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

推动制度变迁的学术力量（1） 2004年9 月4 日到5 日，第四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在北京小汤山举行，国内近70位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年会收到论文120 多篇，远远高于上届，这是会议的直接组织者张曙光教授最为欣慰的一件事。从获奖作品看，《国有产权 “五龙治水”体制变迁效率的博弈分析》、《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分层》、《不对称谈判能力下的交易格局：国有股减持》等都涉及目前国内改革的焦点问题。 对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强大解释力正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得以迅速兴起的根本原因。20年前，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随即迅速发展，它对这个国家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学流派。科斯、诺斯这些制度经济学大师多次来到中国——中国没有错过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同样不可逾越中国。寻求转型中国问题之答案，是一种历史使命，承负这种使命成就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这一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机会在这个年轻的学科崭露头角。几乎所有中国有成就的经济学家，都与制度经济学相关。林毅夫、樊纲、张维迎、周其仁、汪丁丁、张军、张曙光、盛洪等，这些我们熟知的明星都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2004年9 月4 日，著名经济学家盛洪、张曙光，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20期，就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贡献进行了讨论。 新制度经济学运动《21世纪》：制度经济学是如何兴起的？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什么？盛洪：简单地介绍，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派，现在所谓的“制度经济学”主要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它以芝加哥大学科斯教授为首，在他之后有很多经济学家追随，并在美国形成一个新制度经济学运动。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标志之一就是科斯教授于1990年、道格拉斯·诺斯教授于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全部制度经济学的主张，简单来讲就是“制度是重要的”，即强调制度对效率的重要性，不同的制度对应不同的效率。这就导致一个推论，即制度变革会导致效率的变化。从方法角度看，制度经济学就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制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效率，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制度变迁的方向，提出推动制度变迁的政策建议。“交易费用”是进行有关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关键概念，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那就是，交易费用概念加新古典经济学。再一个重要概念是“产权”。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制度，通过对产权的交易可以改进对资源的配置。所以制度经济学也经常被称为“产权经济学”。 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已经应用到了许多领域，但概括地说，主要研究的问题有：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和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科斯强调的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  姚洋：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是很强的，以至于以前做增长理论的一些重要的学者都转向研究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最初强调资本积累对发展的重要性，之后是人力资本，之后是出口，最后发现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发展因素。张曙光：即便制度经济学也有着许多不同的派别，比如产权学派、交易费用经济学派、公共选择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历史制度分析学派，甚至西蒙的管理理论都可以算在里面。一个无法逾越的时代《21世纪》：制度经济学一经进入中国，就迅速兴起，主要原因是什么？盛洪：1980年代以后，与当时进行的经济改革同步，中国的学者们大规模地从国外引进各种经济学知识，如饥似渴地寻求对改革有帮助的理论。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理论被介绍过来，但是并没有像在西方一样，由新古典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人们很快发现了制度经济学强大的解释力，因此相对而言，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有更大的影响。尤其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以制度经济学为方法进行分析的论文出现高潮，几乎所有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都研究制度经济学，像樊纲、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汪丁丁、张军等，也包括我自己，可以说研究制度经济学在当年是一件时髦的事情。樊纲担任编辑部主任时，《经济研究》发了不少学者有关制度经济学的论文，还组织过这方面的会议。上海三联书店在1990年代初每年组织一次年会，年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制度经济学。这些活动对推动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张军：当时，北京以盛洪为首翻译了一批制度经济学文献，我自己也做了一些介绍，1989年翻译《产权经济学》，1991年初翻译了丹尼斯·穆勒的《公共选择》，还翻译出版了《法和经济学》。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