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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们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军政统治的总帐簿，比起西方后来的历史学观点，大为逊色。这个问题的是非好坏，暂且不谈。现在只讲我们过去的历史记载，特别注重，也特别强调君臣之间——执行仁义政纲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以及臣道的忠贞和奸佞。而对于基层地方的吏治问题，几乎都忽略了。过去虽然也注重吏治的清明与否，但过去历史所提吏治的“吏”，大体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现代观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工作人员。事实上，依我的研究看来，两千年来的一部中国政治史，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政治体制——礼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说，不论君主或民主，任何一个时代的兴盛与变乱，基本上的问题，都出在吏治——地方行政的基层干部上面。历代的大小变乱，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于官逼民变，吏虐民反的结果。过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们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许多高明的论政，如切中时弊的奏议，以及讨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学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是对中央政府执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时逢明君，宠加采纳，那些高明之士，仍然身居台阁，位入中枢，官阶愈来高，隔离民间疾苦，距离民痪也愈远。试问，又有几人肯请求降调，愿意深入乡村民间，作一个里正、保正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基层干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几乎是一个永远矛盾，无法调和的事实。譬如，美仑美奂的伟大建筑，在外观上，一定是铺置名贵高华的装满，绝对不可能把基层的泥沙粗石摆出来。但事实上，这座宏传建筑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层厚实的泥土沙石不可。如果颠倒来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无法落成。人们只瞻仰表层的高华，总是忘却了基层的功绩。所以由平民而变成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以后，渐渐距离基层的平民愈来愈远。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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