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江湖寥廓，何处安归
作者：王金霞
摘 要：自五四时期起，知识分子作为被书写的对象开始进入文学家的艺术视野，在文学的殿堂内展示着自身的精神状态和命运流转。20世纪末21世纪初，作家贾平凹的《废都》和阎真的《沧浪之水》构成了一对互文性的文本。两部力作及其主人公庄之蝶和池大为，为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蜕变做了极其生动的注解。对照起来阅读，从中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相互指涉、相互补充的互文效果。
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①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② 20世纪末21世纪初，作家贾平凹的《废都》和阎真的《沧浪之水》构成了一对互文性的文本。两部力作及其主人公庄之蝶和池大为，为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蜕变做了极其生动的注解。对照起来阅读，从中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相互指涉的互文效果。
一、士人传统的时代性陷落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名论著《士与中国文化》中曾对士的历史职责有过精彩的概括：“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③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历经岁月的沧桑衍变为另一个名字：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④然而，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人生的参与和承担是通过“学而优则仕”来实现的，入仕是中国文人唯一的生存方式，继而形成了浓厚的士人传统，这成了以后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渊源，而《废都》中的庄之蝶和《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却历经了想依而不得的尴尬。
《废都》中，庄之蝶是西京的“四大名人”之一，是一个苟活在一统、承平时代的帮闲、清客。在他身上，几千年士大夫文化涵养出来的那种风雅气节渐失，而来自市井社会的鄙俚的趋时附势渐浓，最终在金钱与肉欲中惶然不知所归。《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深受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濡染，自父亲那儿继承了一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在初进省卫生厅的几年里一直保持清高，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以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追求自己所理解的人生意义，坚守着自己的心灵自由。结果在新的形势下，池大为的精神坚守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等待他的是遍体鳞伤、头破血流的悲惨结局。
总之，不管是庄之蝶还是池大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结，那就是身在新的历史时期，心却追怀着古代的人文情怀，这就有点刻舟求剑般的滑稽和不合时宜。首先，社会的转型使他们失去了依恃士人传统的历史语境。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就是对功利主义和个人欲望道德合法性的承认。欲望和功利主义取得合法性这种现实，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杀伤力是巨大的，这使知识分子失去了坚守的理由。因此庄之蝶沉迷在金钱和肉欲中不能自拔，池大为枪毙了先前的自我，在权力在握中收获着优厚的待遇和世人的尊重。
其次，政治、经济体制内的无虞生活拘囿了他们的身心自由。他们既不是先秦时期坐而论道、云游天下的谋士，也不是王纲解纽时代指点江山、重构权威的大夫，而是镶嵌在国家权力机器上的螺丝钉。庄之蝶寄身于作家协会，池大为供职于省卫生厅，既然成为国家机制内的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都在权力的掌握之中，他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精神和人文品格，在许多时候只能被动地生存。
再次，他们都是生活在现代中的传统型知识分子。对金钱、欲望、权力缺乏一种现代理性的审视眼光，认识不到金钱、欲望和权力本身的积极意义。这种认识上的褊狭使他们走向了两极：庄之蝶挖空心思地捞取金钱，享受肉欲；池大为一度凭借着传统的人文精神来与世俗抗争，失败后“洗心革面”在宦海中畅游无阻，最终实现了两个艺术形象的相互指涉和补充。
二、世俗人生的全面性围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拥有打破种种历史桎梏的可能；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曾经赋予理想激情的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现在得到了市民阶层的世俗性阐释”⑤。王晓明将这一观念称之为“新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将“新富人”阶层或“成功人士”奉为生活偶像，脱贫致富的欲望成了社会的唯一追求。⑥《废都》中的庄之蝶和《沧浪之水》的池大为都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他们面临着一个难堪的精神悖论：坚守内心的清白和高洁，就意味着认可现实中的卑微和窘迫；勇敢地弃明投暗，遵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就必须枪杀以人文操守为己任的自我。
庄之蝶是个顺潮而生的成功人士，是西京城里鼎鼎有名的四大名人之一，可是世俗人生中的金钱和肉欲已经将他“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本色腐蚀得面目全非。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他已很难静下心来写他的作品，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利益关系不知不觉间渗透到他思想行为的底里，不仅开着一家书店，而且朋友间的往来也掺杂进了这种货利关系。同时，庄之蝶利用自己所谓的名人效应和许多女人有着联系，但他们之间欲多情少。可以说，庄之蝶是一个在世俗人生的全面性围剿中彻底缴械“投诚”的成功典型。
