加多的回忆录包括了这位冷静的历史学家的整个研究领域。在处理这种种问题时，翁德加多表现出了精确和博学。无论讨论多么困难，他从不后退；而且当他以谦逊的态度说出他的结论时，显然他认为他的材料是通过最可靠的途径得来的。他轻蔑地否定那些编造的说法；在他叙述时对这类事实的可靠性作出判断，并且坦率他说出证据的缺陷。他远不是表现出心地善良然而轻信的传教士的单纯的热情，而采取的是律师的冷静而谨慎的步骤，熟悉证词之间的矛盾和口头传说的不可靠。这种谨慎从事的态度和他作出的判断的恰当性，使翁德加多被认为是比他的大多数研究印第安古代事物的同胞重要得多的权威。在他的著作里贯串着一种人造主义，特别表现在他对待不幸的当地人的同情上，他对他们的古老文明作出了公正的但不是过份的评价；同时象萨缅托一样，他无畏地诡责他自己的同胞们的过火行为，并且承认他们给国家的荣誉带来了耻辱。然而，尽管这种非难构成了谴责征服者的最有力的理由，因为它来自与征服者相同的西班牙人之口，但是这也证明，西班牙在这个盛行暴力的时代能够从它的本土派出一些明智而善良的人士，这些人拒绝与他110 们周围的胡作非为的暴徒们同流合污。事实上，就在这些回忆录中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从善良的总督门多萨以下的殖民政府不断作出努力想使不幸的土著人得到保护和从温和的立法中得益。但是冷酷无情的征服者和只有黄金才能使其动心的殖民者，给改良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翁德加多的著作的可敬的杰出之处在于它没有那种成为当时的通病的迷信；这种迷信表现在轻信神奇的事物，这种情况在异教的和基督教的故事中同样存在；因为在前者中轻信的眼光很容易看到魔鬼的直接插手，在后者中则看到上帝的巨掌。正是这种对一个无论是好是坏的精神形象的轻信，形成了十六世纪的著作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没有比这更不符合真正的细致的调查研究精神的了，也没有比这与理性的批评更不相容的了。翁德加多没有表现出这种弱点，而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写作，他用常识这把普通的尺子来衡量事物的真正价值。他经常注意他的论据的主要目的，不让自己象当时那些喋喋不休的历史学家一样，陷入成千件纷乱繁杂的事件之中，使读者感到迷惑，无所适从。翁德加多的回忆录不仅写到这个国家的古代事物，而且写到它的现实情况，写到如何矫正它在征服者的严酷统治下所遭到的种种不幸的最好方法。他的建议充满了智慧和一种宽容的政策，这种政策将把政府的利益和它的最卑贱的封臣的繁荣和幸福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同时期的人从他的建议中理解了当时事物的情况，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也同样从他那里获得有关过去的材料。埃雷拉可以任意参阅他的手稿，而读者在精读这位学识渊博的印第安历史学家的著作时，不知不觉地从翁德加多的研究中获益。他的宝贵的《叙述》对后代人有用，尽管它从来没有获得印行于世的荣誉。我手头的这份抄本，就象萨缅托手稿的抄本一样，应该感谢辛勤的文献学家里奇先生。这份抄本构成了金斯巴勒勋爵的丰富的收藏品的一部分。这位勋爵的名字永远受到学者的尊敬，因111 为他为了说明美洲的古代事物进行了不倦的努力。应当指出的是，翁德加多的手稿没有他的签名。但是手稿中谈到作者生平的几次行动，使得这些手稿无可怀疑地是他的著作。在西曼卡斯的档案中，有最初的回忆录《第一次叙述》的一份复本，尽管它同在埃斯库里亚尔的那份复本一样，没有作者的名字。穆尼奥斯把它说成是征服中的一个杰出的骑士加夫列尔·德罗哈斯所写。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手稿的作者证明了自己就是翁德加多，他在回答第五个问题时宣称自己是在库斯科发现了印加王的干尸的人，阿科斯塔和加西拉索都曾明确指出这个行动是当时任库斯科市市长的长老会牧师波洛·德翁德加多采取的。如果马德里的学者们今后把这些《叙述》的珍贵的手稿刊印时，希望他们小心不要让一个象穆尼奥斯那样在批评上很少出错的批评家的权威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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