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启蒙叙事的情感特征
作者：叶诚生
对启蒙理想的向往与对某种启蒙新神话的犹疑甚至戳破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即使是巴金这样富于理想与激情、抒发着一个“少年成长期”（夏志清语，指心理上的不成熟也不追求成熟的少年气质）的精神感伤与道德憧憬的作家，即使在他最能表达出控诉与吁求并唤起一代代青年理想主义热忱的《家》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自信与不安的交织。《家》的启蒙主义主题无疑是十分凸显的，对此人们已多有论说；然而，《家》由抽象的革命与恋爱题材转到个人经验的回忆与追叙中，不仅是对巴金本人早期小说粗糙叙事的克服，也深化着同时代由启蒙线索衍生的革命文学的意境。当然，巴金是作为主潮之外的小说家参与现代小说叙事的，但巴金却一再表现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根本性主题——传统的败亡与新生命的成长，伴随着巴金深切的个人体验与惯有的道德敏感，这一主题渐渐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像觉新这样的人物，既可以被当作一个丧失抗争意志的落伍者遭受批判，也可以作为一个牺牲品而获得同情。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尤其显得富于意味的是，觉新的处境与选择也促使人们重新清理启蒙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高老太爷、“克”字辈的父亲叔伯们那里，自然更多的是守旧、虚伪、扼杀人性、伤害幼者与弱者尤其是女性的人格与幸福等，但站在觉新的立场，他显然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如血缘亲情以及对家族利益的维护所带来的理解与谅解。所以觉新有时不免成为传统势力的“同谋”也自有其情感逻辑。“在那个‘弑父’的时代，‘大哥’的身份是最为暧昧不明的，他既是‘父’的代替物，又是‘子’们的同辈。他仿佛是两种命运的中介，他既不属于黑暗也不属于光明，亦无肩着黑暗的闸门的英雄姿态，毋宁说，他以其昏黄暧昧的形象，颠覆了正反价值二元互斥的现代神话。”④而对于叛逆者觉慧、觉民们而言，正义、光明与希望显然在他们一边，但他们个人身上的人格弱点以及他们与“家”割舍不断的联系也带给人复杂的感受。如觉慧面对鸣凤爱情时的犹豫、退缩与回避（有论者从中发掘《家》流露的《复活》式的忏悔以及“革命”名义下掩藏的软弱⑤）、出走后挣脱家庭羁绊的同时却要依赖大哥经济上的支援等（这又让人想起早在五四时便出现的“娜拉走后怎样”式的疑问）。“‘不肖孙’与‘爷爷’之间的某种同质性正从话语的缝隙中向我们昭显——他们都是某种新家（事）业的开创者，何况，谴责‘蛀虫’不免就认同树干，认同使树木生长繁盛的那些‘基本原则’。然而，更根本的认同当是情感方面的认同。‘家’作为空间形象，相对于陌生、危险、动荡、广漠、孤立无助的世界，它狭小却亲切，昏暗却温暖，平庸却安全。像《激流三部曲》这样立意于‘控诉’的家族史长篇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写成一曲挽歌。而这正是这部小说在历史和美学两方面的魅力之所在。”⑥在上世纪30年代，《家》激动了众多青年人的原因也许确实在于“我控诉”、在于以理想反抗现实的巨大感召力；而在今天，《家》仍保持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恐怕就要在这种既定主题之外再寻找更丰富的内涵，特别是破除了新与旧、正与反、进步与保守等二元对立的启蒙“神话”之后，《家》中的人物所包含的复杂性更具有一种美学力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巴金到了上世纪40年代小说叙事的风格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作家本人社会经验累积的结果，也是巴金作为一位敏感细腻而又深具人性关怀的作家在叙事态度上必然得到的深化。这种叙事新变的代表即是《寒夜》。可以说，在《家》中，巴金出于呼应启蒙话语主潮的需要有意回避了某些叙事矛盾，而在《寒夜》中，无论是人物的心理与现实困境还是叙事者自身的精神焦虑都被正面展开了。特别是曾经热情饱满、乐观自信的新时代的宠儿——五四式的知识分子、追求光明与爱的启蒙主义者，如何在真实的世界里、在阴冷的现实中理想受挫，生活困顿，爱情危机，生命陷入迷失与委顿。《寒夜》自然也有抗战前后的大后方这样一种实际的背景，巴金也同样有抨击上世纪40年代社会现实的意图，但与《家》不同的是，巴金此时更加关注人物（不论曾经多么新潮、多么自信、多么有力量、有朝气）的真实境遇，更加深入地反思启蒙理想本身的限度。巴金引发出的深思是，曾树生的出走所体现出的女性自觉与个性自由精神又是对自己曾经亲手搭建的自由家庭的背叛，她走出的并不是传统的旧家，而是一个新式的“现代家庭”。在这里，巴金通过曾树生的再次挣脱表达了对于现代爱情神话与新式自由家庭自身局限的隐忧，个体的自由与女性的解放并不能在反抗传统之后自然实现。具体看来，曾树生首先标志着现代女性的自觉意识又向前跨越了一步，在走出传统伦理秩序之后，又走出了两性关系为女性设置的性别规范——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规约（这一规范并非所谓“传统”所专有，而是早已渗透为“现代”两性关系中的直接成分）。曾树生的挣脱由此显得格外彻底，也标志着现代小说探察女性解放、亲情伦理、两性权力关系的深度。在曾树生身上，爱情并未完全消解，但“爱情至上至纯”的叙事神话破灭了，凭借爱情神力战胜一切对立环境力量（如贫穷、误解、平庸）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在《家》中，女性不是为爱情献身，就是凭爱情与传统抗争，五四式的启蒙主题正是一再赋予爱情这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只有曾树生走出了爱情迷幻，获得了更真实也更自由的个人空间。这种对爱情的超越往往是男性的专利，如觉慧以投身革命事业克服与鸣凤的情感牵扯这类常见叙事，但《寒夜》里的曾树生同样做到了，而且没有打着“革命”“正义”“事业”一类的名义，就是为了对个人生存境遇的一种摆脱。可以说，曾树生这一人物在整个现代小说叙事中都算得上一个“异数”，也正是独自一人承受巨大道德压力同时面对不再神圣的启蒙理想的曾树生，强化着小说启蒙叙事的情感本色。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叶诚生，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②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17页。
③对这一点，黄子平在文章脚注中申发得要相对明确得多：“许多人在讨论当代中国社会形态时，多强调其与传统集权社会的联系（所谓‘封建性’），而完全忽视它的‘现代性’，忽视‘农民革命党’在组织、控制等方面的高度集中和高效能，与‘现代科学文化要求’并不相违。王蒙笔下的组织部长刘世吾，是最早洞察并适应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的机械化、公式化特征的，相形之下，新来的颇具‘文学气质’的青年人林震就显得太不成熟了。”狂人、陆萍、林震，这一小说人物系列带来的启示除了黄文言及的这些外，还反复暗示着小说叙事对现代性历史叙事保持应有反省的可能性。
④⑥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读书》,1991年第12期。
⑤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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