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李叔同与近代歌词创作
作者：张宜雷
摘要：19世纪末，近代歌词与西方歌曲一起传入我国，起先主要是在新式学堂中作为音乐教学歌曲，后逐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李叔同是近代最重要的歌词作家。他在辛亥革命前后所写的歌词《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而在辛亥革命后的《送别》《忆儿时》等更曲折微妙地透露了近代个体人生的感受和品味。他在歌词题材、形式、韵律等领域的开拓，给现代歌词以多方面的启示和影响。
在诗歌发展史上，诗的形体演化总是与音乐的流变相辅相成的。从先秦时代起，《诗经》中的诗就是配乐演唱的歌词。其中“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词。《尚书·舜典》中即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①的记载，即顾炎武所说的“必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②。稍后两汉与魏晋期间的乐府诗，也是配乐的歌词（当时也有不能入乐的诗，被称为“徒诗”）。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诗歌的乐谱都已失传，只有歌词留存，即现存的《诗经》和汉魏乐府诗。
隋唐以来，清乐转变为燕乐。伴随着燕乐兴起的唐宋词也是配乐演唱的歌词，但在与音乐的关系上，却同《诗经》和古乐府有了重要区别：“风”、“雅”、“颂”与古乐府都是先作诗歌，再以乐曲与之配合；唐宋词则是先有曲调，再按其曲调的格律来填写歌词。所以作词也被称为“填词”、“倚声”。这就将诗与音乐的关系倒了过来，使体现音乐的格律成了先验存在的形式，而诗的创作只能按这种既成形式进行。对此，王安石曾指出：“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③王灼也说：“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④“倒置”的结果是诗的文学创作不能自由发展，不得不削足适履以求符合格律。元代以降，宋词谱曲失传，词也走上了“徒诗”的道路。稍后兴起的散曲，大体上走的也是“按曲填词”的路子。随着其乐曲北曲的衰亡，曲也衰落了。此后的中国诗歌几乎完全与音乐脱节，成了纯粹的案头文学。
然而，诗与音乐天然的共生关系毕竟不会泯灭，艺术的发展总是要找到自己的出路的。19世纪后期，近代的歌词与西方音乐和歌曲一起传入中国。最早是王韬1871年在《普法战纪》中翻译的法、德两国国歌的歌词。稍后，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发起“诗界革命”，开始尝试并倡导歌词创作。黄遵宪写了《军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幼稚园上学歌》，梁启超写了《爱祖国歌》《黄帝》等。晚清开设的新式学堂，其音乐课的教学歌曲基本上也都取自近代西方歌曲。有些音乐教育工作者利用这些曲调重新填词，或仿照这些歌曲自行作词、谱曲。这种教学歌曲，被称为“学堂乐歌”。于是歌词的创作便在学堂乐歌中发展起来，并逐渐走向社会。这种歌词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配乐演唱的诗体。它与传统词、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再是“按曲填词”，而是“依诗谱曲”（从这点上说，其实是恢复了《诗经》与古乐府的传统）。它既打破了五言诗、七言诗的整齐句式，也不像词、曲那样以既定的“词牌”、“曲牌”为格律。它采取长短自由的灵活句式，但有作者根据内容自行设计的韵律形式，每段句型、字数有大体共同的规律性，并考虑到配乐的节奏感。可以说，这是诗歌形式由古典向现代演变过程中的一次解放，也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一自然发生过程在新的基础上的回归。
由于学堂乐歌应和了当时社会潮流的需要，很受人们欢迎。因此歌词也就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迅速发展起来。但最初倡导歌词创作的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本身都缺乏近代音乐修养。而一些学堂音乐教育工作者虽不乏音乐知识，在文学造诣上又往往有所欠缺。于是，既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又精通音乐的作者，就成为当时歌词创作的迫切需要。
这样一个人应运而生，他就是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原名成蹊，号叔同，天津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美专学画，在此期间加入同盟会，并参与创建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登台演出《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与柳亚子、苏曼殊、叶楚伧等同办《太平洋报》，任文艺部主编，并加入南社。后赴杭州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法名释演音，号弘一法师。
作为一位具有诗词、绘画、音乐、书法、演艺等多方面才能的近代启蒙艺术家，李叔同对音乐的社会作用有着自己的看法。他曾在1906年的《音乐小杂志序》中写道：
……声音之道，感人深矣。惟彼声音，佥出天然；若夫人为，厥有音乐。……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
在谈到国内音乐界的状况时，他又说：
呜呼！沉沉乐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独抑郁而谁语？……
这些富有启蒙意识的言论，同中国近代改革派诗人关于诗歌社会作用的看法，可以说是非常接近的。正是出于对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及其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深刻领会，才使李叔同在文学上除了传统的诗、词之外，又别具匠心地选择了歌词的样式。
翻开李叔同所作的歌词，首先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气息。李叔同早在出国留学之前，就写了《祖国歌》等一批歌词，编为《国学唱歌集》，于1905年5月由上海中新书局国学会出版发行。《祖国歌》以中国传统民间乐曲“老六板”为曲调，成为人们传唱一时的著名爱国歌曲。其歌词云：
上下五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惟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当时这首歌被人们称为“雍容揄扬，有大国民气度焉”。黄炎培曾说：“我至今还保存着叔同亲笔写的他自撰词、自作曲的《祖国歌》，当时曾被一般男女青年传唱。”⑤丰子恺也说：“这歌曲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之后，立刻不胫而走，全国各地的学校都采作教材。”⑥
在《祖国歌》《哀祖国》《我的国》《大中华》等许多写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歌词中，李叔同直抒胸臆地表现了对祖国炽热的爱。当然，这不是像某些旧式文人那样闭眼不看世界的盲目吹捧，他清醒地意识到祖国多灾多难的现实，“豺狼当途兮，人类其非矣”（《哀祖国》）。但这种危机意识并未导致悲观，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歌者，他从新的时代潮流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在许多歌词中，他充满信心地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美好理想。如《我的国》：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近代国民意识取代了对封建王朝的留恋，因而显得更自豪，也更有朝气。这种高亢激越的爱国精神，构成了李叔同早期歌词创作的主调。这首歌后来也成了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一直在清末民初的各种歌曲集中出现。
第二，李叔同还有一些歌词，以学堂乐歌这种启蒙文化教育的形式出现，表现当时的新事物、新思想。如《春郊赛跑》：
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 跑跑跑跑跑，锦标夺到了。
这里谈不到多少深广的社会内容，但却生动地表达了新一代青年朝气蓬勃的心灵，有一种清新活泼之感。这类歌词，在李叔同的作品中还有《男儿》《爱》《婚姻祝辞》《人与自然界》《丰年》《运动》等，它们从命题立意到艺术风格，均与传统诗歌和词曲很不相同，而与早期的现代新诗颇为相似。认真比较胡适《尝试集》中的《蝴蝶》《早起》《景不徙篇》《百字令》等诗篇与李叔同上述歌词，便不难领悟二者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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