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周作人和孙犁文学观比较
作者:李中华
4.关于文学家的地位和使命
五四时代的周作人,曾强调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和先知先觉者的地位,但是,五四之后,周作人不但否定了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引导作用,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知识分子干预历史、时代、社会发展的任何可能性,把知识分子彻底还原为“凡人”,认为知识分子也有着“凡人的悲哀”。基于此,周作人大谈历史循环论。他说:“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角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做过种种努力去干预历史和生活,但最终得来的却是失败、虚空和悲哀。这种幻灭和失望,使周作人退回到纯粹个人的立场,去研究社会、人生,去读书、作文。这种努力,“不包含任何干预社会、历史的意图,而纯粹出于自我生存的充实的需要。他与鲁迅的区别也在于此。”他提出“闭户读书论”,劝戒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基本原因也在于此。
孙犁也是如此。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努力办报、写文章,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是怀着十分明确的功利目的的。尤其是1942年,孙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到延安鲁艺学习之后,他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刻影响,通过写文章来推进革命运动,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服务成为他文学事业的根本宗旨。曾经有一个时期,孙犁对通俗的民族形式如墙头诗、鼓词等十分热衷,以致有人提醒他不要误入歧途。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极左教条和理论逐渐对知识分子形成越来越严厉的禁锢和打压。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还有着自己心灵自由的空间的话,到解放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由就逐步缩小乃至被完全剥夺。孙犁曾经全身心投入的革命已经异化为迫害自己、能置自己于死地的妖魔力量。经过这一场深刻的幻灭,孙犁认识到文学服务于政治这个口号的荒谬性,认识到文学归根到底是一种个人的事业,“文人宜散不宜聚”。他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价值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重新回到五四时期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上去。他虽然屡有批判当下现实的文章问世,但这些文章与其说是干预社会现实的,不如说是孙犁自己内心苦闷的自我流露。这些批判现实的文章和孙犁大量回忆过往的散文一样,体现的是一种“真实”和“良心”。孙犁晚年的读书、作文,不是为了身外的任何东西,是为了自身的宁静和充实。他没有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的“先知先觉”,没有扮演一种启蒙者和说教者的角色,而只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俗人,和读者进行平等的心灵对话与沟通,以此来排除自己的寂寞和孤独。晚年的孙犁,岩穴独处,闭门谢客,展吐余丝,织补过往。这种处境和选择,与周作人的“闭户读书”精神,是相通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中华(1969-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M]. 北京:中华书局,2004:8.
[2] 周作人.药味集·关于日本之再认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39.
[3] 钱理群.周作人传[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141.
[4]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第二集)[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22.
[5] 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5.
[6]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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