池大为曾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内心觉得“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作人生最高目标的人”,只能称为“猪人”；那些只会讨好上级，摇尾乞怜的人，应当叫做“狗人”。他时常“到先贤的生命褶皱中去访微探幽”,看到了“不朽的灵魂在虚无之中盈盈飞动，留下一道道优美飘逸的曲线”。于是，他以自己的不算脆弱的信念与理想主义作武器，对于官场的腐败与社会的庸俗做了比较顽强的抵抗。
然而，享受着内心自由的池大为逐渐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无限逼迫性，在生活中他寸步难行，小说的上半部再次演绎了一出官逼民反的历史图景。尤其是儿子烫伤之后的求医救治，自己百般哀求无济于事，而为自己所不齿的丁小槐的一个电话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生活以鲜血淋漓的面目教训了池大为，为了摆脱被人遗忘的境地，最后只能丧失信念，选择逃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是一位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专家, 他非常鄙视这种逃离，他说：“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⑦可是在世俗人生的全面性围剿中，池大为不选择逃离，又能何为？因此最终蜕去了知识分子的外壳，成长为权力机制中的新贵，再一次与他的精神兄弟庄之蝶握手言欢。
三、精神家园的集体性探寻
在西方，知识分子被称做“理念人”,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和大脑。当知识分子自动撤掉理智的闸门，任由欲望的河水泛滥时，知识分子实际上已背叛了自身的职业操守和社会人格，也逃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知识分子的堕落和无耻是可怕的，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⑧缘于此，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主题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和精神立场问题，《废都》和《沧浪之水》就在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呼唤中应运而生。
表面看来，《废都》中的庄之蝶是一个耽于肉欲、无所事事的闲人，但小说中有两个细节不容忽视。一个是他冒充钟唯贤的旧情人给他写信，以使他能在一份精神的寄托中苟活下去，这与其说是他对朋友的帮助，不如说是对自我精神的丰实。另一个是作品的最后, 身败名裂的庄之蝶无家可归，来到车站准备离家出走。这是一个富于象征意味的细节，离家出走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从五四时期的“娜拉”、觉慧，到抗战时期的曾树生、方鸿渐。尽管具体的情况各异，但想以出走打破僵局或摆脱困境或寻找家园的意愿是相同的，而这些出走最终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宿，一次次的出走，不过是一次次地重演“围城”。其实，在更深的意识中，庄之蝶是不想走的，他似乎一直在期待着一种精神的救渡。作品的最后，庄之蝶的旅途伙伴周敏看见了汪希眠的老婆。虽然这个女性形象在我们看来并没有多少美好，但她却是庄之蝶唯一真正“钟情”却没有与之陷入“欲”的漩流不能自拔的人。钟唯贤的旧情人和汪希眠的老婆这两个女性的出现发出了一个信号，它表明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着落地是女性，他们期待着女性的引领和救赎。与其说这是对于情人的渴望不如说是对于人性形而上的期求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采取的是曲线救国的策略，在现实的逼迫下他觉察到，“必须在个人现实生存的基础上，重新构筑自己的意义世界”。因此他决定暂时搁置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负“重新做人”，寄希望于取得一定的职权以后“做点好事”。果然，身居高位、功成名就之后他利用职权之便“重建崇高”、“重建神圣”之时，却又被残酷的生活真相所击败，迫不得已放弃了信念和理想。
最后，精神困顿的他来到了父亲的坟前，与父亲的亡灵展开对话，希望找到精神回归的道路，希望将自己被异化了的灵魂得以复原。然而就在此时，黑暗中传来了一个声音：“池厅长——池厅长——”这个来自官场称谓的呼唤抓住他的灵魂不放，以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将他拖回到黑暗中去。小说结尾，他在父亲坟前一边焚烧《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一边冥想：“于是我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可见，在现实与理想的拉锯战中池大为依然是一个走在路上的精神探寻者，这又一次与他的精神兄弟庄之蝶遥相呼应。
总之，《废都》和《沧浪之水》的发表虽然相隔十年，但两个文本以及其中的两个艺术形象庄之蝶和池大为却有着耐人寻味的精神联系，他们相互指涉、彼此牵连，以殊途同归的命运沉浮叙说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和家园渴望，正可谓“江湖寥廓，何处安归”，他们将一个在新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何所皈依的敏感话题，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悬置在了整个社会的面前，让人欲休还说。
（责任编辑：吕晓东）
此文为滨州学院２００５年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为ＢＺＸＹＲＷ２００５０２
作者简介：王金霞，文学硕士，滨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现代西方美学史》，朱立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②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42。
③④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1-2。
⑤蔡翔：《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5）。
⑥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8。
⑦单德兴,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84。
⑧顾炎武：《廉耻》,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