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变迁之痛的温婉言说
作者：邵 明
摘要：王祥夫近期小说创作在考察转型期诸种社会问题的内在逻辑、审视文化变迁中的价值冲突、探勘变革时代的人性真实之际，往往本着极具包容性的主体立场，以温婉的笔调意蕴悠远地言说现实，并因此具备时代“书记官”的可贵意义。
王祥夫的小说创作在新世纪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注意，①诚然，社会变迁的全面展开及其多维意义的深刻展示，必为关注现实的作家更透彻地把握时代提供诸多触手可及的经验材料，不过，作家自身思想与艺术的圆熟融通应当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王祥夫近期小说创作在延续其1990年代现实主义转向以来关注底层的基本叙事立场的同时，书写领域日渐扩展，笔触广涉城乡各类群体，而创作早期作家主体意识之于社会、文化、人性之阴影部分迹近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已日渐被置入更为深沉阔大的精神背景之中。惟其如此，那些来自于变迁时代的种种或显或隐的伤痛才能获得精微的体察与旷达的叙述，从而使得作品意蕴悠远、笔致温婉。
一、社会问题
王祥夫说过：“我近年来的小说和我许多朋友近年来的小说只是一种‘问题小说’。我对‘问题小说’始终保持着一份崇敬。因为，有些人都没有谈问题的勇气。怀疑、问题、质问，是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的必要前提。”②这一点自非虚言，只需稍加浏览王祥夫的作品，便可发现作家对于那些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社会话语空间的大大小小的焦点性问题异乎寻常的敏感：贫富分化（《玻璃保姆》）、矿难（《找啊找》）、失地农民（《五张犁》）、农民工工资拖欠（《一丝不挂》）、土地承包纠纷（《愤怒的苹果》）、“空巢老人”（《浜下》）、家庭暴力（《尖叫》），甚而至于亲子鉴定导致的家庭危机（《伤害》）、男性功能障碍（《朋友》）、女性瘦身美体（《减肥》）等等，恰如变迁时代社会奇观的浮世之绘。
这一脉关注社会问题的笔法，自然深植于王祥夫所在地域（山西）的文学传统之中。不过，在赵树理以及“山药蛋派”作家那里，“问题”始终是创作的起点与旨归，一切被组织入叙事的材料均无超出言说具体“问题”的额外意义。进而，彼时简洁纯粹的社会阶级关系状况以及作家主体强大的意识形态信念与激情，使得赵树理们总能自信地以“敌/我”、“落后/进步”的框架发现、界定、理解、透视“问题”，并终而能够依托既有的社会体制解决“问题”，所以，混进村公所的阶级敌人金旺、兴旺兄弟最终被清理出革命队伍，并且“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而赫赫有名的“吃不饱”和“小腿疼”也终于在村干部和群众的“帮助”下转变了落后观念（赵树理《锻炼锻炼》），等等。
随着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启动和大规模展开，王祥夫这一代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建基于社会转型的全部复杂性之上。既然国家政策话语已经采用“摸着石头过河”③的表述指陈凭借固定的教条框定世界的理论与实践之为虚妄，那么，作家若依然执著于意识形态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却又如何能够切近复杂现实的繁复意义？况且，即便在当年，叙事之中对于问题的完满解决最终亦不能映照、规范现实，否则，何以酿出如许一杯杯历史苦酒？正因为渐渐谙熟此间三昧，所以，王祥夫当前以具体社会问题为叙事起点的作品，在保持对于社会公正缺失状况基本批判立场的同时，每每能以冷静的笔调透视社会逻辑的更深层次，从而显得劲气内敛、情怀宽阔，例如讨论当代中国剧烈贫富分化问题的《玻璃保姆》，便集中体现了这一叙事特征。
小说叙述了两位私营煤矿老板通过攀比宠物狗斗富的故事。若说斤斤计较于狗的毛色还只是“暴发户”浅薄心理无伤大雅的流露，那么，让人（狗保姆）穿上与狗服同色同纹的衣服，则是通过肆意践踏他人人格的方式以炫耀自己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并使得贫富分化成为一个刺目的有悖社会公正的问题。进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私营煤矿、黑煤矿矿难频仍，早已成为各级政府整治的重点，当前文学创作也不乏反映相关内容的作品。相较之下，《玻璃保姆》的独特性在于并未采用新闻直击的笔法讲述一个矿难故事以收耸动视听的效果，（就此而言，虚构的文学叙事能比得上写实的新闻报道吗？）而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示了“张老板、周老板们”对于人性尊严的漠视，虽无血肉淋漓的矿难场面，可是其着意深刻之处，颇能超过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
