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我”乃何许人也？

作者：李定春

　　 但鲁迅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又马上由绝望转入对自身的反省：“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他把绝望指向了自身的行为能力。正如竹内好在《鲁迅》一书所描述的那样，“蛰居”六年是鲁迅“最不清楚的部分”，这里面蕴藏着文学家鲁迅诞生的秘密。竹内敏锐地发现，鲁迅在这时期形成了“罪的自觉”，并对政治产生了绝望，前者指向自身，后者指向中国近代变革的方式，这就是作为鲁迅文学基础的“无”。在此基础上，竹内断定，文学家鲁迅产生于沉默的“蛰居”S会馆时期，它孕育形成了鲁迅之成为鲁迅的东西，神秘的“蛰居”时期成为文学家鲁迅的“原点”。④竹内所说的“罪的自觉”就是指鲁迅对自己本身及文学启蒙的反思以致绝望。“钞古碑”只是鲁迅借以逃避绝望和寂寞的一种麻醉自己的手段。在他内心，恐怕并没有要为日后成为文学家或者文学史家打基础的意思；他对自己以这样的方式消磨生命是心存警惕的，或者说他内心的文学启蒙思想并没有在绝望中逝去，又或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启蒙之心有了一些挣扎着要重出的苗头。这些从他在《〈呐喊〉自序》里描述的同金心异的谈话情形可以得到证实，一位锐敏的研究者指出了这一点：“钱玄同的话其实卑之无甚高论, 它之所以对鲁迅产生顿悟效应的原因, 恐怕还在鲁迅自己, 即希望对他信念般的召唤, 换言之, 鲁、钱的对话其实早已在鲁迅心里,只不过这一次通过他者口中说出, 因而产生了偏斜效应, 使鲁迅确认了另一方。”⑤也就是说，对于鲁迅而言，钱玄同的来访和为《新青年》约稿只不过是个偶然的契机，真正让鲁迅走出“蛰居”状态，开始与《新青年》合作的动力来自于他内心对“希望”的渴念。以此证之于《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小说人物“我”也是因一件极其偶然的“小事”的刺激而挣扎着摆脱“坏脾气”，开始了努力寻求自新之路的。可以说，在小说里，“小事”也只是个偶然的契机，真正让“我”走上自新之路的还是“我”内心反思自我的强力。这一点，文本中“我”的“顿悟”就是证明——“小事”好比当头棒喝，只对本就有醒悟之心的人才能起作用；而对于冥顽不化的人，不说“小事”了，“大事”也是不起作用的。这也非常符合鲁迅自己的逻辑，他在《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这样写道：“我们应该趁他们活着的时候问他：诸公！您知道北京离昆仑山几里，弱水去黄河几丈么？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么？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谷子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草上？桑间濮上如何情形，自由恋爱怎样态度？您在半夜里可忽然觉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有点悔么？四斤的担，您能挑么？三里的道，您能跑么？他们如果细细的想，慢慢的悔了，这便很有些希望。万一越发不平，越发愤怒，那便‘爱莫能助’。——于是他们终于恨恨而死了。”
　　 很清楚，前面的近乎常识的诸“问”对狭隘片面、孤独孑立的现代“恨恨分子”来说好比当头棒喝，但鲁迅很清楚，这棒喝却应该是要他们自己“细细的想，慢慢的悔”才起作用，否则那便“爱莫能助”了。这样的逻辑，化入小说，就成了“小事”对“我”的棒喝——它也是通过“我”自己的反思才产生意义的。这样看来，《一件小事》可谓《〈呐喊〉自序》中“金心异来访”的小说化表述。《〈呐喊〉自序》是他第一篇真诚披露心迹的文字，是他“呐喊”时期的一个自我总结和反省；而《一件小事》则是曲折隐晦地流露了他在“呐喊”前的“蛰居”时期的心迹，它完全可以视为鲁迅从“蛰居”到“复出”期间的精神自传。
　　
　　三
　　
　　 复出的鲁迅终于借《新青年》为阵地扬声“呐喊”，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一轮的以文学为手段的启蒙运动之中，在文学创作上的收获就是1923年收入小说集《呐喊》的十多篇小说和与这些小说自成别一系列的刊载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然而就在这些“听将令”，放声“呐喊”的文字里，研究者也发现了鲁迅自己的犹疑与“彷徨”——他并没有全盘托出自己的态度和主张,。在和《呐喊》同时期的“随感录”的创作中，木山英雄就敏锐地看出了鲁迅此时期文章有略显空洞的地方，认为那时的鲁迅不同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并没有给自己所用的“新语词”注入具体的主张和应有的内容。可以说，鲁迅几乎在再次发声“呐喊”的同时就对它的有效性产生了致命的怀疑，在《一件小事》的最后一段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鲁迅因对启蒙有效性的焦虑而导致的痛苦情绪的不自觉流露：“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 催我自新,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对于一个希望以“文治武力”参与“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在“文治武力”方面获得自我认同的资源，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只能在“小事”的提醒下不断“自惭”和“自新”，仅靠此来增长“勇气和希望”，这里面隐藏了多少无奈的悲哀和悲凉！——在此我们仿佛能触摸到“反抗绝望”者的依稀面影。显然，《一件小事》里流露出来的启蒙焦虑与痛苦在他“呐喊”期小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狂人日记》中狂人不狂后的“候补”；《药》中“曲笔”凭空添上的花环；《明天》中单四嫂子的绝望所流露出的对启蒙动机的不祥之音；《头发的故事》中，借阿尔志跋绥夫的话对“黄金世界”的希望提出了不合时宜的质疑；感伤小说《故乡》的结尾，忽然提到了希望，在“希望本无所谓有, 本无所谓无”的自我解脱式的解释中隐含着对希望的无奈；《阿Q正传》被视为其启蒙文学的代表作,鲁迅却拿出了一个可悲又可笑的“国民灵魂”，这一“国民灵魂”的展示，与《狂人日记》里对“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拷问，已拉开了距离，而充满戏谑和杂语的文体，也与启蒙文学的严肃性有一定差距……
　　 综上所述，《一件小事》可谓非常“鲁迅”的小说，从中可以感受到鲁迅“反抗绝望”的姿态；它曲折隐晦地流露了鲁迅在“呐喊”前后的心迹，完全可以视为鲁迅精神自传的一部分。因此，它在鲁迅的创作和精神历程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是我们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呐喊”前后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资助科研课题“文学主体与现代小说叙事学研究”（编号：04C62）
　　 作者简介：李定春，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① 参看：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②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③ 竹内好著，李心峰译：《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第46页。
　　④ 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⑤ 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野草〉的诗与“哲学”(上) 》,《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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