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 琳 万莲姣
对爱情的追求体现了一个知识者对自由精神和主体人格的尊重。萧明爱上了另一位游击队员朝鲜姑娘安娜，然而残酷的革命现实是不允许这种有伤革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行为。游击队领袖陈柱明确地告诉萧明：“我知道安娜你们相爱着了”，“萧同志，不要为恋爱动摇了信仰，软弱了意志……这是革命战士们的耻辱……我并不是不承认安娜同志你们底恋爱！至少在目前……恋爱是革命的损害。”{10}恋爱于革命有害，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暂且不论陈柱是否有嫉妒之心，但至少，恋爱将会涣散革命意志却是铁的事实，萧明为此而痛苦，甚至想到了自杀，他感到非常困惑：“安娜！我不知道，恋爱竟会这样伤害着我们底意志！你怎样解释的呢？我看过描写革命和恋爱挣扎的小说，恋爱全是被革命胜过了!有的恋爱也克服了革命的意志！那主人翁会跳到自杀的路上去!我不知道，我们会怎样做下去？”萧明内心的两股感情始终绞合在一起，但是最终，革命战胜了爱情——这对恋人最终选择了分手，即便如此，由于恋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他因此遭到了蔑视和疏离，丧失了指挥队伍的权威和能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遭遇了遗弃（他被留下来保护不能动弹的几个伤员，几乎是等于送死！）。非常有意思的是小说的叙事结构充满了这种意识形态意味。小说的开头是萧明以只身策反成功的英雄、革命队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出场的，他给这支由农民、工匠、旧士兵、胡子组成的队伍宣讲革命，鼓动他们“新的世界一定会来到的”，教他们唱《国际歌》，他俨然作为革命的化身、一个受人敬仰的革命者被人们崇拜：“萧明，那小伙子也真行，本来是个学生，能和我们一样吃苦，没白念书。”{11}这似乎在暗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的引导者和组织者。相形之下，那群乌合之众是多么的落后和愚昧！这个队伍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刘大个子希望“革了命老婆就可以不用钱买得啦——”小红脸则幻想着革命“是不是可以将欺负过他底人们，和硬占了他底田地的日本人，杀得一个不剩？他底老婆可以不再挨饿了吗？孩子们呢，可以同有钱的孩子们一样，到学堂里去念书，不再到铁道附近去拾煤渣……”{12}革命的目标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把从祖先就欺负我们的那些臭虫们，全杀了；把现在东三省的日本兵全赶跑了，剩下田地我们自己种。我们不再纳粮，纳租，养活那些白吃白喝的臭虫，懂了吗？比方每革命以前，富人们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老婆，你现在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起一个老婆呢；革命以后，一个钱不花，你就可以有个老婆！自己有地，不再给别人种了。懂了吗？这就是革命！”（孙二）这种农民意识的本原状态的呈现，似乎消解了他们作为历史主体的合理存在性。然而后来的叙述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倒置。萧明因为恋爱，遭到了革命队伍中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以及冷落和不信任，使他最后不得不服从工农出身的被教导者的领导。昔日的被教导者完全有权力鄙薄轻慢萧明，因为施教者的纪律越轨使他们在道德上获得了优越感，“他（萧明）现在表示没有能力来领导我们了……他不过被女人苦着了！这是他们知识分子，很艰难通过的臭泥洼！现在我们要自己来领导我们自己……”{13}这群农民固有的现实态度和对革命的认知，并不具有组织群体的先进意识，但生命的行为并不都遵循某种既定的逻辑前行，思想与行动之间也并无固定的关系，这群落后、愚昧的生命体也蕴藏有不可遏制的反抗精神，平凡混沌的生命却在民族战争这种特殊情况下迸发出不平凡的光彩来。历史总是充满了反讽，在这里落后与先进、领导与被领导的调换，是否能够说明萧明与小红脸们之间谁的思想意识更先进一些呢？身份的跌落与置换，正好说明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奇特命运：他无法确定、掌握自己，也无法给自己命名。知识者的被疏离，证明了知识者倘若还是一个知识者，他将永远无法融入阶级革命当中。在这里，个性主义再一次在集体的意志下败下阵来。
但是，尽管萧明对革命进行反省和疑问，他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理想，甚至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在革命的追求中，他反思包括革命在内的一切荒诞性和不合理性，但他的怀疑、不解甚至疏离，不是出于自私和怯懦，也不是因为信仰的动摇或社会哲学因由，而是在于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与革命进行的对话和交锋，在这场对话中，他主动选择了后者，但并不意味着以消弭前者为前提；相反，两者的同时存在更能体现出主体的个体意志，使伦理人、政治人、社会人、个体人得以相容而构成一个丰富的人。历史运动是怎样有力地影响、改造、创造着知识分子性格！在左翼文学中，知识分子始终是话语中的主体，但这个中心话语权的神话，随着革命的进程，很快便消逝殆尽！李杰、三小姐这些精神叛逆者成为革命的组织者、发动者，似乎得到了革命的确认，但是小说对他们结局的安排，我们似乎又体悟到别样的意味：李杰饱受猜疑，在精神炼狱般的煎熬之后，成为人民自卫队的队长，但作者却安排他最终以“牺牲”作结；“三小姐”以“这一夜她再也没有回来”的模糊语言交代她的最后去向；而萧明同样地被“安排留下来”，在一个强大自己数倍的敌人重重包围圈中掩护、保护伤员，这个结局预示着什么呢？无从知道，这是一个悬念，一个未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左翼书写知识分子对理想的执著和信仰的坚定令人感动和敬仰，但那些在步入革命之旅并被接纳之后的知识分子的描写却使人感到游移、暧昧和悲观，这是不是一个宿命的归宿呢？萧明的形象和处境也许曲折或者无意地暗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命运。
革命知识分子是先锋，但更是叛逆者。如果说，他们叛逆了自己的家庭、阶级、价值理念而与工农（革命）相容，最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人的话；那么，在进入革命之后，他们的主体意识使他们常常不能成为一颗好的“螺丝钉”；他们以自由意志和个性主义对革命质疑和反省，他们拥有思想能力和个性意识的清醒与敏感，这些在革命队伍中都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致使他们成为疏离者和异质性群体。故而在一个要求有高度统一的集体意志的革命阵营中，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追求精神自由的属性使他（她）始终是一个“夹心人”，后来的历史无不证明这一点，蒋光慈、萧军的人生经历无不验证了这一点。这种“逆子”特性，注定了革命智识阶级在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历史悲情角色。
《八月的乡村》是作家心灵史的真实演绎和展示。他对革命知识阶级的表述大胆出位而又独特，从这一点上说，作家萧军的历史意义被悬置了。他不但是鲁迅的学生，萧红的丈夫，更是一个真诚的心灵自由的作家，其作品表现的独特意义被遮蔽和盲视则不能不令人深思。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颜琳，文学博士，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万莲姣，文学博士，湘潭大学出版社编审。
① 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96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③ 金宏宇等《〈八月的乡村〉：版本与修改》，《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12期。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 萧军：《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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