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征服史

Ⅱ 在兰开夏郡有一个地方叫普雷斯科特，现在差不多已成为利物浦的一个近郊。美国的家系学者曾经断定这一定是马萨诸塞州的普雷斯科特家族的故乡。他们甚至已经发现了代表该家族的纹章，然而迄今为止他们确实是犹豫再三未曾提出证据。但我们听说有那么一个叫艾思赛德·普雷斯科特的人，“一个克伦威尔的军人”，跨海而来并于1640 年定居在马萨堵塞州的兰开斯特（请注意日期）。他如何设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有一点似乎是相当确实的，就是这位历史学家对其多少有些假想成份的家系很是自豪，而且对萨克雷在《弗吉尼亚人》中暗示这一点更是得意。对我们的思考极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即这位历史学家的祖父， “勇士威廉·普雷斯科特”在1775 年6 月的邦克山战役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位历史学家的父亲，一位杰出的律师和法官，假若他有意的话本来很可能成为最高法院法官，被描绘成具有一个人可能拥有的最好的品质中的两种品质——心灵诚实并且酷爱司备脱的小说。1793 年，他与美国驻亚速尔群岛的一位领事的女儿凯瑟琳·希克林结婚（从她那里这位历史学家得到了他称之为他那听来悦耳的第二个姓名），并且以一个富豪的身份于1844 年12 月8 日去世。双亲俩都活到看见他们的儿子成名，并且作为遗产遗留给他们的孩子一个既荣耀又受人爱戴的名字。 W.H.普雷斯科特于1796 年5 月4 日（彭斯的卒年）生于塞勒姆。一个更为意味深长的巧合是这样的事实，在同一个月，另一位伊比利亚半岛历史学家米涅也出生了；还有普雷斯科特特别喜爱的范本之一，罗斯科的《洛伦佐·德梅迪奇》也在同一年问世。一位善良的美国母亲一次对其新近皈依天主教的女儿（她曾敢于毫不含糊地贬低唯一神教团体）说，“我亲爱的，在波士顿的许多最体面的家庭都是唯一神教派的教徒！”普雷斯科特家族即在其中。 W.H.普雷斯科特，作为最严格意义上的新英格兰的文人雅士阶层的一员，受到精心的教育，是在书丛中长大的，并且预定要在美国的律师界工作。他生性灵敏活泼，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早熟迹象；虽然已经喜爱严肃的自省其身，但在勤学方面没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当他在大学（哈佛）三年级上学时，发生了影响他一生的不幸事故。当他正要离开学生“共同就餐”的餐厅时，一个恶作剧者扔来的一块热松饼，不偏不斜正打中他的左眼，并且将他打得昏倒在地。结果造成视网膜麻痹。他虽然没到“几乎失明”的程度，但从此之后他只能使用一只眼睛，有些时候则处于完全失明状态。他一天难得能读上两三个小时以上的书，而且还要格外小心地加以警惕和保护。原先预定要从事的律师职业就不得不放弃了。他决定过文学创作的生活，而且将他的时间完全置干一个自我约束的制度之下。他的历史创作大半是依靠一位抄写员和一架称之为“暗视图标”的书写机器完成的。他无法接受梯叶里的意见，他认为不可能以令人满意的结果进行口述。他的秘书每天为他诵读许多个小时①，他在脑子里构思出长长的章卷或提纲式的段落，然后以除了他的助手外任何人都难以辨认的字体写在纸上。他按这个提纲逐次写成他的历史文稿。在他所有使用的方法中，他都实行坚韧不拔的自我克制；他使自己戒绝一切涣散精神的干扰，使自己的工作规律化，并且每天很早起床——这是他讨厌的一种习惯。在一个严寒的暮冬，他写信给蒂克纳夫人说：“当我告诉您我曾经不畏寒冷在某一个早晨骑马到贾梅卡平原而且在早饭前赶回来的时候，你定会赞赏我很有勇气。我的目的是在格林先生的学校附近看日出”。他在节制饮食方面也同样干脆。普雷斯科特把他对西班牙“素材”的第一次写作冲动归功于蒂克纳在哈沸大学所作的演讲。1824 年12 月1 日，他开始学习西班牙语言。他对德语缺乏兴趣（也缺乏视力）。但他精通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文学。探索中走过不少弯路。