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儒学对中华民族传统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建构
作者：赵晓慧
关于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以“人文”为思维对象而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特质。儒家认为“仁者，爱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畴。人为万物之灵，为天地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在时间空间内，人永远都是主体，除宇宙自然运行以外，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人。人的一生中所要追求的无非是个人的道德完善与人际关系的良好和谐。这种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义”思维特质的特征是强调人的感情因素，重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一切从人出发，最后又都将复归于“仁”或“人”。“人文主义”思维，具有鲜明的“文化”和“教育”素质，强调感情和谐和崇尚道德的价值。这是一种思维的长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问题普遍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更是一种难得的思维品质。但是，从全面的观点来评价，这种“人文主义”特质的思维，缺乏“自然主义”的天性。它一开始就以“人”或“仁”的各种属性（包括：爱、忠、恕、宽、惠、慈、敏、孝、悌、友、温、良、恭、俭、让等）为思维对象，久而久之，使思维本身染上浓厚的主观主义和感情色彩，使思维习惯趋向于人与人的关系，忽视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空间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过于重视人际关系，未能对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等的产生和发展发生积极作用，这是儒家文化给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打上的历史局限性的烙印。
关于辩证的传统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儒家，无论是孔子或是孟子、荀子，他们在对待诸如仁和礼、天和人、忠和恕、孝和悌、知和行等等问题上，总是擅长整体的、辩证的思维。孔子最善于多角度、全方位、辩证的整体思维。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当然多表现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例如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为人谋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同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志士仁人，无求以生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同上）孔子的思想到后期确实比较圆熟全面，思维角度四面八方，不固于一隅，这对于形成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在这里也要指出，儒学文化对于辩证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学习、吸收、融化道家的辩证法理论，补充和完善儒家自身的辩证思维方式，既发展了儒家文化，又丰富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在这方面，儒家文化表现出了一贯的开放性和宽容性。这种特性，又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上，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吸收、融合、发展外来文化，才能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变迁和更迭中，一直不间断地延续至今。
在谈论儒家文化的思维方式时，还应提到“中庸之道”。宋儒把“中庸之道”解释为：不偏不倚，致中和。其实《论语》中的“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允执其中”（《论语·尧曰》）都是对“中庸”本义的解释。按这种要求，在思考问题时，力求中和、持平稳定、注意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允执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对过火，又反对不足，这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所以中国人在人生修养方面把心平气和作为一种生命境界，在处理家庭问题方面追求“家和万事兴”，在管理国家和对待国际事务方面强调“和睦兴邦”、“亲近怀远”。在这种“贵和持中”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中国文化才尤为推崇整体意识和集体观念，它要求全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做到一切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种精神在当今社会大环境之下，对于我们正确思考处理人际关系，思考与处理一般学术文化问题，社会与生活问题，维护和平与稳定，建立和谐社会，都能起到积极作用。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中庸之道”的不足是一方面过分强调“中和”，而忽视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以静止的眼光看待问题，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它也为折中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
总而言之，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绝不仅仅表现在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而是作为一种文明产生的基础，同中国社会在长时期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儒学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有创新，同时又不能忽视传统的继承，怎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研究儒家思想，扬长避短，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赵晓慧（1968－），许昌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五经》，时代文艺出版社。
[2] 赵吉惠：《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 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张应杭、蔡海榕：《传统文化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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