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征服史

第一版前言在西班牙人的新大陆冒险史中，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无疑是最光辉的篇章。这两个国家既是幅员辽阔的帝国，又有良好的社会政治体制，并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事实上，它们在伟大的历史画卷中所占的地位非常突出，以致这一个国家的名字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起另一个国家的名字，尽管它们的制度显然备不相同；因此，当我为撰述《墨西哥征服史》而派人前往西班牙搜集材料时，我把有关秘鲁征服史的材料也纳入搜求之列。这两方面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得自同一个巨大的宝藏——马德里皇家历史研究院的档案。这个机构专门负责保管那些可能用来说明西班牙殖民史的材料。它的收藏中最丰富的部分也许是穆尼奥斯的那些文件。这位杰出的学者、印第安人的史官，一生中花费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搜集关于西班牙人发现和征服美洲的材料。由于他是在政府授权下从事这项工作的，他在这方面获得了一切便利的条件；在帝国各个主要城市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它拥有的广阔的殖民地上，所有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所都为他查阅材料大开方便之门。其结果是搜罗了大量的手稿，其中很多材料是他耐心地亲手抄录的。但是他未能活到收获他辛勤工作的果实。在他去世时，叙述哥伦布航海活动的第一卷刚告完成：而他的手稿，至少是有关墨西哥和秘鲁的部分，注定要归另一个人使用，这个人是这些材料所涉及的新大陆的一位居民。使我从其学术收藏中获益匪浅的另一位学者是前皇家历史研究院院长马丁·费尔南德斯·纳瓦雷特先生。在他那长寿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从事搜集记录殖民活动的原始文献。其中有很多已经编入他的伟大著作《航海和发现选集》中，这部著作虽然远远未能按其作者最初的计划完成，对历史学家却有不可估量的帮助。在回溯发现新大陆的历程时，纳瓦雷特撇开墨西哥和秘鲁征服史，转而描述其同胞在西印度海上的航行。他慨然允诺将他那些有关上述两个国家的手稿让人抄录给我，其中有些手稿在他那博学的助手、与他在研究院中共事的萨尔瓦和巴兰达的倡议下印制了出来；而那些交给我的文件则为我撰写本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在本书开始写作以后不久，这个杰出的人便与世长辞了。他的去世在他的国家里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白点；因为他热情地献身于学术事业，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使人们增长了对他的国家的殖民史的知识。他远远不只是埋头于自己的学术计划，而是随时准备对其他人的学术计划给予同情和帮助。他为人的高尚品质——他那仁爱之心、平易近人的风度和纯洁的情操——进一步提高了他作为学者的声誉。我本人对他深为感激，因为从我发表第一部历史著作起，直到他去世前最后一周，他经常使我深信他对我在历史学上所做的努力给予诚挚而最有益的关心；我现在更乐于对他的功绩作出这一公允的称颂，这种称颂绝不应被怀疑为吹捧。在惠赐给我材料的人名单中，我还必须添上泰尔诺一康潘先生的名字，他以把穆尼奥斯的手稿翻译成翔实而优美的法文闻名于世。我还必须添上我的朋友帕斯库亚尔·德加扬戈斯先生的名字，他谦逊地以翻译的形式提供了对西班牙一阿拉伯历史的最尖锐和最精辟的评论，从而使他自己在那个由于诸如马斯德、卡西里和孔德等人的努力而闪耀光辉的艰深的学术部门里居于最前列。除了从这些来源获得的材料以外，我还从埃斯库里亚尔图书馆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抄本。这些抄本主要是叙述秘鲁的古代制度，它们是金斯布鲁爵士的珍藏品的一部分，这些珍藏品同大多数学术收藏品的命运一样，在其卓越的主人去世以后便散失了。在这方面，我得感谢那位现在寓居伦敦的辛勤的目录学家奥·里奇先生。最后，我不能不从另一方面表示感谢我的朋友查尔斯·福尔索姆先生、波士顿图书馆的一位学识渊博的馆员，他非常熟悉我们的英语语法结构和道地的习语，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帮助我改正了本书和我以前的著作中许多文字上的不确切之处。我从这些不同的来源搜集了大量的抄本，性质各有不同，来源却十分可靠，这些材料有：皇家的封赐和命令，宫廷的指示，皇帝给殖民地主要官员的谕旨，城市的档案，私人的日记和备忘录，以及在这个动荡的局面中的主要角色的大量私人信件。也许正是由于殖民地的动荡不宁使得国内政府与殖民地官员之间的通讯更加频繁。但是，无论原因为何，搜集到的有关秘鲁的手稿材料比有关墨西哥的更为丰富和完整；因而在冒险者走过的道路上，没有哪一个偏僻的角落是当时的书面通讯所没有涉及的。毋宁说，历史学家倒有理由抱怨“财多烦恼多”了；因为，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证据面前，往往难以弄清真相，就像很多彼此交叉的灯光能使观众眼花缭乱一样。