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

运动员扮演的角色体育是友谊，体育是健康，体育是教育，体育是最好的学校，体育就是生命。每一位运动员都要进行刻苦的锻炼，参加各种地方、国家或是国际性的体育竞赛。训练、努力、牺牲就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只有一个坚定的目标，那就是比赛。而在所有的体育竞赛中，最令运动员渴望参加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价值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冠军的头衔你只能拥有一年，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却是终生的荣誉。毫无疑问，20世纪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就是体育运动的火爆，它的响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医学、时尚还是在技术领域。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以后，竞技体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今天它在们社会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如今的体育运动已经变得相当普及，它不再专属于某些特权阶级，通过广泛的体育教育，而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体育具有将年轻人动员起来的力量，数以百万计的观众通过电视观赏精彩的体育表演，这种对体育运动观念上的转变，使今天的运动员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和社会关注。甚至某些运动员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虽然不幸的是，体育运动真正的价值往往被忽视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运动员：无论他是顶级赛事的明星，或是默默无闻的小将。我在无数场合讲过：我们不能忽视或忘记国际奥委会永远是服务于广大运动员的，在任何前提下，我们的职责都是随时听候运动员的差遣。如果我们希望赢得这些年轻人更多的尊重，我们就必须无愧于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因此，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运动员、爱护他们的身体、发展体育设施为运动员创造良好的训练条件。我们致力于让全世界的运动员都拥有同等的机会，无论他们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我们必须为他们，甚至可以说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事业做出努力，与任何阻碍其个人发展和融入社会进程的歧视行为做斗争，让每个运动员都成为该国自由并受人尊敬的公民。在我任内的21年里，我认为，我曾不止一次对这个问题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和兴趣。为了使运动员真正成为奥林匹克的主角，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项：关于运动员的健康保护运动员的首要且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为他们的健康而斗争。为此我一再强调反兴奋剂的斗争。通过摄入违禁药物人为地提高比赛成绩，这种将运动员的生命置于危险处的做法不仅是个陷阱，而且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就奥林匹克运动而言，我们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通过预防和深化教育，帮助青年运动员远离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危险。服用兴奋剂的做法只会有害于健康、有害于生命，而健康和生命是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关于运动员的参与巴登巴登会议为此打响了第一枪。我确立了一个目标：运动员应该成为真正的主角。难怪媒体称之为“运动员的大会”呢。正因为如此，大会给了他们出席的机会，共有34名代表参加，大会第一次给予他们发言权。在所有的发言中，我至今仍记得英国中长跑运动员塞巴斯蒂安· 科埃，他就业余化和兴奋剂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的理念集中到一点就是：运动员即是一切。我们的机构不能把运动员拒之门外，没有运动员有效而且广泛的参与，我们是不可能发展壮大起来的。而过去却没有运动员的参与，不重视他们的作用。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也就是1981年10月27日，运动员委员会成立了。它由曾经参加过夏季或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组成。我邀请并提议由1976年以来就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芬兰人、五届奥运会参与者彼特·塔尔贝格主持该委员会。运动员委员会的首届成员有：伊瓦尔·福尔莫（挪威，滑雪冠军）、斯维特拉·奥特泽托瓦（保加利亚，赛艇冠军）、托马斯·巴奇（德国，击剑冠军）、基普乔赫·凯依诺（肯尼亚，田径冠军）、弗拉迪斯拉夫·特列特亚克（前苏联，冰球冠军）及塞巴斯蒂安·科埃（英国，田径冠军）。之后，又有埃德温·摩西（美国，田径冠军）、纳迪亚·科马内奇（罗马尼亚，体操冠军）、萨拉·希梅奥尼（意大利，田径冠军）等人加入。我们力图使该委员会成为联系运动员和国际奥委会之间的纽带，让大家能够听到运动员坚定的声音，在所有的委员会中能够知道他们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看法，他们能够参与挑选奥运会承办城市……总之，他们能在所有与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咨询作用。就这样，运动员委员会已经就反兴奋剂、开幕和闭幕仪式等事项发表了重要意见，表明了运动员们的立场。在1996年亚特兰大举办百年奥运之际，从运动员中民主选举出运动员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在2000年由国际奥委会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决定由19名运动员组成该委员会，其中12名（即大多数）民主选举产生：八名夏季奥运会运动员，四名冬季奥运会运动员。