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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历史拯救”
作者：宋文坛
《爬满青藤的木屋》相当典型地表现出“新时期”知识分子话语中存在的一种叙事困境：表面上是叙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启蒙、引导农民（至少是吸引）走向个性独立与个体解放的故事，知识分子似乎成为农民的引路人和“拯救者”；但实际上，作家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软弱和干瘪却使其难以承载、表现这个宏大主题。在作家的创作意图和笔下人物的意义内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和分歧，这就相当程度上裂解了原本自信的叙述姿态。所以这种本来致力于“启蒙拯救”的叙述话语，就尴尬地在自我裂解和自我嘲弄中停留在“愿望”的层面上。
三、民粹主义的难题
知识分子的“拯救”叙事困境不仅是由于知识分子“事实形象”与其自身抱负的错位而造成的，民粹主义的传统和话语规范以及作家对其自觉不自觉的迎合进一步加大了知识分子话语产生的困难。这使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于做“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而不是做“启蒙民智”“解放民权”的历史英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也因为这样的定位而受到了阻碍。因此，在作品中大量出现那些只能表达人民的“正义愿望”而缺少“历史拯救”的主体意识的所谓“英雄形象”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状况的形成，与中国革命将民粹主义国家化的强力推动作用紧密相关。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民粹主义话语在政权力量的维系下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据着话语中心的位置，“人民”成为神圣的政治词汇，围绕“人民”形成的一系列话语形式，成为具有无可辩驳的政治合法性和崇高性的话语类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新时期”。在“新时期”之初，主流意识形态在对民粹主义核心话语的强调上一如过去，“人民”话语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石，而要知识分子“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为人民群众服务”，仍是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要求；以“人民性”作为创作批评的尺度，也是从“十七年”一直延续至“新时期”的主流批评方式。不过，随着“新时期”政治语境的转换，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再是以“人民”话语与“阶级/革命”话语相捆绑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情感认同”的方式出现。“人民”语汇的“革命”内涵被抽离，“人民—母亲”的语义关联被着重强调。这一伦理化的表述方式使“新时期”民粹主义话语剔除了“文革”旧意识形态中已然被历史唾弃的成分，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维系了与过往时代的意识形态关联。
在“新时期”之初，民粹主义话语得到了广大作家的热烈呼应。我们可以发现，那时的大量文学作品都以歌颂“人民”、回顾与“人民”的血缘深情为主题，这在“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创作现象的形成很大一部分推动力来自于作家自发的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作家们在“文革”中曾经备受压抑，而正是人民给予了他们无私的援助，所以，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叶蔚林曾经这样说：“‘四人帮’的本意是以下放为名，对文艺工作者进行劳动惩罚，但他们并没有料及，这样做的结果，使我正如安泰贴近了大地母亲，产生了新的力量。在那十年中，我真正接触了劳动人民……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③作家对人民的感激之情无疑是真实的、由衷的，但这种强烈的感情也影响了作家对民粹主义的历史反思。李国文就曾经说：“像这样坚韧不拔的民族，像这样不屈不挠的人民，是了不起的，并不都是阿Q。……若统统是阿Q，就不能存在五千年，早被淘汰了。”④所以，在政治规范与作家情感之间，实际上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关系，“民众崇拜”与“人民认同”的主题于是就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叙述的一个话语“默契”，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叙事规范。
但是这样的“默契”与规范显然对于以启蒙主义叙事为特征的知识分子话语的产生造成了相当大的阻碍。在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上，民粹主义强调的是向农民学习，做农民的“小学生”，而启蒙主义则是将农民作为启蒙的对象。如果仍然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甚至要求知识者在思想与灵魂上向下看齐的话，那么具有思想独立、理性批判特征、具有自觉的历史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话语便绝没有产生的可能。“新时期”之初的小说，正是因为广大知识分子还没有自觉意识到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超越，甚至为政治话语的赞赏感到陶醉，因此，其话语方式总是充满着新旧混杂的内容，其启蒙主义的立场自然含混不清。正因为这样，上文所分析的那个苍白干瘪、毫无英雄气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就毫不奇怪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一种“同苦”叙述。所谓“同苦”叙述，是指表现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的打击下，甘为卑贱，不敢思想，与人民大众一起“承担苦难”的一种叙述方式。苦难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但对苦难的态度却应该探讨，“同苦”叙述的问题在于表现了一种麻木、隐忍的阿Q精神，表现了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精神放低、主体矮化的倾向。古华的《芙蓉镇》中秦书田的形象就是这种典型。他善于化解苦难，甚至自轻自贱，以此讨好邪恶势力，逃脱更大的惩罚。在他看来，苦难既然无法摆脱，那就应该逆来顺受。小说以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描写了他对苦难的麻木态度，甚至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抱得美人归”的团圆结局，这无疑反映了作者对他的情感认同。“同苦”叙述反映出的阿Q精神并不是个别的，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矮化现象。高晓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能够正常地渡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指农民——笔者注）的身上得到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和他们在一起使我常常这样想：‘我有什么理由应该比他们生活得更好些呢？’是的，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于是，我泰然了，觉得老天爷对我并无不公平，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于是，我就和他们融在一起，我就理解他们和我一样有丰富的精神……”⑤这段话典型地透露出处于政治施虐中的知识分子自甘退化的心态。民粹主义的民众神话是知识分子自宽自解的隐性论据：既然“崇高”的人民都在忍受苦难，知识分子又有何特殊呢？于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就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在作家的真情表白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改造”声音的存在，或许，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无意识”吧！
“同苦叙述”是知识分子不自信的体现，知识分子不愿也不能超越民粹主义所设下的雷池一步。这使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始终徘徊在“安为顺民”和启蒙立场之间，成为一种不彻底的知识分子话语。所以我们反过头来再看那些批判“国民性”的作品，就会发现，作家的声音实际上是温情多于批判的，“哀其不幸”多于“怒其不争”的。因此，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拯救”叙述，就只能停留在不尴不尬之中，这或许无奈地证明了启蒙主义的历史困境。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宋文坛，吉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渤海大学中文系讲师。
① 曹文轩：《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6页。
② 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1页-第52页。
③ 叶蔚林：《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中短篇小说获奖作者创作经验谈》，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④ 李国文：《作家的心和大地的脉搏》，《新时期获奖小说创作经验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03页-第204页。
⑤ 高晓声：《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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