本书的写作大纲与《墨西哥征服史》的相同。首先在第一卷导言中，我力图描述印加入的制度，使读者在阅读关于他们被征服的历史之前，了解这个不平凡的种族的特点和情况。其他各卷则缕述征服的历史。而且必须承认，尽管这个题目提供很多机会来介绍人物、叙述奇特的浪漫事件和描绘如画的风景，但它没有象墨西哥的征服那样给历史学家带来明显的有利条件。的确，无论从历史学家或诗人的要求来看，都很少有题目能与那个题目相比。那里的故事发展得很自然，就像遵循最严格的艺术规律所描述的那样。在读者的心目中，一直把那个国家的被征服视为伟大的目标。从西班牙人最初在那块土地上登陆时起，他们随后的冒险活动，他们的战斗和谈判，他们的损失惨重的撤退，他们的卷上重来和最后的围攻，全都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结局，直到这一系列事件由于首都的陷落而告结束。在事件的进程中，所有的人都坚定地朝着这个结果前进。这是一部宏伟的史诗，其中的旨趣的一致性达到了完满的地步。在“秘鲁的征服”中，如果说征服行动是指印加王朝覆灭而言，这一行动在本书的叙述结束以前很早就终止了。本书其余部分所写的是征服者之间的严重的不和，由于这些不和的性质，似乎他们不能集合在一个利益一致的目标之下。为了写出这些，我们必须看到印第安人的帝国被推翻以后的事情。对土人的征服只不过是第一步，继之而来的是对西班牙人——反叛的西班牙人本身——的征服，直至西班牙王室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个国家永久地建立起来为止。只有到这个时期，对大西洋彼岸那个帝国的征服事业才能说是大功告成；而且，着眼于这一更远的目标，才会发现随后的逐步的叙述都是朝着一个伟大的结局发展，从而保持了旨趣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对历史著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对戏剧创作的重要性。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有待读者判断。就我所知，西班牙人没有试图根据原始文献撰写一部力求具有经典著述声誉的秘鲁征服史，就像索利斯所著的《墨西哥征服史》那样。英国人由于罗伯逊的手笔而拥有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这样的历史，他那精采的概述在他关于美洲的伟大著作中占有适当的位置。我的目的一直是想要表现这同一故事的全部浪漫的细节；不仅描述征服的典型特点，并且用生活的色彩来充实故事的梗概，以便展示出一幅体现那个时代的细致而忠实的图画。为此，我在撰写本书时，大量地利用我的手稿材料，尽可能让角色自己说话，特别是经常使用他们的信件，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像在私人的自由通讯中那样易于流露内心的秘密。我在注释中大量摘录这些材料，一方面为了印证正文，同时也是为了使当时那些杰出的首领和政治家的这类作品得以印行于世，而这些作品是西班牙本国人不易见到的。阿梅代·皮肖先生在《墨西哥征服史》的法译本前言中，从该书的撰写计划推论出我一定仔细地阅读过他的同胞巴朗特先生的著作。这位尖锐的批评者不公正地认为我熟悉那位作者在其《布尔戈涅的公爵们》一书的前言中如此巧妙地加以阐述的历史学理论。而且我的确有理由钦佩他亲自阐明这种理论的娴熟技巧，即从遥远年代的一些原始材料中竖立起一座天才的丰碑，把我们立即引入了封建时代之中— —而且它没有近代的古董通常所具有的那种不协调。同样地，我也试图抓住一个遥远的时代的特征，并在阐述它时使之富有生活气息。但是，在一个基本的特点上，有偏离了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计划：我在建筑物已经竣工之后还保留着脚手架。换句话说，我向读者说明了在我得出结论的过程中的各个步骤。我不是要求他不加考察地相信我对这个故事的说法，而是力求向他说明我的看法的理由。通过大量引用原始的权威材料，和通过对这些材料加以如此严格的评介以致能向他说明这些材料所受到的影响，我力求把他置于能够自行作出判断的地位，从而修正、或在必要时推翻历史学家的判断。无论如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他能够估计一下从相互矛盾的证据中弄清真相所要遇到的困难；而且他将学会不依赖这样一些作家，这些作家在描述神秘的过去时，说的就像丰特内尔所称的具有“惊人的肯定性”，这种精神是与真正的历史哲学背道而驰的。然而必须承认，一个把较早时期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的编年史家，在收集供他使用的抄本材料上有某些明显的优势——朋友、对手和敌人的声明，彼此提供了有益的订正；而且在事件实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对备方的真实意图提供了最好的评论。处于斗争热潮中的角色，发现其看法受到周围人们的约束，而且其视力也为斗争的烟雾所蔽而茫无所见；旁观者则从更远和更高的地方放眼眺望，尽管个别事物可能有点不够清晰，却对这方面的全部活动一览无余。看起来似乎矛盾的是，根据当时的证据得出的真相，归根结底往往是由后来的作者而不是由当时的人们自己得出的。在结束这些议论之前，请容许我谈一点属于个人的事情。