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七斤嫂与水生嫂形象的鉴赏比较
作者：田艳红
首先，人物生活的时代环境决定了两个形象的差异。
七斤嫂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某一偏僻江南水乡鲁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广大农民仍然处在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之下，他们愚昧无知、自私麻木、落后保守，缺乏起码的民主觉悟，在政治、经济，乃至思想精神上仍处于被奴役地位。七斤嫂的种种丑陋之处正是那个时代烙在她身上的印记。因此，在垂死没落的旧中国的一场失败的革命时期出现这么一个愚昧刁蛮势利令人生厌的丑陋妇女形象，当是自然之理。
水生嫂则生活在抗战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即将爆发这一特殊时期的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一个村庄里。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早已深入人心，根据地的老百姓在与日本侵略者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已经成长成熟起来，已普遍具有了朴素的政治觉悟和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他们爱憎分明，乐观积极，勇敢坚定，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水生嫂不可避免地会染上这个时代的特色，因此，一个已经取得抗战胜利并已遥望到新中国曙光的革命时期培育出一个重情明义乐观积极美丽动人的妇女形象，亦在情理之中。
其次，作者的文学思想决定了两个形象的差异。
鲁迅先生认为文学的首要功用是改造国民性。“幻灯片事件”后，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而“最要紧的”是通过文艺运动去改变国人的精神，去改造国民劣根性。他认为“文学能像医生一样诊断出人们内心不为人知的丑陋、病态、劣质的一面，并把人们从对自己的病根的麻木中惊醒过来，从而去疗治心理上的疾病，变得更加健康”。七斤嫂正是这样一个思想观念下的产物，是被当做“病态”的体现者而塑造出来的。这样作为带有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人物之一，七斤嫂当然是一个丑陋的形象了。
而孙犁先生则认为：“文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宣扬真善美的。”孙犁是在冀中土地上出生，沐浴着白洋淀的阳光长大的。他像孩子一样享受着冀中的土地和人民的哺育，像爱母亲一样地爱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像诗人一样欣赏着美丽可爱的家乡和勤劳、纯朴、勇敢、乐观的人民，尤其是他们当中极富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青年妇女。他的文学创作即倾力歌颂这些美好的事物。水生嫂因此应运而生。作为被讴歌的对象，作为那个时期白洋淀妇女最优秀最美好的品质的集中体现，水生嫂当然是个美丽动人的形象了。
第三，作者的个性特征决定了两个形象的差异。
鲁迅是一个手持投枪和匕首的战士式作家或操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式作家。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着力“揭示、批判中国人心理上的劣根性，以期通过这种揭示和批判来唤起人们心中健康的和真、善、美的力量，从而塑造新的国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他的作品不写风花雪月，不写才子佳人，不写男人高大英武，不写女人美丽漂亮，不写老人慈祥，不写儿童天真……”而是要用冷的、硬的、尖的刀或匕首、去刺、去揭，一意要将那些丑的、凶的、愚昧的、顽劣的“病苦”剖开来，揭开来，挑出来展示给人看。七斤嫂作为被揭示、被批判、被解剖的对象，自然是丑陋的。
而孙犁则是一个歌颂美好生活美好人性的画家、歌手式作家。优美，景美、人美，是孙犁小说的一大特色。谈及孙犁，人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赞歌、讴歌、颂歌等字眼，把他的作品誉为“唱给冀中大地的赞歌”“他也写到了敌人的屠杀，战斗的残酷，但从不大肆渲染，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人民对黑暗如何进行英勇的战斗上，放在生活中美好心灵的闪光上。”他用温暖的、热情的、多彩的画笔，画出一幅幅清新明丽的画卷，用多情美妙的歌喉唱出一首首瑰丽多姿的颂歌。水生嫂作为被歌颂的对象，当然一定是美丽的形象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田艳红，武警太原指挥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 程帆.《我听鲁迅讲文学》.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8.36.
[2] 冯晓青.《鲁迅作品人物形象类析》.武汉：文学教育，2006.02上148.
[3] 满天澄.《中国军旅文学鉴赏》.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7.161.
[4] 赵永华.《孙犁小说的诗情画意》.武汉：文学教育，2006.04.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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