但在 1826—1827 年间①，他以坚定不移的决心专心致志地研究旧派西班牙编年史学家如玛丽亚娜、苏里塔以及帕伦西亚的著作，并且开始编制他据以创作的提纲。他有规律地写作了十年，每年创作225 页，而且在他写作的同时把他的章节付印。几乎无人知道他正在写什么或打算写什么。一位近亲习以为常地指导他需要做某件重要的事情。1836 年10 月，他完成了该书的“校正和整理”。这时，出版与否倒成了问题，这个问题由普雷斯科特法官的诙谐的评论加以解决了，他说，“写出一本书而不敢发表的人是胆小鬼。”因此，1837 年12 月，《费迪南德和伊莎贝利亚的统治史》一书就问世了（扉页上标明的日期是1838 年），不多几个月之后，它在遭到默里还有朗曼拒绝承印之后，由本特利按只给一半收益的办法接受下来了。 ① 他的秘书和历史学方面的门徒之一是约翰·福斯特·柯克，他是《勇士查尔斯传》（三卷本，1863—1868年）的作者，现在，通过弗里曼教授的相当严肃的文章而为英国读者所熟知了。 ① 在此四年之前，他与波士顿的苏珊·艾默里结了婚，她的外祖父曾在邦克山战役中指挥过保皇党一边的一艘英国海岸炮舰。 ② 至于说西班牙语的社会当中对普雷斯科特的著作的热情赞许，可参看巴尔塞罗那编写的《西美字典》，1895，第16 册，第268 页。以《西班牙手册》的作者理查德·福特为首的英国评论家，对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如此渊博和完善的著作惊叹不已。②福特在《季刊》上写了一篇高度称赞的文章。哈勒姆、米尔曼、埃尔芬斯通、西斯蒙迪、德·托克维尔、索塞（他本人是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象洛克哈特一样）以及霍兰府邱的学者们的共同智慧彬彬有礼地对该著作表示了他们的赞许和认可。大西洋两岸的文人雅士隔海遥致敬礼。各学术团体纷纷向这位幸运的历史学家授予会员资格。只要他肯到欧洲来，西德尼·史密斯答应他一定会受到热情的款待。这个预测完全正确。当普雷斯科特于1850 年到达伦敦的时候，即使没有象那位副主教所预言的那样完全淹没在红葡萄酒之中，也受到了贵妇人、主教、文人才子和辉格伯爵们的隆重的款待和宴请，使他心满意足。《弗雷泽杂志》的一位作家在普雷斯科特死后声称，他在社会上的魅力，“用语言无法形容而在实际上是确凿无疑的，是各界普遍谈论的对象，无论在雅典娜神庙呷茶的主教当中，还是在兴高采烈地第一次参加女皇舞会的青春佳丽之中都是如此”。对普雷斯科特的历史学方面的声誉来说，一个最重大的纪念品是这样的事实，华盛顿·欧文以一种必定是非常痛苦的自我克制之举，将他曾长期想要借以获取一小笔财富的关于西班牙美洲史的珍贵史料全部交由普雷斯科特使用（优惠的版税对欧文来说远比对普雷斯科特更为重要），这里所指的就是《墨西哥征服史》一书。普雷斯科特接受了这一牺牲之后，他很好地使用了这项专利品。及至后来，应当公平他说，当需要将他所保存的关于西班牙的资料向莫特利公开的时候，他同样是非常慷慨大方的。在1842 年，当《墨西哥征服史》一书问世时，玛丽亚·埃奇沃思称之为划世纪之作。它甚至赢得了比《费迪南德和伊莎贝利亚的统治史》一书更为广泛的读者。大英博物馆中宏伟的格伦维尔图书馆的捐赠人托马斯·格伦维尔有一天被正在阅读《色诺芬的远征》一书的原作的美国大使发现。这位大使谈到那本书的魅力。格伦维尔手中举着普雷斯科特的一册书说：“这里是一本更为上乘的著作。” 《秘鲁征服史》是《墨西哥征服史》的一本自然的续集，它发表于1847 年3 月。一般都认为，关于普雷斯科特对墨西哥和秘鲁的研究方法已被全部取代的说法是正确的。①这对他的西班牙历史作品更为确切。至于《墨西哥征服史》一书，在偏离现代研究方法方面比人们一度曾认为的要小得多，而在其续集上则偏离更小。普雷斯科特后来未完成的作品《菲利普二世》，虽然在受人欢迎方面不如他心爱的《秘鲁征服史》一书，但是很多人认为是他所有作品中的最佳之作。他的散文，虽然仍有雕琢的痕迹，但随着他年事的增长越来越灵活了。后来的莫特利、米涅、斯特林- 马克斯韦尔、福内罗恩、利、休姆以及其他人的作品，多少降低了他的作品的缜密周全性，这正如普雷斯科特本身也降低了沃森的作品②并严重地损害了罗伯逊的作品一样。虽然普雷斯科特从天主教报纸上得到了生性“执拗”的名称，但他的中庸适度却是值得称道的；他没有任何新教徒的狂热，这种狂热足以损害莫特利或查尔士·金斯利的作品。