在外国对我的著作的几篇评论中，我被说成是个盲人；而且我不止一次地有幸被说成是在写作我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时丧失视力的。当我遇到这些错误的说法时，我一直都是迅速加以纠正。但这次的机会向我提供了这样做的最好的方式，我现在更希望这样做，因为我担心在我为我以前的一些历史著作所写的前言中，有些说法导致了这种误解。我在上大学时，一只眼睛受了伤，以至失明了。不久以后，另一只眼睛严重发炎，以至它也一度丧失了视力；而且尽管它以后恢复了，但由于器官严重失调，形成了永久性的视力衰退；而且，从那以后，我一生中有两段时期不能用它来阅读或写作，共达数年之久。正是在其中的一段时期里，我收到了来自马德里的关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利亚的历史》的材料。在我无法工作的情况下，这些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宝贵资料堆积在我身旁，就像一个人面对丰富的食物却要挨饿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尽可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的工作。我利用秘书的帮助，他给我朗读各种权威性的材料，我逐渐熟悉不同的外国语言的声音（实际上，由于我在国外住过一个时期，我以前就听惯了其中的几种语言），因而要听懂他的朗读没有多大困难。在朗读进行的过程中，我向他口授大量的笔记，当这些笔记积累到相当多的数量时，我又让他反复念给我听，直到我充分掌握了它们的内容，可以用来写作时为止。同时这些笔记又成了印证正文的方便的参考材料。还有一个困难发生在写字这项机械性劳动上，我发现这对我的眼睛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对这一点的补救方法是使用一个盲人用的写字盘，它使我不用借助视力便可把思想写在纸上，而且在黑暗中和在明亮处同样可以这样做。这样写出来的字母就像蝌蚪文一样；但我的秘书逐渐精通辨认术，总算膳写出一份大致可用的抄件供印刷者使用，其中自然有不少难以避免的错误。我之所以详细描述这一过程，是因为人们对我处在困境中所采取的措施，一再表现出某种好奇心，而了解这些情形可能对其他处于类似境况的人有所帮助。尽管我由于在工作上取得的明显进展而受到鼓舞，这种进展毕竟是缓慢的。但是后来，发炎的倾向减弱了，而且视力逐渐增加。最后它恢复到使我每天能够阅读几个小时的程度，尽管用这种方式工作只能在白天进行。我始终离不开秘书的帮助，也离不开写字盘，因为，与通常的经验相反，我发现写字比阅读对眼睛的考验更严重，——然而，这种说法不适用于阅读手稿；因此，为了使我自己能更仔细地校正我的著作，我在《费迪南德和伊莎贝利亚的历史》送去发表之前让人先印制一份供我亲自检查之用。我所描述的这些是在我撰写《墨西哥征服史》时有所好转的健康状况；而且，我对几乎恢复到了我的同类人的水平感到满足，我很少羡慕那些命运更好能够持续研读到晚上以至深夜的人。但是，最近两年又发生了变化。我那只眼睛的视力逐渐衰退了，神经的敏感性却有所增加，以致去年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翻开过书本，在那整个期间，平均说来我每天使用眼睛不超过一小时。我也无法用这样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即希望由于担负了力所不及的任务而受到损害的眼睛会恢复其原有的视力，或者此后能为我的学术研究尽很大的力量。由于这些障碍，我无法说我以后是否有勇气像我曾经设想的那样从事新的和更广泛的历史研究。也许，长期养成的习惯，以及坚持我长期致力的事业的那种自然的愿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研究成为必要，正如我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研究是实际可行的一样。那些对这件事怀有任何好奇心的读者从这些说明（我担心它嫌太噜苏了）中可以了解到我在从事历史研究中所遇到的烦恼究竟有多大。只要考虑一下我仅能在我的一只眼睛处于最佳状态时有限度地使用它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完全不能使用的情况，人们很快就会承认这些烦恼的分量不轻。然而，我所要克服的困难与一个盲人所遭遇的困难相比要小得多。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仍然健在的历史学家能够宣称他克服了如此巨大的障碍，只有《诺曼底人征服英国史》的作者除外，用他那感人的和优美的语言来说，他“使自己成了黑暗之友”；他把一种从事广泛而多样的研究（这种研究可能需要学者潜心从事）的能力，与一种只需要发自内心之光的深奥哲学结合在一起。我相信，我不得不作出的如此冗长的说明，不会被读者看成是庸俗的自我吹嘘，而要看到它们的真正根源，即出于这样一种愿望：纠正那种可能是由我自己在无意之中造成的误解，这种误解使我有幸被说成是某种曾经克服了摆在盲人面前的无数困难的人，我对这种荣誉并不感激，因为我不应该享有它。 1847 年4 月2 日于波士顿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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