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罹患者的天堂

作者:张丽华




  归根结底,鲁比小镇的乐园悖论与所有乌托邦理想如出一辙,即认为只有在一个相对封闭、精神纯粹、生活简单、整齐划一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保持人们思想上的纯洁,从而维持乐园的秩序,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鲁比镇的先辈是来自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两个教区158个获得自由的黑人,为寻找自己的土地离开故乡北上,在长途跋涉中,他们被沿途的白人与浅肤色黑人所排斥,不允许在他们的城镇定居。这些被拒绝的人反而因为遭受的敌意而更加团结,他们组成了坚实的西进团队,希望在西部寻找自己的“心灵家园”。而当他们最终定居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砌起一个大烤炉,方便全镇的人聚会进食,以此作为胜利和团结的纪念碑。因为被排斥的历史,小镇居民对外来者深深地排斥,甚至对浅肤色的本镇居民都加以歧视。相对于大洋国,鲁比镇镇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隐蔽得多。从表面上看,小镇的实际统治者并不禁止人们迁移,也没有限制人们的自由,但是,他们依靠神化了的历史控制现在,又试图固定现实生活以控制未来。大洋国的英社党鼓吹的“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依靠的手段是谎言与篡改历史,而鲁比镇统治者依靠的是神化历史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又煽动仇恨与排外情绪人为制造封闭。就这样,当昔日的被压迫者以领导者的意志代替了公众意志,以铁腕代替自由的时候,他们也就从被排斥者变成了新的排斥者,从被压迫者变成了新的压迫者。
  鲁比镇的镇民固然不像大洋国的居民那样随时处于可能大祸临头的紧张状态,但是,在被神化的历史灌输与现实封闭环境的双重桎梏下,他们本能地对外界环境怀有深深的畏惧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而然对小镇的实际统治者产生依赖,并心甘情愿将自己与小镇的命运交付到他们手中掌控,即使个别人产生怀疑或者行动上稍有出轨,也会在周围环境的巨大压力下屈服。梅尼斯之所以被迫抛弃美丽的外来女友,只是因为周围环境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而只有遵循小镇不成文的规则,他才可能继续在其中生活。因此,这也是小镇统治者为何会对附近的女修道院如此痛恨的原因。因为女修道院通过收留外来的女性避难者,事实上为小镇居民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样板与人生选择。
  与鲁比镇的仇外排外不同,女修道院的主人康瑟蕾塔对外人宽容博爱,她甚至不想去了解避难者的身份与历史。女修道院中,除康瑟蕾塔是自幼被修女收养的孤女外,其余都是因为各种原因逃避社会的可怜女子,但她们并未屈服甚至认同外界的压迫,反而在康瑟蕾塔的启发下自尊自爱,精神上走上了完全独立的道路。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吸引鲁比镇的女性和年轻人,因此造成了小镇统治者的恐慌。集权体制对于思想的控制不可能只依靠少数几个掌权者,而是依靠对于信息的垄断,使人心甘情愿地自我封闭,自我监视,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的,最有效的监视就是自我监视。当女修道院作为精神异类的存在已经威胁到鲁比镇掌权者对于信息的垄断时,鲁比镇的统治基础也随之而动摇。最终,小镇统治者不得不使用武力对女修道院袭击,并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手。但是,当乌托邦的理想必须要依靠暴力消灭潜在的竞争者才得以维持时,其乐园的神话也就随之破灭。最终,小说以小镇统治者之一第肯·摩根身着整洁的西装,却光着脚在大庭广众下行走的场景暗示了乌托邦理想在精神上的彻底幻灭。
  乔治·奥威尔毕业于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而托尼·莫里森则是美国常青藤盟校康奈尔大学的文学硕士,作为同样出身名校、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两人不约而同地对乌托邦体制下自由思想的丧失表现出极大的惊恐和不安。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意识主要还是体现在政治层面,他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对在思想桎梏中人类个性泯灭的极大恐惧。托尼·莫里森的反乌托邦意识则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层面,鲁比镇的黑人要保卫的并非是集权体制,而是漂浮在白人文化海洋中的黑色孤岛,为了种族和文化的纯洁性,他们自我封闭。但这种封闭式的文化形式和体制同样会泯灭人的个性、使人丧失独立的思维,在强权下逆来顺受,从而成为对压迫者言听计从的顺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封闭的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是人们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关键因素。
  人们曾经形象地形容: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偶尔回到人间,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就是解救他的天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丧失对自我的认可和记忆,仿佛是被豢养的宠物,无视自身巨大的剥夺,却对渺小的赐予感恩戴德,甚至被解救后,仍然会对监狱(他们心中的天堂)报以怀恋的泪眼。确实,无论是恐怖的大洋国还是停滞的鲁比镇,在斯德哥尔摩患者的幻觉中,何处又不是鲜花盛开的“乐园”呢?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张丽华(1969- ),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① 参见熊培云:《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南方周末》,2006年9月28日,B15版。
  ②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藤棋、金藤谭,中国戏剧出
  版社,2002年1月版,第162页。
  ③ 同注2,第166页。
  ④ 同注2,第172页。
  ⑤ 同注2,第161页。
  ⑥ 托尼·莫里森:《天堂》,胡允桓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96页-第97页。
  ⑦ 同注6,第7页-第8页。
  ⑧ 同注6,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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