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遗忘与记忆——论米兰·昆德拉的三部曲
作者：吴海霞
摘 要：本论文主要探讨米兰·昆德拉用法语写成的“遗忘与记忆”三部曲，即《慢》《身份》和《无知》中所体现出遗忘与记忆的诗性思考，意图进一步认知作家的存在观。
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本世纪以《帷幕》出版的到来，算是对其小说理论和思想与写作实践相结合的最后终结。《帷幕》延续了作家在《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中建树起的小说史、小说思想、小说世界所构成命题——“小说，对存在的探索”，思考了“小说，记忆与遗忘”。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国后成为了正式的法国公民，萦绕在作家头脑中的依然是“遗忘还是记忆？”随着《生活在别处》的出版，作家意识到以“大笑”的方式面对“遗忘”，这是人之存在的一种可能而已。在勘探存在的可能性方面，昆德拉可谓是“存在之能手”，从《慢》《身份》到《无知》，显现出作家对存在的诗性思考。作品所表现“遗忘与记忆”的主题意蕴不仅是昆德拉对当下时代人生存境况的深刻体悟，也是作家对人之存在的一种诗性沉思，体现出一种存在主义的后现代诗学观。
一、遗忘与记忆
既然昆德拉视“存在”为其写作母题，“遗忘与记忆”又是其小说主题词之主题词，那么作家如何认识“遗忘与记忆”？在《小说的艺术》里，昆德拉提出遗忘就是“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遗忘与记忆的斗争”。这句话是作者借《笑忘录》中人物米雷克说出。该小说揭示了有关人之“遗忘”的两种历史存在形式：其一是所谓“有组织的遗忘”，表现为在极权政治的高压下，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人既是被迫也是主动地选择了在“遗忘”中生存，于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甚至是语言文字在时间之河里渐然消音了；其二，个体的遗忘，主要表现为“人从来就想重写自己的传记，改变过去，抹去痕迹，抹去自己的，也抹去别人的，想遗忘远不是一种简单得想要作弊的企图”①，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因此，“遗忘：既是彻底的不公平，又是彻底的安慰。”这种彻底的不公平与彻底的安慰，正是遗忘的本质，也是人类的存在实质。记忆不过是遗忘的另一种形式，是遗忘的变体。因此，昆德拉通过他的小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存在的可能性：越是记忆的东西，越是容易遗忘。
其实，昆德拉早期作品《玩笑》里，就已经揭示出了遗忘与记忆不过是孪生姐妹罢了。路德维克因为给自己的女朋友写了一句在他看来是玩笑的话，却为此付出了人生的代价。于是，在他的记忆里，始终浮现的是自己被开除出组织的场景：他的自我谴责与批评，不但没有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与接受，而且就连他自认为最要好的同乡与朋友泽马内克也举起了手赞成将他开除出组织，开除出学校。他们都选择了跟他划清界限，选择了落井下石。这令路德维克耿耿于怀，一直伺机寻求报复。然而，事与愿违，在他以为诱骗了泽马内克的妻子埃莱娜就是成功地对泽马内克实施了报复，却看到：那位昔日代表正义与理想化身的泽马内克，不仅对曾经引以为傲的东西抱有着讥讽的蔑视，而且公然在妻子埃莱娜面前与自己的新欢相拥接吻。记忆出现了差池，路德维克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幻觉，觉得自己周围的一切都不属于“此时此刻，而是在往昔之中”。报仇把他跟往昔联系在一起，在“报仇雪恨的神话里，人物依旧，而实际上，他们现在都已面目全非”，本应该在事发的那一天打泽马内克的脸，可是一切都成了往昔，无法再补救了。于是，路德维克仿佛茅塞顿开一般，进一步地思考着自己的报仇行为，思索着往昔与现在的变化，意识到：“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双重误信的幻觉，一方面以为记忆是恒久不褪的（记忆中的人、物、行动、人民都不变）；另一方面又以为补偏救弊是可能的（补救行为、谬误、过失、罪恶）。其实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一样大谬不然。事实恰好相反：一切都终将被遗忘，同时又无论什么事物都不可能得到挽回。挽回的作用（或通过报仇雪恨，或宽宥原谅）必须有遗忘为基础。任何人都无可挽回已铸就的过失，但一切过失却都将被遗忘。”{2}这一番对过去与现在、记忆与遗忘之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出了哲学式的思考，向我们道出了记忆的实质：记忆并不是对遗忘的否定。记忆是遗忘的另一种死亡形式。