在2000年的悉尼，参赛运动员民主选举他们的代表是一件永载史册的事件。 11035 名运动员拥有选举权，其中有5215名参与投票，投票率为4726% ；虽然我原本以为参加投票的运动员会多一些的，但考虑到之前并没有类似的选举形式的传统，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成就。乌克兰撑杆跳运动员谢尔盖·布勃卡（1506票）、俄罗斯游泳运动员亚历山大·波波夫（1471票）、澳大利亚女游泳运动员苏西·奥尼尔（1208票）和美国排球运动员罗伯特·西特利克（798 票）当选，任期为八年；此外，当选的还有捷克标枪运动员詹·切列兹尼（786 票）、加拿大中长跑女运动员查尔迈内·克鲁克斯（733 票）、德国赛艇运动员罗兰德·巴尔（638 票）、西班牙水球运动员马努埃尔·埃斯迪亚特（611 票），任期为四年。他们连同意大利女滑雪运动员迪珊塔、挪威速滑运动员奥拉夫·科斯、俄罗斯滑雪运动员弗拉季米尔·斯米尔诺夫均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为彼特·塔尔贝格，其他由国际奥委会主席直接任命的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有：摩纳哥王子阿尔贝托（国际奥委会委员）、邓亚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托马斯·居斯塔夫松（瑞典速滑运动员）、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古巴女排运动员）、奴雷德迪内·莫尔瑟利（阿尔及利亚田径运动员）和玛利亚·莫托拉（莫桑比克田径运动员）。与此同时，谢尔盖·布勃卡还被任命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在所有的这些人中，尤其让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的同胞曼努埃尔·埃斯迪亚特，他参加了五届奥运会，是忠于奥林匹克事业的真正楷模。现今，已有38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参加过奥运会的比赛。运动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应该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值得我们去保护他们。他们的运动生涯一旦结束，为了能够让他们继续为奥林匹克大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我鼓励创建了奥林匹克人协会，它是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曾经在奥运村感受过无与伦比氛围的运动员们自己的协会。奥运会影响着运动员的一生，是无法磨灭的记忆，它将伴随运动员度过一生。现今，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是匈牙利人保尔·斯米特，他是奥运会击剑项目金牌得主、曾担任过匈牙利驻瑞士、西班牙大使。关于最优秀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在巴登巴登大会上，我的态度就很明确，我曾一针见血地就业余化问题这样说过：“允许运动员参加洲际大赛、世界大赛，却不允许他们参加奥运会，这是没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享有盛誉的德国体育界名流威利·道梅补充了我的观点，他说：“有些运动员为了达到教练员、政府或是民众的要求，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却得不到与之相应的物质补偿，这是不公平的。”对于奥运会是否应该接纳职业选手的争论愈演愈烈。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曾开展过有关业余化和职业化的讨论。这个争论由来已久，也曾影响过奥运会的先行者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最初他认为只有业余运动员才能参加奥运会。然而，一段时间过后，他承认该体育观有理想主义倾向，并且宣称“绝对业余化是不可能的”。 1936年，他用苦涩的口气说：“啊！奥林匹克业余化的历史是多么的陈旧、多么的愚蠢！……我所感兴趣的是体育精神，而不是只允许百万富翁为体育事业做出牺牲的这种滑稽可笑的英国理念……这场有关业余化的争论真是令人发笑。从来就没有业余选手。这是场愚蠢的争辩。我们应该注重奥林匹克精神，其他的只是文字游戏。”艾弗里·布伦戴奇任职期间对业余化的阐述持一种偏激且很保守的观点。诸如“付报酬的角斗士”之类的话语常常用来形容早期职业选手的角色。在他任期内曾采取某些过分的举措，例如不允许奥地利滑雪运动员卡尔·施兰茨斯参加札幌奥运会，16年之后我给他颁发了奖章以弥补我们所犯的过失。基拉宁勋爵在任时则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尽管平息了一时的激动情绪，但并未最终解决问题。这场争论必须解决。国家利益、民族情感正通过奖金、资助、政府职位及秘密补偿等形式造就了虚假的业余化，而这些现象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些国家尤为严重。只在西方国家执行的这种规定，使得他们的运动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员相比处于明显劣势，这是因为后者作为国家运动员得到国家的资助或有工作岗位。问题的根源在于《奥林匹克宪章》的第2 条，该条把业余运动员定义为“不论他是谁，只要他是出于兴趣爱好或娱乐目的从事体育运动且不期望任何物质利益回报的人。”在巴登巴登大会上，重新修订了第26条：“为了能够参加奥运会，运动员应该遵守国际奥委会的规章条例，同时也应该遵守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章条例。”更重要的是补充添加了《准许参加条例》的第45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期间，每一位参赛者都不能允许自身及其姓名、形象或体育成绩被用于广告上。参加奥运会不能被任何金钱资助行为所左右。”于是，为了把奥林匹克运动会办成最大的体育盛事，我们已经向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敞开了大门。没有必要去问及运动员是职业选手还是业余爱好者。毕竟他们两者都是运动员……我们应该力争让最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这样在1988年的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上，便有了来自职业联赛的几位冰球选手的第一次亮相。