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鲁迅创作与弗洛伊德学说
作者：黄 健
摘 要：五四时期，鲁迅是引介弗洛伊德学说的较早的、较有影响的一位人物，他的一些文章对弗氏理论的精神实质进行新的阐释，特别是其精神分析理论对鲁迅生命意识和社会人生态度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鲁迅有意识地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中国传统文化虚伪、荒谬的本质，针砭时弊，所达到的批判力度为人们普遍赞赏。后来，鲁迅更多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偏激”和“牵强”之处，此时，鲁迅已从原先肯定弗洛伊德学说合理的一极，转为否定弗洛伊德学说偏激的另一极。鲁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初自觉地将精神分析法运用于文学创作的少数作家之一。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以及散文诗集《野草》中，都成功运用精神分析法于艺术表现之中，作品对人物灵魂的揭示达到了异常深刻的程度。
一、引论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1896年弗洛伊德正式提出了精神分析的概念。1900年他出版的《梦的解析》通常被人们视为精神分析学的正式形成。精神分析的传入中国，并在“五四”思想文化界以及稍后的文学艺术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学说顺应了当时颇为盛行的反叛封建传统，争取人的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时代潮流，精神分析学有利于对封建主义的冲击，彻底改变中国久被禁锢和压抑的人的性情和性道德观。
“五四”前后，以反封建主义和人性解放为出发点，思想文化界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有的放矢，卓有成效的理论倡导，许多文章大多从肯定的角度将精神分析作为西方心理学流派的一支异军介绍给中国读者，并以此导致了“五四”思想文化界和文学艺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当时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引进，大多由国内学人根据弗洛伊德原著或其他西方学者研究资料编译阐述，而且纯客观介绍居多。鲁迅是当时引介弗洛伊德学说的较早的、较有影响的一位人物，鲁迅1922年创作小说《不周山》（后改为《补天》）之前，已阅读过有关精神物理学、精神动力学等西方心理学著作。
“五四”时期，精神分析在小说创作中的影响较为直接，也较为显著。当时一些作品通过对性的大胆和深入的描写，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以及人性的自然需求，不仅宣扬了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观，而且给禁锢人性、扼杀人性的封建主义致命的一击。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及后来的《故事新编》中，都有对弗洛伊德学说异常精彩、出神入化的运用。包括鲁迅的小说在内，“五四”时期精神分析倾向的小说，是那个时代中国新文学界反叛传统、大胆引荐西方文学思潮的产物，这些作品以新奇的现代意识，促进了人性解放和人的自觉意识的形成。
二、鲁迅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接受和阐释
鲁迅在“五四”时期发表了一系列进行思想启蒙和促使人性解放的杂感和短评，其中一些篇章创造性地将弗洛伊德学说加以运用，并对弗氏理论的精神实质进行新的阐释。中国封建社会中伦理道德对生命现象的扭曲，集中体现在“性”的观念的畸变，在这方面妇女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出于对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虚伪性的极度反感，和对屡遭封建主义戕害的中国妇女的高度同情，鲁迅在《我之节烈观》这篇杂感中愤然写道：几千年来对于妇女来说，“烈”被看做是至关重要的，“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①在这里，鲁迅不仅批判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戕害和正常人性的扼杀，而且对“性”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进行确认，实际上是对弗洛伊德的生命本能论、性欲论、人格结构学说给予了继承和发展。在另一篇杂感《坚壁清野主义》中，鲁迅又从“自然与性”的严正立场出发，批判了封建的“坚壁清野主义”，提出：“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有所当为之事。”②“五四”时期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接受，多是以人性解放和人的进化为基点的，是借精神分析的利器，剖析封建主义虚伪的本质，对此，鲁迅也不例外。鲁迅当时除受到进化论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对他生命意识和社会人生态度的确立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有意识地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传统文化虚伪、荒谬的本质，针砭时弊，所达到的批判力度为人们普遍赞赏。
后来，鲁迅更多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偏激”和“牵强”之处，在《诗歌之敌》里，他把“佛罗特派”归入“迷狂派”一类，指出：“近来的科学者虽然对于文艺稍稍加以重视了，但如意大利的伦勃罗梭一流总想在大艺术中发见疯狂，奥国的佛罗特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者，也还是属于这一类。”③1933年大年初一，鲁迅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该刊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为此，鲁迅写了《听说梦》一文，对于弗氏泛性论“过度的穿凿附会”，鲁迅在该文章中给予了鲜明的揭示：“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接下，鲁迅在该文中进一步嘲讽了回避社会性和现实性，大谈特谈精神和理想的“佛洛伊特式”的“痴人说梦”的行为：“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Censors（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此时，鲁迅已从原先肯定弗洛伊德学说合理的一极，转为否定弗洛伊德学说偏激的另一极。
1924年鲁迅花费大量心血，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和《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中用厨川白村的原话概括了《苦闷的象征》全书的主旨：“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译文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9页）厨川白村虽然承袭了弗氏用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来解释文艺创作的动因，但对弗氏“将一切都归在‘性底渴望’里的偏见”持有异议。《苦闷的象征》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与伯格森的生命哲学的糅合，厨川白村虽认可弗洛伊德用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来解释文艺创作的动因，但对弗氏“将一切都归在‘性底渴望’里的偏见”提出疑义，他用广义的生命冲动取代“性底渴望”，认为“精神和物质，灵和肉，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不绝的不调和，不断的冲突和纠葛。所以生命力愈旺盛，这冲突这纠葛就该愈激烈”④。鲁迅对厨川白村的观点基本持肯定态度。经由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和评说，厨川白村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独到见解，便在“五四”文坛释放出巨大的影响力。鲁迅肯定了厨川白村对精神分析所持的批判借鉴态度：既扬弃了弗洛伊德把一切归之性欲的“专断”，又汲取了其中合理的因素，如压抑、升华等等，从而产生自己对文艺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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