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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发表他史家立场的意见说,神农以前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像《诗经》、《书经》这些书上所记载的事迹、自虞、夏两代以后,由于社会的演进,人们都偏好物质生活的享受,喜欢追求声色之娱,以及口腹之欲。身安逸乐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没有什么稀奇。这种风俗的演变,不是一天形成的。自从虞夏时代开始,就逐渐转变成近代这个样子。社会风气到了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户地去劝他们,放下物欲,寻求精神生活的趋脱,也是没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来,最高明的为政方法是“因之”。依着百姓的本质和禀赋,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们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这样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顺着他们的兴趣嗜好,针对他们重视现实的心理,“利道之”,以利为引导,导致他们走到良善的路上。 “其次教诲之”,如果还是不能,于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较强硬一点的方法,教育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对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没有效果,这就只好用更次等的方法,“整齐之”,以法令来纠正了。纠正不了的话,等而下之,“与民争利”,和百姓对立相争。 从这套理论来看,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等而之下,在与民争利之中。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也同样认为人类文化,是在竞争当中发展的。 司马迁这几句话,把人类社会演变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势,全都说完了。我们无论研究政治、哲学,或者经济、历史,对司马迁这里所说,和孔子《礼记·礼运篇》的叙述,互相参合研究,便可成为一部中国文化历史演进哲学的专书。 其次,司马迁举出当时中国所发现的资源情形,也相当富饶,很有利用价值的。但是现在我们新发现的资源,在质与量上都增加了许多,在这里不作详细的介绍了,且看他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储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跌价。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 “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这种趋势,像江河的水往下流一样,是很自然的发展,用不着特地订立法令规章,自然而然就来了。一切物资的生产分配,也用不着刻意去营谋,社会上自然会有妥善的调配。这不就是老子“自然”之道吗? 接着他又引据《书经》上的话,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像齐国的姜太公初被封到营丘时,那里靠海边,土里的盐份很重,老百姓很少。当地的土质根本就无法耕种,简直无饭可吃。可是姜太公不为地理环境所困,他教导妇女发展手工业。直到现代,山东烟台一带的刺绣、抽丝等工业还是很有名的。在台湾具有这种技术的人,也在生产从事外销,可能就是从古老的姜太公时代所流传发展下来的。除此之外,他又设法开发盐业和渔业,外销他国。齐国就此繁荣富庶起来,“冠带衣履天下”,各国闻风相望,连服饰都以模仿齐国为时尚。不论是靠山或临海的国家,都希望能到齐国去见识见识,一如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一窝风地往美国跑一样。 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轻重法”,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归”建筑,爱好豪华,也相当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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