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论《清明上河图》的构图与形象处理
作者：崔国强
画幅最后重笔描绘之处为城楼部分，其位置处于城市闹市与河市交易区之间。画家极其巧妙地运用以动围静突出这个部分，构成上冲破天地，使城楼造型蔚然壮观。瓦顶、飞檐、斗拱、门窗、台阶、栏板、城墙、门洞用重笔一丝不苟绘出，茂密的杨柳、杂树从河岸、土墙环围着城楼，使之显得凝重、神秘、森严。城下通衢大道的喧闹繁忙和城楼上只有一人无所事事俯首下望的对照，更加强了这种气氛。
对城楼的处理，是画面整体安排的需要，它同前部的柳林、中部的虹桥形成了有强有弱、有主有次的呼应与对比。后世许多“清图”的临伪之作为了印证史籍，大都把城楼部分画成水陆三门并列形制，城下的河滨又罗列许多水榭廊阁，如织游客，使这一部分在画幅中所占面积较大，构成极为繁琐复杂，削弱虹桥作为中心的突出位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为了画面整体构成的需要，画家把三处重心作为艺术符号来处理。它们像三个强音符，使画面成为一个有优美起伏整体完美的曲子。用真实景象照搬到画面上，显然达不到这个符号的完美，所以作品中的形象已不再是生活中的真景，而是画家匠心独运创造的艺术形象。它们极具宋代汴京郊市交接区、汴河的无脚桥、城楼的特征，面貌酷似真景而又决非生活的原版。
从画家对三个重心的处理，使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他对重心之外的郊野、河流、道路、街景是如何运用艺术规律而娴熟处理的了。画面上的每个部分，都同样不是抄袭实景真物，而是把其浓缩、提炼，艺术地进行再组合。难怪日本的“本田先生仔细查阅了其他河流的方向，道路和街景的顺序等，到底是汴京市内的何处还是不明白的”。画家为了构图上的完美，可以让汴河到了城下不流入城内而向东折回；可以用猪群、土墙、雄伟的城楼组成一个宋代汴京综合形象的城门；可以用卸船的一行背粮袋的人暗示了河边的官仓区；也可以用孙羊店代表70余家正店；用十千脚店代表数万家脚店……中国传统文化允许艺术有合情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如戏剧中可以用四个小兵代表百万大军，诗歌中可以有“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夸张……即使《史记》这样的纪实文学中也可看到虚构与想象，如对《鸿门宴》勾心斗角、剑拔弩张的描写，令人透不过气来，太史公像目击者一样在向我们作现场直播。《清明上河图》同样是用艺术的语言向我们传达信息的，我们不应该把画家的笔墨或诗人的语言看得太死、太窄狭。一件艺术品是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
当然，要完成《清明上河图》这样宏大场面的作品，必须使用大量的素材也是毋庸置疑的。其中有画家长期生活经验的感受与积淀，有目染心记的形象，也有生活场景的实物写生。新藤武弘先生在研究《清明上河图》画面的浩繁逼真的景象时，甚至会仿佛看到了“杨柳下正在沙沙挥笔写生的张择端先生”。生活中的造型万千，比一个人的脑子中储存的素材要丰富而生动得多，无视真实的生活，一味主观臆造，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必然是概念而刻板的。艺术高于生活但都源于生活，在欣赏者眼前的《清明上河图》场景效果异常的真实、鲜活、生动，表明画面大的结构虽然是艺术组合，但每个具体造型的背后都应有实物的影子，这就是人们能在千年后的今天，仍可以依照画中的形象造出几乎一模一样的虹桥、城楼、车船、屋宇的原因。画家巧妙地利用艺术创作手段，将生活的真实与画面的真实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也正是《清明上河图》成为不朽之作的奥妙所在。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崔国强（1968- ），武汉大学文艺学硕士，现为安阳市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新藤武弘：《都市景观的绘画》，《艺苑》1986年第2期。
[3] 马新宇：《不是真实 酷似真实》，《美术》1999年第5期。
[4] 王立群：《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绍彦：《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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