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冰球联盟达成一致协议，允许所有的职业选手均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在长野和盐湖城冬奥会举办期间，甚至做出了暂停全美职业冰球联赛的决定。在1988年的汉城，我们迎来了六十年来一直缺席的网球比赛和网球明星。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我们拥有了“梦之队”，这是一支最好的篮球队，他们在篮球场上的比赛真是技艺绝伦。谁从这项举措中获益了呢？所有人。就比赛而言，最优秀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这就增添了比赛的观赏性。就运动员而言，他们不受限制地参加世界高水平的体育大赛，能够有机会赢得运动员的最高荣誉：奥运奖牌。就观众而言，他们能够欣赏到最精彩的比赛场面。就电视媒体而言，有更多的观众来关注奥运……就奥林匹克运动而言，没有任何限制地吸纳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员，既巩固了奥林匹克运动又加强了团结。总之，是个共赢的结果。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体育盛事，应该吸收当今最优秀的运动员参与进来。倘若不是这样，我们将会面临奥运会走下坡路的危险。关于更多的比赛类别、比赛项目和参赛运动员抵制奥运会的阴影消失、国家奥委会的增加、向所有运动员敞开大门、竞争激烈程度的提高以及参与条件的便利，意味着世界上任何一位运动员都不想失去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奥运会的声望与日俱增，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运动员人数成倍增长、比赛类别和比赛项目大规模增加，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境地，但我们不能允许其无限制地增长。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不同的数据，就能够看到这20年来巨大的增长：萨拉热窝1984长野1998差距% 比赛类别67+16 6 比赛项目3968+74 3 国家4972+47 男运动员10001488+48 8 女运动员274814+1971 洛杉矶1984悉尼2000差距% 比赛类别2128+33 3 比赛项目221300+35 7 国140199+42 1 男运动员52306612+26 4 女运动员15674108+162 1 问题已经突显出来了，我在任主席后期的主要目标就是阻止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首次出现的规模巨大的弊端。运动员、裁判员、官员、教练员、机构、记者、电视台、助商和重要人物等人数都多。我们把奥运会的参加人数限定为一万人，这一决定在我任职期间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我很高兴罗格主席也同意采用这一限定人数的决定。庞大的规模会使奥运会变得难以操作，将会使得承办奥运会成为发达国家或城市的专利，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体、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样必定会歧视未来的一些申办城市，必定会限制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必定会背离奥林匹克事业奉行的普遍性的宗旨。关于大众体育《奥林匹克宪章》确体育定义是一种人权。这一原则性的宣言结合了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的诠释，把体育和教育、人的价值观的形成联系了起来。奥林匹克运动，不能仅限于是精英们的体育运动。在前几页中我已阐明过体育是20 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正因为如此，它已经影响了许多社会行为及传统现象。体育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24小时中。今天，体育已成为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论他的种族、出身、社会阶层怎样。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通过发展体育教育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在我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我提议成立大众体育委员会，并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德国人瓦尔特·特勒格尔担任主席。该委员会于1983年成立，宗旨是使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人通过体育锻炼来保持身体健康、促进身体素质的发展。发展大众体育是所有人的职责，奥林匹克运动应该引导其健发展。我们应该敦促各国政府当局制定相应合适的计划使体育大众化、普及到每个人，无一例外。通过体育大众化，奥林匹克运动的精髓就能够更直接地渗入到社会中去。每年6 月23日国际奥委会成立周年之际，都举办“奥林匹克日”长活动。成千上万的人跑完一万米路程。这是一种支持生命，支持健康，支持纯洁的、竞争的、平静的、欢快的、积极的宣示。自1987年以来，举办该项长跑活动的国家在逐年增多，从最初的只有45个国家发展到今天199 个国家奥委会中有170 个举办。虽然，现在很难准确地统计出参加长跑的人数，但走上街头怀着相同信仰、挥舞着相同旗帜的人以数十万人次计。在联合国的一些机构诸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大众体育委员会定期举办大会。法兰克福、埃斯特角（乌拉圭）、巴塞罗那等城市都曾是讨论大众体育权利未来前景的舞台。体育——无论表现为个人行为还是表现为集体活动——都能促使年轻人锻炼其社会能力、加强与同龄人的交往。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能积极地去影响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就能使所有的成年男女们生活得更健康、更自由、更幸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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