二、“遗忘与记忆”的存在之图
昆德拉对遗忘与记忆的认识，着实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认知——记忆是帮助我们减少或减缓遗忘的惯式。尤其是在后工业社会加速发展，大众文化或商品消费文化泛滥的当下，遗忘与记忆的存在之谜，更是不容忽视，透过“遗忘与记忆”三部曲《慢》《身份》与《无知》，可以看到昆德拉如何向我们构建出当代社会存在之图的。
第一，透明的存在与速度的魔鬼。所谓透明是昆德拉本人对公共生活与个体隐私生活的理解。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个体隐私生活没有受到更好的保护与尊重，致使人的存在成为了对自己的背叛，因为这个在政治与媒体语言中表示“面对公众的目光，揭示个体的生活”的透明，如今已然成为私人不管在爱情、疾病、死亡中，再也得不到那一刻的隐私；这个曾经被视为是侵犯他人隐私的古老形式，如今已经“机构化（官僚主义体制以及它的那些卡片；媒体以及它的那些记者），在道德上合法化（获得资讯的权利成了人的第一权利），并被诗性化了”③。
《慢》中，以知识分子贝尔科为代表的“舞蹈家”们，形成了一个虚伪做作而又极其可怕的生存现象，那就是对个体人独立意识的腐蚀与剥夺。他们所追求的意义不过是形而上的无意义。他们的行为是可笑的也是丑陋的，却成为了现代人追捧与模仿的对象，成为了一种社会生存的时尚，把人也引向了最终虚无。这些“舞蹈家”的特性是怎样的？——“不想要权力，只想要荣誉；不想成立什么社会组织强加于人，只是要占据舞台，发扬自我。”他们为了占据舞台，要把别人从舞台上挤出去，充分地利用被称之为“道德柔道”的战斗技巧，也就是“扔出手套向全世界挑战，谁比他更有道德（更勇敢、更诚实、更愿意作出牺牲、更说实话）？他施展一切手脚，把对方逼入道德劣势的境地”；他们不惧怕公开性，不惧怕被攻击或抨击，更不惧怕被人丑化，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诚实的了。他们“念念不忘把自己的生活堪称是一件艺术品的材质”；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之美去感动和迷惑人。之所以会存在这些舞蹈者，一个直接有力的推动者就是摄影机。在这个小小道具面前，美与丑、真与假没有本质的区别，有的只是透明。一切行为都被机构化、合法化，甚至是诗性化。
在透明之下，个体人不再成为人，只是表演与作秀的机器而已。即便是两性之间这样私密的关系，也成为一种可供观看的机械性操作。在摄影机面前，每个人都争着展示自己，证明自己，宣布自己的声音，但除了混乱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世界陷入到了虚无当中。小说中，历经了昆虫大会的闹剧后的人物文森特，只想着如何虚构自己的故事来忘却事实真相，记住自己的成功——“我曾是个复数阳具”之后，加速而逃，不愿再回来。据此，昆德拉得出一个存在的公式：“快的速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因为“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的魔鬼；它加速步伐，因为要我们明白它不再希望让大家回忆；它对自己也厌烦了，也恶心了；它要吹灭记忆微弱的火苗”④。
同样地，在《身份》和《无知》中也描述了类似的一个摄影机世界。诸如勒鲁瓦的一番商业广告的言论；尚塔尔的大姑子对其隐私世界的直接侵入；伊莱娜的母亲对女儿的世界强势入侵等等。除了迅速地逃离事发现场，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除了快速地遗忘，没有人愿意保留些许的记忆，每个人只想改写自己的过去与现在，只想努力补救自己在生活中的偏离，却没有料到自己失去了地球的引力而失重了。昆德拉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人生存的尴尬与无奈，也揭示了现代社会文明的悖论：社会向前发展了，人的自我生存却在倒退。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存在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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