不过，更重要的是，叙事者并未将“狗保姆”闹剧发生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张老板们个体道德品质的问题，受过高等教育的小麦不也心甘情愿地担任“狗保姆”吗？再联系到小说对于富人生活“无聊”状况的反复细描，不禁令人体悟因缺乏适合于转型社会的核心价值以支撑个体生命意义的建构，所以才导致种种光怪陆离的世相，正因为具有这一层情怀，方才凸显叙事境界的悲悯与博大，这也是王祥夫的小说创作反映社会问题的基本姿态，可证之以前文所列的诸多作品，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二、文化变迁
王祥夫作品中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所勾摹的世相百态，其实大都围绕着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文化变迁内核。毫无疑问，以现代性价值革除传统之弊并推动社会的高速发展具有无可怀疑的历史意义，可是与此同时，传统自有值得深刻眷恋的超越性价值，而现代社会所致的人性异化状况也是无法漠视的真实，由此，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便因内蕴复杂而成为具有不同价值立场的历史主体聚讼不已的焦点。以中国社会为例，晚清时期有“洋务派”与“守旧派”的颉颃，北洋时期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争，当代则有“新启蒙主义”与海外“新儒学”的辩驳，等等。
就王祥夫对于这一交织着希望与伤痛的文化变迁过程的处理而言，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并未如同文化论争史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惯常所作的那样，坚执于某一特定的主体立场并态度激烈地“党同伐异”。在王祥夫的作品中，肯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批判传统文化的深层之弊是叙事的价值前提，但同时作者亦不讳言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并对因传统之逝而生成的民族性的文化乡愁情绪予以深刻的同情和深入的表达，从而体现出宽和包容的文化态度，正是这一态度使得叙事能够“说出”文化变迁的全部复杂性。
尽管王祥夫的大多数小说所述的人物与事件均可通过或多或少的逻辑推论环节而至于文化变迁的讨论，不过，《流言》是关于此一变迁的直接言说，因而值得重点分析。小说以女主人公桃花的现代渴望作为叙事的起点：她嫁到刘家甸子，是因为“刘家甸子紧傍着城市，”“她喜欢城市，尤其是喜欢城市夜里的灯光。她常常站在村子里往城里的方向看，看那边的灯光”。城市当然是现代化最为耀眼的物质和精神表征，一个乡下女人在乡村无边的暗夜中眺望城市的华彩，这一意象蕴含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进而，为了“让自己彻底成为一个城里人”，她用市政府支付到户的城市扩建征地款买了一辆夏利车在城市里跑出租，她的丈夫天生则买了一辆“蹦蹦蹦”，“专门干起了往城里送菜的买卖”。正是城市提供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告别辛勤的农耕劳作，以现代的方式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
然而，来自于“现代”的伤害令人猝不及防：一个年轻人上了桃花的车，亲亲热热地喊着姐姐，口齿伶俐地讲着各种笑话，还拿出一个橘子让桃花品尝，于是桃花毫无戒心地按照他的要求将车开往郊外，在四顾无人的旷野之中，年轻人奸污桃花三次，一刀割开桃花的颈项，然后开着车子扬长而去。显然，刚刚进城的桃花依然按照乡土世界传统人际关系原则处理城市生活中的交往，其天真淳朴的情态自然能够引发阅读意识对于传统人伦的悠悠怀想，可是，这一处世姿态与现代城市生活无法接榫之处在所难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桃花险些搭上自己的小命。进而，正是作为现代性核心支点的市场经济对于个体利益冲动的强烈召唤，才导致欲望之兽呼啸出笼，让每一个体或多或少地为投身现代的举动付出代价。毫无疑问，在这里，现代受到了以传统人伦原则为参照的质疑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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