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以笔为旗 以歌当哭
作者：安春华
摘 要：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把现代主义艺术的表现性与现实主义艺术的写实性融合为一，把热切的拥抱现实与超现实的象征、隐喻和寓言结合起来，从而把现实的外在生活化为内在的自觉表现，创造了一个基于社会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表象的充满寓言、象征和想象的多维审美空间。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是继郭沫若、闻一多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也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中最有力的、以现代目光重新感受和想象了中国大地的苦难与希望的诗人。无论从创作实践，还是从诗歌理论上看，艾青无疑都是20世纪现实主义诗歌大潮中堪称标志性的诗人。
从在丁玲主编的《北斗》（1933年第2卷3、4合刊）上发表第一首新诗《会合》至1941年3月从重庆奔赴延安，是艾青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就像许多伟大的诗人一样，艾青初涉诗坛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气度和风范：他早期的诗歌既包含了现实主义的悲愤与深沉、浪漫主义的抒情与追求，也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变异，达到了现实性、理想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尤其是他早期作品的深沉而忧郁的现实主义抒情风格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现实主义是中国新诗中最早形成的一股诗潮。胡适、刘半农等先行者在试验新诗时，就已显示出关注社会民生、忠于现实的特色。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更是高擎“为人生而艺术”的旗帜，大力提倡写实主义，并以《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等刊物为阵地，推出了徐玉诺、朱自清、叶绍钧、郑振铎、王统照等诗人，形成了早期“实诗派”。面向生活，反映现实；讴歌进步力量，反抗黑暗统治；语言朴素、通俗、口语化等成为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和诗歌理念。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诗在继承“现实的、战斗的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密切了新诗与时代和人民的关系，但对诗艺的忽视，又往往使其流于“幼稚的叫喊”。现实与艺术的矛盾使这个时期的新诗陷入了短暂的困顿。
艾青的适时出现为新诗走出困境带来了希望。1932年，艾青从法国马赛回到他深深眷恋着的祖国，面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没有躲在自己内心的港湾中顾影自怜、自吟自唱，而是把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以一颗真诚而敏感的心，用朴素而富有感染力的诗歌的语言塑造典型性格和典型形象。发表于1934年5月《大堰河——我的保姆》，以伤感和怨愤的调子歌颂了用乳汁养育自己的贫穷农妇，向不公道的世界发出了强烈的咒语。这首诗震动了诗坛，成为诗人的成名作，从此“艾青”的名字进入了我国现代诗歌史。翌年，艾青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大堰河》，收入《大堰河——我的保姆》《巴黎》《芦笛》等诗作九首，这些诗歌深深地根植于现实主义的土壤，又走出了平铺直叙的狭小圈子，自觉地吸收浪漫主义的营养，并与现代主义中的某些合理因素相结合，以沉郁的抒情和丰富的意象另辟蹊径，不仅提升了现实主义诗歌的艺术品质，使现实主义诗潮得以深化，又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艾青认为，“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①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他的诗都来源于他对现实语境的直接经验，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诚挚关心，显示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艾青的诗歌作品始终是那“伟大而独特时代”的产物。感受时代的脉搏，倾听时代的呼声，紧跟时代的步伐，把个人的悲欢与时代的悲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鲜明有力地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声音，表现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真切认识，是艾青的早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基本内容。他说：“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来写诗。”②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艾青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特征，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性。