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城市梦魇与文化依恋者的表征
作者：田忠辉 李淑霞
我说：是你呀，几时进城的？
他说：我已经城市生活了！
为什么要“城市生活”？在《高兴》文本中，“城市生活”左右了刘高兴的言行举止，活着在城市里拾破烂，死了终于成为城市里的鬼。
一、城市表征：生活方式和言说方式
追求幸福是人的权利，然而对幸福的判断却是以外在的尺度为标准的，当一种生活成为另一种生活的向往之乡，社会开始出现分层。《高兴》中刘高兴以穿西服为荣，以生活的整洁、以个人癖好向城市标准靠拢为成功的标志，其生活方式以文化符号的形式承认了城市作为判断尺度的合法性。乡村在这里已经不是田园乌托邦，乡村彻底沦为没落和颓败的象征，五富所代表的土坷垃一样的生存状态那样晦暗、那样尴尬，就像那尘土飞扬的垃圾堆，破败而颓唐。
但是，这种以城市生活作为判断尺度的选择，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在刘高兴身上，并不是完全的城市人的城市尺度，而是农民理解的城市尺度，因此，在刘高兴的一系列行为中，就明显地带有过去文化的痕迹，比如民间形式的锁骨菩萨、箫和对权力的崇拜：领导、毛主席……
1.箫
在《高兴》中，作为乐器的“箫”既是刘高兴心情的表达媒介，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联系到《废都》中周敏的“埙”，我们会发现贾平凹选择的乐器本身带有了明显的“幽怨”“哀婉”的特质，作品中主人公演奏的情景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幅遥远而晦暗的画面，那乐声仿佛是压抑许久的长长的叹息。在“箫”和刘高兴之“高兴”的自我命名之间，我们体会到了那种矛盾之处，正是这种压抑在心底的痛楚在自我表达和自我寻找的错落中显现出来，如果失却了“箫”的哀怨，“高兴”的命名意义就会消失；同样是面对没落，周敏坐在古老的西安城墙头的身姿和刘高兴坐在城郊临时搭建的“剩楼”前的身姿是如此相似，我们可以从那绵延悠远的乐声中体会出贾平凹心底的落寞：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现代化，除了演奏前朝旧曲，我们还能干什么？在高高兴兴的表象中，内心的荒凉就像那幽怨的箫声一样，在城市的角落，在看不到霓虹灯的地方，古老的田园欲哭无泪。
2.领导
“领导”是一种“名称形象”。在《高兴》中，“领导”的影子经常出现，无论是刘高兴、五富、还是小饭店的老板、门卫，都对“领导”青眼有加，刘高兴也便欣欣然以别人眼中的“领导”而沾沾自喜，这都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世俗图景，不奇怪；问题在于，这一“名称形象”的使用，揭示了我们中国这一社会语境在现代化的路途中的独有景观，多元的意识形态景观展现了多种意识的交叉映现，人物性格、话语和行动便有了我们社会的独特表现；落寞的封建文化意识和现代化的城市意识同时并存，在《高兴》中，“毛主席”已经不仅是一种称呼，而是一种象征；刘高兴的形象在“毛主席”、西服、箫、高跟鞋和五富所代表的农民形象的符号等多种文化观念中焦虑地穿行，一如他在西安城的街道中穿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转轨时期，寻找身份乃是一种多么痛苦的记忆和忘却的过程。
3.西服
西服不过是一种服装，然而“衣者依也”，“衣”与“依”之间透露了人类行为的“符号”意义。在《高兴》中，贾平凹把刘高兴身上的“西服”的意义演绎得淋漓尽致，并且与西服配套，再加上从五富那里掠夺过来的“皮鞋”，共同来完成刘高兴内心深重的身份惶恐，在使用“能指”的过程中似乎便具有了这一“能指”的“所指”意义——读者当然知道：穿西服的并不就是城里人（附加指明的是，贾平凹之给刘高兴穿上西服不同于电视小品中赵本山和范伟的穿上西服，贾平凹应该是没有戏讽农民的味道），这种表达仅仅在于强调刘高兴意识中“城乡差别”的焦虑，在自尊和自卑中的彷徨——借助对立物以呈现自身，这是一种痛，是一种人类社会和人性深处的悖论：当背面和正面在一张纸上呈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种痛的紧张和无奈。