他勇敢顽强地在纳汉特、佩珀雷尔、林恩和波士顿坚持他的创作，在连续不断的厄运和疾病的打击下继续工作。1859 年1 月28 日，死亡非常突然地降临了。莫特利写道，“黑夜猝然降临到一座庄严而美丽的庙宇的未完成的列柱中庭之上。” ① “起初，有一件对普雷斯科特大为不利的事。正如迪斯累利以特有的夸张所说的那样，威尔逊及其学派把‘墨西哥的金色圆屋顶’解释为印第夫人的泥涂小屋，从而使西班牙编年史学者成了一批冒失的说谎者。但是预期的反应随即而来。考古学当然发现了关于阿兹特克人‘蒙昧时期’的许多事情，那是在普雷斯科特的时代根本无法推测的。后来的学者以普雷斯科特时代不可能用的方法考查并核对过伯尔纳·迪亚斯——‘一个重要的编年史学家’— —以及其他的西班牙作家。新的资料出现了。但在将这类问题都加以考虑之后，事实仍然是，《墨西哥征服史》一书极为出色地站住了脚。目空一切的年轻小说家们可能会把这本书嘲弄为‘普雷斯科特用来冒充历史的传奇文学’，但是有见识的人更能识别优劣。”——《美洲文人录》： “普雷斯科特”篇，罗洛·奥格登作。 ② 罗伯特·沃森的《菲利普二世传》，首次以两卷四开本于1777 年在伦敦问世，当时备受赞扬并被译成外文，但现在几乎湮没无闻了。在这位历史学家逝世之后，普雷斯科特夫人写信给乔洽·蒂克纳，要求他着手撰写普雷斯科特的传略。1859 年4 月，在与莱尔女士商量之后，蒂克纳就全力以赴地进行这一工作。战争使它的出版受到阻扰，直到1864 年它才得以印行。它被认为是一部剪裁得当的公正的传记杰作，虽然有些刻板和说教意味。他那自觉的辛勤劳动和严以律己的一生培养成了天生快活、敏捷、无忧无虑以及与长期缠身的疾病作英勇斗争的性格，其教益是每个读者都能深有体会的。普雷斯科特的英国朋友，诸如莱尔女士和卡莱尔勋爵都喜欢这部作品。卡莱尔热情洋溢地写到这部作品使他清楚地回忆起普雷斯科特的爽朗的品格：“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认为你向世人表明我是曾赢得普雷斯科特的注意的人一事，在我面子上并没有不光彩。”班克罗夫特写了一封绝妙的信，措词如下：“你如实地描述了普雷斯科特，没有遗漏其性格中的任何部分。他的生活和为人比他的作品更伟大，你对他的写照正是如此。我认为没有什么被忽略的地方，没有什么草率从事的地方，也没有什么过甚其词的地方。我曾经担心他的生活的单调会使你的叙述缺乏新颖的、丰富多采的和具有激动人心的情趣的素材；在这里，通过描写他内心的思想斗争以及经受外部考验的斗争，你展示了一幅更为壮丽和引人入胜的图画，它比描述一位英雄的逃亡和冒险家的危难更能激动人心。我深知普雷斯科特，所以你把我对他那种刚毅、自律和具有自觉的高尚志向的概念升华了。”普雷斯科特在部分失去视力的情况下与梯叶里和帕克曼等历史学家的交谊是上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普雷斯科特生活在新英格兰学派之中，或者说生活在美国文学的模仿时期。它的散文模式扎根于吉本和戈德史密斯的旧式的世界。他还继承了十八世纪的编剧家和德育家所关心的那种全神贯注的作风，这种作风一直贯串于他的写作中。他可能没有足够深入地掀开事物的表面，但他在广阔而空荡荡的过去的一块空白的油画板上进行描绘的艺术却堪称是精湛的。他的作品是研究西班牙一美洲史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知识。在撰写海外历史的历史学家当中，可能除了富有经验的H.C.利博士之外，他仅次于帕克曼。他的书不可能被取而代之。一个满足于阅读了普雷斯科特的作品而不进一步阅读其他书的人，是颇为缺乏高度好奇心的学者；但是从有良好的判断力这点而言，这样的人远比一个陷入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普雷斯科特是他可以置之不顾的历史学家的人更值得赞扬。在普雷斯科特的所有的历史著作中显而易见最受欢迎的当属《秘鲁征服史》，即使不是在本质上最有价值或独创性的作品，也是最不易于取代的作品。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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