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隐与显之间

作者:刘东玲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通过对比,显然可以得出《金锁记》对地域及时间的写意笔法,她有意地拉远了故事与当下地域及时间的距离。遥远的叙述感的营造追求的是传奇的定位。对时间意识的突出:
  今天他们包下了浴佛寺,不放闲人进来。偏殿里摆下许多桌麻将。今天他们亲戚特别多,许多人从内地“跑反”到上海来……
  《怨女》文本中分明突出了历史感与现实感,从“跑反”到“孤岛”,再到抗战结束汉奸的被惩罚,时间意识是非常明确突出的。沦陷的上海,崩溃的旧式家族,行将没落的旧式的生活方式。都是描写的重点。这里显然有着明确的时间定位,它是抗战时期特有的事件,这些事件标志着特定的时间,它不再是久远的旧式家庭传奇,而是特定时间意识下的家族故事。旧式家族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与特定的时间意识及地域意识甚至有着独立的意味,在作者精细地描写的背后,分明透露着明晰的关注。
  《怨女》的情节发展中,不断出现明确点明时间背景的说明,地域特色的描写,如:
  “老洋房的屋顶高,房间里只有一只铜火盆,架在朱漆描金三脚架上,照样冷。那边窗子关上,风转了向了。”
  “每年重阳节那天预先派人通知,请他避出去,让女眷们到三层楼上登高,可以一直望到张园,跑马厅,风景非常好。”
  “马路边洋梧桐叶子一大阵一大阵落下来,沿路望过去,路既长而又直,听着那萧萧的声音,就像是从天上下来的。她微笑着几乎叫出声来,那么许多黄色的手飘下来摸她,永远差一点没碰到。黄包车、马车、车缝里过街的人,都拖着长长的影子,横在街心交错着,分外显得仓皇,就像是避雨,在下金色的大雨。”
  “她也是老式洋房,不过是个弄堂,光线欠佳,星洞洞的大房间。里外墙壁都是灰白色水泥壳子,户外的墙比较灰,里面比较白。没有浴室,但是楼下的白漆拉门是从前有一个时期最时行的,外国人在东方的热带式建筑。”
  以上的引文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张爱玲在《怨女》中关注着抗战前后上海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内容,从日常的家居饮食、穿着打扮、地域风光、生活消遣等、人们生存手段的选择,都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都无不明确地突出着“社会写实”的定位。家族变迁中体现出历史的沧桑巨变,逝去的不仅仅是旧式的文化与传统,逝去的更有那个时代,那包裹着丰盈的风俗与特定时代的地域标记,都是作者心中熟悉的风景。如此鲜明的时代意识及地域意识,显然寄托着张爱玲对时间上及空间上都走向遥远的上海的怀念。
  就小说技巧而言,两者也是有着明显差异的,《金锁记》的现代意识与《怨女》的通俗意识,《金锁记》中的大量意象的运用,无疑对文本表现的空间进行了拓展,对人物心理层面的深化起着巨大的作用,艺术探索的先锋意识与语言的传统意识同样突出,对人情世故等的精细把握,对话与行动描写的传神,无不透出作者深厚的古典修养。而《怨女》显然不再强调这种写作追求,它突出了通俗意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情爱意识的变化与迁移,旧式家庭的生活习惯与传统氛围,女主人公怨愤的情绪积累与战时沦陷区上海的城市印象。后者摒弃了意象的暗示手法,通俗语言的选择,传统小说技法的纯熟操作,或许在某种层面上透露出这个时期张爱玲对传统通俗小说的艺术偏爱的影响。也可说是对化繁为简的小说技巧的别种追求。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东玲,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文中引文出自《张爱玲典藏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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