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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村政权“问题”及其文化规训
作者：郭文元 巨晓哲
相对于“庙堂”、“村公所”上层文化形态，阎家山还存在一种处于弱势的、具有广泛基础和顽强生命力的底层文化形态——“老槐树”文化。在阎家山，村民在老槐树下纳凉、聊天、甚至吃饭，这种空间和氛围决定了这个群体文化属性的平民化、自由化和开放化。詹姆逊认为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老槐树”文化就成了弱势群体观察“庙堂”“村公所”文化的底层聚会，树下村民的攀谈变成了对乡村权力关系的发现过程。可发现之后的无奈使他们只能在戏谑调侃的语言狂欢中对其进行嘲讽，实现对神圣权力的颠覆，从而获得消解神圣权威的精神愉悦，李有才板话的传布正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如他表达的对恒元把持政权的不满，对家祥的丑化，对广聚的讥讽等等。
阎家山这两种文化观念深植于民众的心里，规定和框宥着广大农民的思维和行为，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相当稳固的农村文化秩序，被一代代的阎家山人所继承和延续，这种文化秩序下的生活秩序也就被固定下来了。在抗战时期，革命虽然给阎家山带来了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并企图改变阎家山的旧貌，然而这种文化的稳固和排他性，使民主选举被异化，使真正的民主思想观念成了过耳的风，未能吹进农民的心中。赵树理的这种深层的文化思考可从小说中几个农民形象身上看出来。
2.在“庙堂”“村公所”和“老槐树”之间徘徊
在阎家山的文化秩序中，赵树理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在这两种文化中徘徊穿梭的农民形象，如张德贵、老秦、小元，使小说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小说中的张德贵是一个完全被奴化了的人物，他的儿子给吴启昌做长工，自己又是本村的地地道道的穷人，本属于老槐树下的群体，但他却向往着“庙堂”和“村公所”的好处，“跟着恒元的舌头转”。在阎家山领导集体中，他当上了农会主席，成了有名的“吃烙饼干部”。依靠于阎恒元，他只不过是“有时候从阎恒元那里拿一根葱、几头蒜”，“跟着恒元吃了多年残剩茶饭”罢了，为了得上点小便宜，他死心塌地地为恒元做奴才，为讨好阎恒元不惜去老槐树下偷听大伙的议论再到阎恒元跟前邀赏。
老秦是老字辈的典型代表，也处于被剥削与被压迫者的地位，但他鄙视劳动人民，崇拜权力，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同样奴性十足。选举前老秦便埋怨小元“放冷炮”，人们议论丈地不公时，他却因占了小便宜儿而为阎恒元说好话，“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要宽都宽，像我那地明明是三亩，只算了二亩！”他初知道老杨是干部时便对老杨很恭敬，后听说老杨是长工出身便又打心里看不起他，后来又听说老杨跟村长说话很“硬气”，“自然又恭敬起来”。最后当老杨把他的地夺回来后，他又拦住老杨“跪在地下鼓冬鼓冬磕了几个头道：‘你们老先生们真是救命恩人呀！’”老秦身上显出的这种“唯上”的奴性和“唯权”“唯利”的价值观、等级意识和报恩思想在民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并以文化的形式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认同，因而老秦们的翻身“不独需要战胜自己的敌对阶级（以恒元等为代表），异己势力（以刘广聚、张得贵等为代表），而且要战胜自身的异己心理”。从老秦最后口呼恩人、磕头的举动看，老秦们能否战胜自身的异己心理还是令人担忧的，因为这种感恩是他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是虔诚的甚至是神圣的，赵树理在此写出了“农民令人震惊的悲剧文化性格”。
更深层的是具有这种“异己心理”文化性格的农民一旦拥有了所有农民都梦想的一定财富和权力后，这种农村的权力文化秩序又会怎么样呢？小元最初也是老槐树底小字辈的代表人物，与老娘相依为命，在阎家山是很穷的农户，一直受到阎恒元的欺压，因此在与阎恒元的最初斗争中他非常积极，阎恒元为了报复他才故意把他选成了武委会主任让去县里受训。问题是受训回来的小元在掌有一定的实权后，就非常容易地被阎恒元拉进了“庙堂”“村公所”的阵营了。他经受不住一套制服、一只钢笔的诱惑，很快的“穿衣吃饭跟人家恒元学样”，“不生产，不劳动，把劳动当成了丢人的事，忘了自己的本分”，“架起胳膊当主任”，“逼着邻居当奴才”，而终与恒元们同流合污了。小元始终也没能逃出封建传统文化造成的农民文化心理和性格藩篱。
而得贵、老秦、小元这样的人在阎家山还有很多，他们处于弱势，在社会事务中更多的是观望、推诿、寄希望于别人，而一旦个别人在权力秩序上翻了身，他们也不会成为他们这个底层群体的代言人，相反只会效仿原来上层者谋求私利，奴役乡亲，老槐树底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悖论的背景上一代一代地重复着他们的悲剧。阎家山的农民无论是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始终都是按照原有的处事方式办事的，阎家山的权力秩序、文化秩序还是没发生变化，在他们的思想中不同的只是“衙门”改“公所”而已。在此，我们可看到赵树理对民族性的思考，这使他的小说有了与鲁迅相同的思考角度。
《李有才板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抗战时期农村真实状况的原生态叙述, 并且传达出这些“问题”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这种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权力、文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展示和关注，使这篇小说具有了重要的当代意义。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厅2007年基金资助项目“赵树理创作的审美意义研究”(项目编号0702B-02)
作者简介：郭文元，硕士研究生，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巨晓哲，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参考文献：
［1］赵树理.赵树理文集（一）[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2］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美]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 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惠雁冰.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马金虎.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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