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伍子胥》：“决断”中的不倦前行
作者：席建彬
然而对于“探求者”伍子胥而言，这一切是否就此凝定，人生之旅也就此停步了呢？显然不是，这一切仍然“是一个反省、一个停留、一个休息”⑤。作为一个现实的个体，它不得不受制于“处境”的影响而有所停留，而后方可能通过一次次“决断”继续前行。或许一切早已注定，伍子胥只能从属于一种“在路上”的意义探求，不断前行是他作为“过客”的宿命。“延陵”中的乐园之境，虽然可以视为上述“昭关”等三次象征性环节的一种必然结果，然而同样也难以被规避直至离弃的命运。由此可见，“延陵”展现的宗教意义在此并没有成为终点，相反，“终极”的“永恒”其实更多意味着无限与超越。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冯至总是在人生的“自在”和“自为”状态的对照、共生中表现“存在之思”，这不仅有着类似于尼采“生活在险境中”的人生沉沦化警示，也包含着作家对于人生存在意义的矛盾性和过程性的深刻认识，并指向一种不倦前行与探求的过程。
“延陵”一节中伍子胥想到季礼时“精神恍惚了许久”，“他知道往前走的终点是吴国的国都，在那里他要……早日实现他复仇的愿望。……若是说他复仇的志愿，又何必到季礼这里来？若是叙述他仰慕的心，走出季礼的门，又何必还往东去呢？”伍子胥的矛盾其实就是停留抑或前行的矛盾，前者意味着人生意义的终结和凝定，人生也将就此堕入“安于现状”的沉沦，后者则意味着意义的历险，充满着挑战性和不确定的艰难。而一旦停留，人不仅会“穷尽自身”，而且又将背弃自身的责任。考虑到存在意义的“无限性”状态，此处作为探求者的伍子胥必然又将背弃这一“现状”，选择继续前行！尼采说过，“对于这个生存之谜，我们必须选择一条大胆的不顾危险的路来解开它”⑥。此时的伍子胥不得不再次“决断”，“他加紧脚步，忍着痛苦离开延陵”。然而在已然经历了人生的三次基本意义之后，人生的基本意义已得以较为“充分”的展现，再次“决断”后又将面向何方？虽说人生的意义不可能被穷尽，但作者此时显然已难以提供其他的答案。于是，“人的憎恶者”专诸对母亲的“孝道”，宁静而质朴的女性，礼乐、林泽田野等等再次成为伍子胥（其实是作者）思考的对象，伦理、审美等意义在“吴市”一章中以一种集体的面目再次闪现。既有意义和形态的汇聚指向了作者生存思考的局限性，显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的苍白，然而同时也让我们领悟到人生意义的多元与丛生，杂多与变动，抽象和无限。毕竟，人之生存不是简单的生或死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审美、宗教或伦理的问题，它指向的是一种开放性和无限性。这样的“决断”也让我们感到了人生探求的无奈。由于复仇者最终离开了安宁和诗意，“忍着痛苦离开延陵”，“沉浸在雪地仇恨里”，成为一个世人眼中的“畸人”。伍子胥的追求也就具有了疏隔于现实人群的形上向度，成为一种不为现实所认同的边缘性精神和状态。其间的冲突和分裂又多少意味着人的自由仍是“在处境中的自由”，这或许说明，存在的“自为”拯救往往充满了矛盾和悖论，又可能受到“此在”无所不在的暗算，必将伴随着现世的隔膜，以及肉体和精神上的苦行和艰难嬗变。生存本然的局限性无情地制约了人们的选择。小说结尾的“司市”面对子胥，“他没有旁的办法，只好把这事禀告吴王”。结尾的戛然而止，把这一点留在了文外，余味的悠长仍在说明，意义的探求本身就没有终点，而只是一个不断寻求与“眺望”的动态精神历程。
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启发下，冯至对传统题材做了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翻新，“两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了一段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其意义在于，反映“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并在“危机”中寻找生路⑦。由此可见，《伍子胥》表现出的“存在之思”凝聚的是作家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刻反思。存在主义色彩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由于存在着作家审美旨趣和文本阅读效果的差异，现代小说史上其他小说家作品的存在主义色彩往往偏重此在人生状态的展现和反思，比如说鲁迅小说表达的主要是人生“幻灭的体验和‘黑暗’的思想”，钱钟书则在于“人生的困境和存在的荒诞”等等。因此虽然和本文的“存在之思”有着一定意义的交集，但由于他们缺乏对于人生“存在之境”的明显构建，也就和《伍子胥》的存在主义色彩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此背景上，《伍子胥》不可不谓为“不可重复的绝唱”，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成就一份独特的文学经典。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席建彬，文学博士，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① 作品参见《冯至全集》（第三卷），张恬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③ [德]施太格缪勒著，王炳文等译：《当代哲学主流（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2页。
④⑥ 参见解志熙：《生的执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第18页。
⑤⑦ 冯至：《伍子胥·后记》，《冯至全集》（第三卷），第425页－第427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