1937年至1940年，是中华民族遭受苦难最深重最残酷，又是反抗战斗最激烈最悲壮的年代，这个时期的艾青几经辗转，“满怀热情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从南部到西北部——延安”③，这一段流浪，使他一方面接触到了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的现实，更使他深刻地体察到了中华民族所蕴涵着的伟大的精神和力量。他在此期间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以北方生活为主，表现了灾难深重的民族命运的，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补衣妇》《我爱这土地》《旷野》等；另一组是以诗人激昂的情绪为中心，以太阳和火为主要象征物，表现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如《他死在第二次》《给太阳》《吹号者》等。那绝望的《死地》也“依然睁着枯干的眼／巴望天顶／落下一颗雨滴”；那滚过黄河故道的《手推车》所发出的尖音也“响彻着／北国人民的悲哀”；那“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浊浪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而年代的风霜／刻画着／广大的北方的／贫穷与饥饿啊。”贫穷与饥饿、愚昧与闭塞、战争与死亡像阴影一样缠绕着这个古老的种族……现实主义的真实、深刻，在他的这些诗歌中得到了饱满、强烈的和木刻般深挚的表现。
这些一再激荡着读者心灵的作品，挟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注、对光明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甘愿为祖国献身的殉道精神滚滚而来，不仅令生活在苦难的中国大地上的读者产生了强烈共鸣，而且还以陌生的文本魅力，为读者提供了新的的审美经验，体现出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诗派深化的实绩。
二
艾青早期的诗歌创作，一方面继承了从新文学之始开始的对中国现实及其命运的追问，另一方面将这一追问延伸到了纵深处。阅读艾青的诗作，常常相伴而来的是感动、伤痛、沉重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他哀叹中国现实的凄惨、黑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他忧虑危亡中民族的命运：“旷野啊——／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么？”（《旷野》）；他赞美赞美中国民众的宽厚、坚韧：“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生命之终极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吹号者》）……个人的痛苦与不幸被他融入民族的悲哀与时代的痛苦中，忧郁悲苦的调子倾吐的是整个民族灵魂的哀痛，这使他的诗作获得了丰厚的历史内涵。
丰厚的历史感和深厚的民族忧患感已经足以支撑起这位杰出的民族诗人了。但是，艾青现实主义诗歌的审美价值远不限于此，其艺术触角继续延伸，已经深探到人类灵魂的最遥远处：宇宙和生命本体。如果说他早期诗歌中的民族忧患感表现为生命的现实存在，那么由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体悟而获得的生命悲凉感则表现为生命的意识存在。这种生命的悲凉感在艾青早期的诗作中体现为挥之不去的忧郁的基调。
“忧郁”是构成艾青诗歌艺术个性的基本要素之一。艾青的诗中一再回荡着忧郁的调子，不仅《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诗郁积着深深的忧伤，甚至在歌颂光明的诗如《向太阳》等作品中，也同样交织着忧郁悲怆之情。在艾青的忧郁里，生命的悲凉感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抹去的情感底色。这种抒情基调是诗人敏感的心灵对民族苦难现实和人民悲苦命运的回应。当诗人在20世纪30年代刚刚登上中国诗坛时，心境中就已渗透着一股前途莫测的茫然，他心中萦绕着这样的诗句：“走过了路灯的/又是黑暗的路”（《路》）。在《生命》一诗中，他甚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知道/这是生命/让爱情的苦痛与生命的忧郁/让它去担载罢/让它喘息在/世纪的辛酷的犁轭下/让它去欢腾，去烦恼，去笑，去哭罢/它将鼓舞自己/直到颓然地倒下/这是应该的/依然，我的愿望/在期待着的日子/也将要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出新生的跃动的鲜红”。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生命的理想境界是存在的，但必须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去衬映，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凄凉感。抗战爆发后，全民族的抗战热情曾使诗人为之振奋，想要拂去往日的忧郁，但心境的深处仍潜伏着生命的悲凉感。1939年创作的《他死在第二次》，虽然注入了战士为国捐躯在所不惜的爱国情思，但仍然没有忘记对宇宙生命的哲学拷问。在诗的第十节《一念》里，诗人写下了对于生命的哲理性感受：“活着，死去/虫子花草/也在生命的蜕变中蜕化着……/这里面，你所想起的是什么呢？”诗人接着回答说：“多少年代了/人类用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土地/又用土地养育了/自己的生命/谁能逃避这自然的规律。”诗人的用意非常清楚：生命本身无法求得至善至美的崇高理想境界，只能是生的苦役与死的永寂的轮回。即使诗人怀着巨大的热情投进太阳的怀抱时，这种生的哀戚感也未能被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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