箫、西服和领导不过是一种表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形象的体会看到附着在生活方式和言说方式中的人的焦虑，刘高兴对西服的在意，使得附着在西服这一符号中的城市意指功能放大了，刘高兴失去了自由——西服成为城市符号的枷锁将他紧紧地捆绑起来，成为梦魇。
二、城市梦魇：五富的魂和孟夷纯的锁骨菩萨
《高兴》在平实的白描中，一群人的生活状貌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文学不同于绘画，他的想象空间还有更富于语言特色的表达，我更愿意把作品中的一些内容理解为是一种象征。在我理解中：我看到了徘徊在西安城上空的五富的魂——那是刘高兴的另一面；我也看到了面目模糊的孟夷纯哀伤地走过来，一会儿又幻化成了锁骨菩萨。
1.孟夷纯与高跟鞋
饮食男女是生活的内容，也是文学的内容。《高兴》在男男女女的书写方面，着墨并不多，和当下没有男女故事则不成书的模式比较起来，似乎寡淡了一些；而且，《高兴》之写“孟夷纯”与其说是在写男女故事，不如说是在完善故事中的生活组成；我认为，这部分内容的安排，其意义在于使得刘高兴这一人物的生活世界完整化，而且是在欲望方面的完整。从作者的安排中，孟夷纯和高跟鞋丰富了刘高兴的城市想象，是刘高兴这一人物寻找身份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锁骨菩萨”的安排加重了作品的苦难意识，亦是在为孟夷纯的“妓女”身份寻找合法性——为什么刘高兴的恋慕对象偏偏是一个妓女呢？这样的安排意在何处？拯救？暴露？贾平凹不是在“巴尔扎克”的意义上写妓女——暴露这个世界的无耻和伤痛——作品起码在这一意义上没有进行充分地展开，作者没有把孟夷纯被沦落为妓女的原因充分的引导到社会层面，而是很匆忙地把孟夷纯的形象和“锁骨菩萨”联系在一起，这和艾伟的《爱人有罪》中处理“俞智丽”这一人物的手法很相似，它反映出了我们作家在当下语境中的“曲折”和“无奈”，但是这样的“曲折”和“无奈”就使得我们当下的作家与巴尔扎克之间出现了天壤之别；也减少了我们创作的含金量和对人类灵魂的警醒力量。所以，这样的安排必然导向刘高兴与城市之间的疏立——那种既爱又恨的感情，其实城市对于刘高兴们来说还只是表象，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那种经济模式的转轨业已被证明带有着暴力和原始的血污，在这一层面，作者安排孟夷纯，甚至联系到锁骨菩萨都是无法解决的，社会的问题只能还给社会，也只能去社会寻找原因；《高兴》这部文本也因此启示我们：巴尔扎克那样的胆识还需要我们作家去努力。
2.五富与另一个刘高兴
刘高兴和五富虽然是两个人物，可是在作品中却是一个人的不同侧面。刘高兴的身份变化起于卖肾，五富便是卖肾之前的刘哈娃。有人敏感地觉察到五富是刘高兴的另一面，而我则认为五富是刘高兴的内心世界，是刘高兴的身份记忆。刘高兴带着五富去西安城仿佛是一个象征：一个人是无法斩断自己的影子的；而《高兴》的末尾对五富的处理则加固了这一象征的意义，也使得作品的探索力度得以加强，向悲剧境界跨进了一步——影子消失了，魂将何依？按照民间神秘主义的传说，此时的刘高兴真的成了城市里的鬼：以失去自我的方式取得了城市身份。贾平凹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染和修养，传统文化的魂已经打入到他的文笔深处，笔端的自然流露已不可止，“五富”是多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味道的名字啊，然而在《高兴》中，我们分明的看到了这一象征的颓唐、破败和可怜。因此，在貌似“高兴”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内心的荒凉。所以，五富这一形象成功在人性力度的探索，特别是结合中国当代现代化进程特色的成功描写，他写出了血脉中无法抹去的几千年文明的沉重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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