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文化的困境
作者：黄亚清
三、死亡言说中的文化悖论
《少年天子》曾遭到商业运行规律的质疑，它没有像其他戏说性或正剧性的历史剧，热衷于娱乐场面或历史场面的展示。剧情的亮点在于将顺治的人生选择中所受到强烈的压迫和苦闷，归因于他内心“与死亡无休止的纠缠”。“人的那种自身的弱点，就跟人的命运一样，对人的生活价值的影响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作用。”⑦对死亡的精神痛觉，深刻影响了顺治的心灵。而剧情的张力在于顺治一面畏惧死亡，一面又强迫自己面对这种畏惧，他力图跨越生死的努力加重了他身上的悲剧色彩。刘恒让顺治的死亡思索流走在各种文化对死亡的迥异态度上，显示出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顺治所青睐的儒家文化更多关心的是活的方式和价值，很少关注死亡。孔子曾以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来打发弟子关于死亡的思考。儒家文化因为拒绝对死亡的探讨而使死亡意识成为一种沉重的精神桎梏，积淀成中国人心灵深处最为灰冷的人生图景，也成了顺治死亡恐惧的文化根源。但作为帝王，顺治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心智面对死亡，他多次迫使自己直面死亡，极力张扬蔑视死亡的信念。顺治死亡言说中的悖论，充斥着编导的艺术想象，但恰恰构成了人物最有张力的叙述。对于死亡，佛家讲究“生而无我，死而无我”，将一己的肉身和魂灵永远置之度外，才能达到“不为生忧，不为死苦”的境界，死亡的恐惧使顺治不能抵御生死烦扰的痛苦，而佛家对生死的超然与宁静，让顺治自觉找到了战胜畏惧的武器。面对身患痨症的爱妃即将离去，深得佛家真谛的顺治还是忍不住惊惧痛哭，这是人性溢出文化规范的一面。所以佛教的教义虽然帮助顺治极力跨越生死的痛苦，却以一种“对彼岸的终极性倾慕的姿态回避了‘现世’人生死亡的困境”⑧。当外在的文化无法解救顺治的死亡困境，此时向内转寻求自我的拯救成了剧中顺治自杀的内驱力：“自杀，是一个实践的课题，而不是一个玄想的课题，任何一位主动死亡的人，既是大部队里怯弱的逃兵，又是英勇果敢的孤军奋战者，你不可能透彻地清理这种矛盾。除非你有勇气担当同样的角色。”⑨自杀本身的悖论在于它既是逃避，也是一种勇气；自杀的选择表明在文化中东奔西突的顺治最终明白，唯有敢于放弃自我的生命，才是对死亡的蔑视，才能真正摆脱人生不自由的境地，才能实现一次自我的选择。
顺治对不同文化死亡言说的思索传达的依然是文化的困境，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死亡意识是一种缺席的存在，刘恒在一次访谈中曾说：“中国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往往特别难过这个坎儿，因为没有宗教作支撑。”⑩新时期以降，文学中有许多作家表现和探讨过死亡。但刘恒作了一个尝试，他不再停留于对死亡的征服或冷漠，而是积极思索各种文化对死亡和生命的理解：“任何一个帝王都想永垂不朽、长命百岁，可最后都埋在了地下，掘地三尺，都只是白花花的骨头。”一个千百年来被认为无所不能的帝王，他的灵魂浸染在死亡的恐惧中，他的精神在文化寻找中绝望。刘恒消解了顺治作为一个帝王的权威与价值，同时也解放了他被历史遮蔽的生命的无意识。
刘恒在《少年天子》之前的影视作品比较集中表现的是人的物质困境引发的生存思考，而《少年天子》剧本身的帝王题材给了刘恒一个得以摆脱物质直面精神的机会，在表现一代帝王精神困境中赋予其特定时代丰厚的文化内涵，这使得《少年天子》得以超越一般电视剧的肤浅而呈现对文化困境的深刻思考。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黄亚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① 刘恒：《表达人物命运的悲剧感》，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10日。
② 付艳霞：《谁能让小说“害羞”——以〈少年天子〉（顺治篇）为例漫谈小说的影视改编》，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P122-126.
③ 刘娜：《空镜子与“两姐妹”母题》，《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P67-70.
④ 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⑤ 缪俊杰：《百年痛史 一曲悲歌——评凌力的长篇系列〈百年辉煌〉》，《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P38-45.
⑥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⑦ 刘恒：《刘恒影视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⑧ 霍俊明：《死亡现场言说的背后——试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当代文坛》，2002年第5期，P35-38.
⑨ 刘恒：《虚证》，《刘恒自选集》，现代出版社，2005年版。
⑩ 胡璟、刘恒：《把文学当作毕生的事业——刘恒访谈录》，《小说评论》，2003年第4期，P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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