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朋友乎？敌人乎？
作者：邓 利
摘 要：在我国，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存在一种误读，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是对男性“不恭”，就是以男性为敌。长此以往，必将造成新一轮的性别对抗。事实上，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未以男性为敌，虽然向男性要权，但要的是属于女性的那份权利，要的是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并未构想以女性的权利压倒男性的权利，也未成想以女性打倒男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其终极价值目标是男女双方和平共处。
最近，在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论坛上，一位男同学宣讲完一篇有关中国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发展流变的文章之后，遭致一位男评委的当众嘲笑：“女性主义”就是那些女的向男的要性，“女权主义”就是那些女的向男的要权，你作为一个男性，怎么也参乎其间？听到这席话，笔者噤若寒蝉。我们仅就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的发展实际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未以男性为敌，虽然他们向男性要权，但他们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份权利，要的是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并未构想以女性的权利压倒男性的权利，也未成想以女性打倒男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其终极价值目标是男女双方和平共处。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几乎被消解的境遇中冲出重围，成为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伴随着“发现”女性、“重构”女性话语体系和对男权暴政的强烈谴责，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全面铺开。此时，批评者明确将批判对象指认为男（父）权社会，并给予垂直打击。他们不仅以文学为依托，证明女性存在的合法性，而且以语言为工具反对权利压迫，关注妇女问题，讨论女性地位和生活状况；不仅建构女性文学世界，而且进入到以质疑、批判的目光审视整个文学史。女性意识空前强化，女性本位立场日益突出。张扬女性个性，力主精神性别解放，挖掘女性创作中的女权思想，重读文学史，批判男权意识，这些内容构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令人亢奋的支撑点。性别路线充满诱导力，同时也是情势使然，部分身处期间的批评者在性别对抗情景中展开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常陷入某些简单意识形态判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时常困惑着批评者。时至今日，都不乏激进的声音，王侃为其代表。他在《当文学遭遇选美》中明确提出，对于女性来说，或战或降，没有第三条道路。
就上述内容来看，似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男性充满对抗撕裂，敌对情绪浓厚，批评带有很强的排异性、壁垒性，也正由于此，部分男性在不同场合和传媒，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冷嘲热讽、怒目而视。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指责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在“从众”的庸常之气无处不在的时代，这些指责在传播中演变为舆论，它的不断重复强化了人们这一似是而非的印象，而且被成倍地放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仿佛成了万恶之源，成了高雅人士避之不及的不祥之地。但如果对这些带有轻喜剧风格的指责或不满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妄加指责者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未全面了解，因此也就不能构成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真正批判。
事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股暗流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潜在流淌，发展到90年代后期，这股暗流突出地表，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显在内容，其轨迹为：呼唤两性合作——双性人格——双性和谐，最后扩展为男性关怀。
两性合作 1987年，《当代文艺思潮》第2期登载三篇文章：钱荫愉的《她们是全部世界史的产物——文学创作中妇女地位问题的再反思》，亦清的《一个充满活力的支点——也谈“寻找男人”的女性文学》和陈惠芬的《找回失落的那半：“认识你自己”——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兼及人类意识的提高等等》。钱荫愉认为，事实上，两性互为依存，这是讨论妇女地位时不可忽略的参照系。亦清干脆承认“男人是女人的活水源头”，女性意识的成熟，女性文学的艳阳天，不是以摆脱男性为最终标志，而是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为最高目的。陈惠芬认为，人类因两性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人类的生活必然只有两性共同的努力才能完整。于青在《两性世界的对立与合作——谈女性文学的社会接受与批评》（《小说评论》，1988年第6期）中，引用莫罗阿的一段话“没有两性的合作，绝没有真正的文明。但两性之间没有对于异性的互相接受，对于不同的天性的互相尊重，也便没有真正的两性合作”，由此喊出“两性世界真正合作”的口号。并且指出，两性世界要做到文明的合作，首先要认识对方和理解对方，男、女双方要相互认同。“两性世界真正合作”实质就是消除新的二元对立，尽量减少女性主义文学的排他性。
双性人格 在两性合作的基础上，作为男性关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孙绍先力排众议，提出“双性人格”——男女性别融合理论。孙绍先认为，性别有生理性别和文化性别，人类是有一定的生理差别，但生理性别和文化性别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女作家应该促使两性文化心理的接近与理解。并指出全球性的男女性别趋于融合的趋势。孙绍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不是什么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伊甸园里还会有大树，花丛和小草，只不过大树中有女人，也有男人，小草里有男人，也有女人，人类的个性反而因为性别束缚的消失更趋于自由化、多样化。这是我们期望于女作家、女评论家，男作家、男评论家的选择”，“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倡导女性意识，不是为了将这种父系文化圈内的女性特点诗话，而是为了在将来逐步消除这种意识”。
1987年，孙绍先发表了我国第一部冠之以“女性主义”称号的著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孙绍先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女性主义文学的走向”专门谈到“走向双性人格”。“‘双性人格’不可望文生义地解释成‘阴阳人’似的东西。它是指参照历史上典型的男性精神和女性精神而言”，“以往属于男性精神领地可以有女性涉足，反之，传统的女性风度也可以相伴男性角色”，孙绍先认为，只要做到“双性人格”，“性别歧视就将彻底被排除在社会心理之外，女性就将获得真正的与男性平等竞争的机遇，人类的精神也将因为有女性的积极参与变得多姿多彩、自由开放”①。
女性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处于受压迫地位时，情绪的激动可以理解，走向一种极端也是正常的，但如果一味地对差异极度肯定，容易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陷入男性化的思维模式，以女性为标准审视男性文化，以女性为中心排斥男性，如此循环，性别等级、二元对立将依然存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陷入另一种困境。孙绍先在众生喧哗中保持清醒，提出“双性人格”的理想模式，其目的显而易见，无外乎想借此消除新的二元对立，尽量减少女性文学的排他性。同时，孙绍先也看到，“双性人格”的实现仅仅是一种理想。
在异性性格互补的平台上，孙绍先的“双性人格”理论和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男人”想象达成高度一致，“双性人格”也是伍尔夫“雌雄同体”理论的中国式阐释和伸发。
双性和谐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双性人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双性和谐”的理想。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因素和对立文化和平共处，互补互利，两性之间的差异不用融合，各自保持自己的性别特点，两性宽容地对待对方，和谐相处。“和而不同”，这就是双性和谐世界的美妙蓝图。“双性和谐”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双性人格”内涵的重新挖掘和诠释，并为其所用。“概括地说，它是指一种理想的文化境界。双性和谐追求人文化环境中的本真、完善，把趋向于双性完美作为理想。”②
西慧玲说：“时至今日，女性的地位虽然有了较大的改观，但要彻底删除千百年来被内化的男性主导观念，还需要漫长的过程，还需要男性与女性携手并肩的努力”，她相信，几个世纪之后，女性主义连同它影响的女性批评和女性写作，将会彻底消失，因为“那时的世界已经实现了无须注解的平等，男人和女人是不可分割的伙伴、亲和的两性，女人和男人的天空将一样高远、澄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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