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主体身份层面的另一种言说

作者:吴怀仁




  那么,舒婷的《致橡树》的意义何在呢?其实就在于它同前两首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虽然三者各自地理不同,情状有别,但是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设想,这三首诗其实描写的就是同一棵树的命运。首先,它被强风吹到了悬崖边,远离世俗生活,寂寞而又倔强地生存着;接着,被更强大的“二月的一次雷电”劈开,虽然伤得极重,但是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仍然生机勃勃,“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那样伟岸”;我们细读文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不正是能与“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产生了文本间性么?《致橡树》中的风雷、霹雳,单独在一首诗中看似乎只是一种抽象的承诺或者单薄的想象,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相关文本串到一块来读时,却会发现这之中其实包含了一种生存感受的体验认同,在这里,我们似乎见到了橡树的前身——那株被风吹刮着的树,那株被劈裂开的树。树在此成为了一个凝聚着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着的知识分子灵魂和心境的写照。这些树同样高大、伟岸,即算是被风吹弯了身子,也依然顽强地站立着,而没有倒下。由此观之,《致橡树》的结尾“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自然就是对互文本中的那些树表示一种由衷的敬意和崇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在解读诗句时还得注意《致橡树》与前两首诗还存在着一个细微的极不易发现的差异,那就是它们的诗体特征。前两首诗是将抒情主体对象化,一方面表达出对现实处境的极度反抗与不满,另一方面可以适当规避政治压力,因为那个抒“大我”之情的年代绝对排斥对“小我”之情的书写。而《致橡树》则是将自我直接充当抒情主体,一方面展现了新一代知识青年对未来生活充满了自信,另一方面也暗示着青年知识者们的生存空间超过了老一辈知识者。这样的诗体特征差异,造就了两类诗歌的现实修辞效果的不同:前两者着重表达出了一种不无反思的抗争精神,而后者则主要立足于一种相当自信的启蒙性。就这样,我们在空间向度上又发掘出了诗人对于诗中潜藏的知识者身份,并且这种主体身份与前辈知识者作比,又显出不同于“反抗绝望”的对于经典启蒙主义价值的复归特征。
  
  三、从心理维度上看,《致橡树》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精神
  
  严格讲,心理维度并非通过研究写作主体的写作心理来阐释文本的,而是通过研究文本中的亚文本来揭示主体的无意识。而这种亚文本的发掘,在文本中则是通过将文本与更广大的社会文化文本的具体互文性阅读来进行的。《致橡树》中“你有你的铜枝铁杆/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乍看这句,无非就是几个比喻罢了,但是我以为在此橡树和木棉的形象已染上了象征的色彩。将“铜枝铁杆”“刀”“剑”“戟”这些兵器词汇用以形容橡树,而将“红硕的花朵”“沉重的叹息”“英勇的火炬”用以形容木棉花。在此,橡树的形象似乎是一个奋力而搏的战士,而作为木棉的我也仿佛战士的伴侣,“火炬”不正是照亮战士前进的明灯么?为什么中间还夹杂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呢?总体来说,这一句给人一种慷慨激昂、又沉重悲凉之感。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不难看出它的另一种镜像。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和80年代的电影《血染的木棉》中都有一个很不起眼但意蕴很深的意象——火红的木棉花,那是革命者的新婚礼物,是革命和爱情的见证物。而《致橡树》中也有这么一朵如同“火炬”的木棉花,文化、历史、文本三者在此聚集。一方面,在诗歌和电影中间,存在这样一些异质同构的叙事因素:两株树(两个人),兵器(战斗)、火炬(革命)、叹息(牺牲)。显然,在互文性阅读中,前者都是作为后者的一种隐喻而生成的,这些隐喻暗示出一种“革命事件”;而另一方面,“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又潜藏了一股私底流淌的乐观主义基调。透过互文视角,我们可以将这些视为一种暗示。而暗示是指“文本中一些模糊的迹象表明互文存在……提到一个名字(作者的、神话的、人物的)或一个题目可以反映出若干篇文本”③。这就是潜藏在《致橡树》下面的亚文本,一个有关革命、爱情和牺牲的宏大叙事,这种诗歌异质因素与诗歌表面追求人格独立,甚至反抗意识形态压抑的内容构成了一种统一中的对峙。进一步联系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语境:黎明前的黑暗、浩劫后的余波,一代从狂热的红卫兵生长起来转而迷惘的年轻人,即怀疑和反抗这个世界,高呼“我不相信”,同时这种怀疑和反抗不无某种类似革命的激情,不过是将激情从政治实践领域转向了文学创作领域。因此,在诗中一方面诗人确实有在文化领域“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类革命豪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长期以来的政治化审美霸权在转型时代的文本中残留的无意识印痕。从这里让我们窥测到了诗人深层心理的革命人身份,这种身份的建构可以说是以一种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它以表层的战争文化意象完成了内在的革命化转换,或许这种革命心理仅是以本诗为代表的新潮诗在文学想象领域进行符号化造反的一个征兆,但是它与红卫兵及其前辈革命者在社会实践领域进行实体性造反未尝不具有某种同源性结构。而这种同源性的身份生成结构又进一步暗示出了诗人在深层价值指归上向传统经验形态的某种复归:即存在着一种回归革命价值的抒情倾向。
  总之,从对舒婷《致橡树》三个维度的解读中,这篇被推崇为精英意识极浓的独白型抒情诗,也能看到三个维度、四种形态的话语资源:古典话语、启蒙话语、反思话语和革命话语,而这种多元话语奇异共存恰恰对应文中所揭示的三种身份:女性身份、知识者身份和革命人身份。通过对这种多元身份共存现象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诗人的价值指归是复杂多端的:反传统的新女性爱情观,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观,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者观。如果说第一层身份的新女性反抗精神指向的是彻底的反传统价值,那么第二层身份的知识者对话则既有对抗体验的相通认同,也有对历史判断的差异认识,而第三层身份的革命人则开始无意识的回归主流价值叙事。所以,这首诗表面的独立姿态背后站立的绝非一个理想的统一体,而是一颗在历史、社会、精神之网中挣扎徘徊的充满价值矛盾的不安的灵魂。
  (责任编辑:吕晓东)
  
  基金项目:本文为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计划支助成果,项目号:0610-01。陇东学院科研基金项目支助成果,项目号:XYSK0607
  
  作者简介:吴怀仁(1966- ),陇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写作基础理论。
  
  ① 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M].引自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213.
  ②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28.
  ③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召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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