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史”与“剧”的叙事
作者：胡吉星
摘 要：本文通过对比赵氏孤儿事件在史书和戏剧中的不同面貌，力图运用叙事学的方法，以结构、时间、视角为主要手段对戏剧《赵氏孤儿》重新解读，揭示其版本流变的历史解构意义。
赵氏孤儿故事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它最早见于《左传》和司马迁的《史记》。《左传》文公六年、宣公二年、成公八年记载：春秋时晋国国君晋灵公荒淫无道，素与大臣赵盾有隙，两人的矛盾最终激化为相互杀戮。而司马迁的《史记》的《晋世家》《赵世家》中也记载这一历史事件，但在许多方面与《左传》的记载已有差异。在《左传》中，主要人物除了晋景公与赵氏家族外，只有韩厥。而在《史记》中，主要人物则增加了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等人。《左传》中君臣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赵氏家族的悲剧，而在《史记》中导致赵氏家族的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屠岸贾与赵盾的矛盾。在《左传》中，赵氏家族的唯一幸免者赵武（赵盾之孙、赵朔之子）是由于其母庄姬和韩厥的保护才免遭杀戮，而在《史记》中赵氏孤儿得到程婴、公孙杵臼的拼死相助，方得幸免。《左传》与《史记》叙事的差异性已说明了即使是历史著作，仍不可能纯客观叙述。此后，赵氏孤儿这一历史故事被改编成各种版本的戏剧在中国舞台上流传，甚至被译往外国。最早改编的戏曲是元代纪君祥所作的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又称为《赵氏孤儿冤报冤》或《赵氏孤儿大报仇》简称《赵氏孤儿》，并有元刊本和明刊本。除杂剧外，赵氏孤儿故事还编有南戏。元代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又称为《赵氏孤儿记》也简称《赵氏孤儿》收于《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在此基础上，明人徐元又将之改编成《八义记》收入《六十种曲》（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以为徐书已佚，今存为佚名作者《八义记》）。《八义记》的定名乃是为了标榜剧中救孤抗奸的八位义士：程婴、鉏麂、周坚、张维、提弥明、灵辄、韩厥、公孙杵臼。今天，赵氏孤儿的故事依然被改为多种戏剧。京剧《八义图》，一名《搜孤救孤》，新改本名《赵氏孤儿》，而汉剧、滇剧、秦腔、晋剧、河北梆子、同州梆子都有《八义图》。川剧有《陈英救孤》《赵氏孤儿大报》①。当代话剧也对赵氏孤儿的故事做了改编，2003年人民艺术学院和国家话剧院同时将“赵氏孤儿”这一传统题材搬上话剧舞台，林兆华导演和田沁鑫导演分别对其作了当代阐释，均在观众群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赵氏孤儿这一历史事件由叙述体转为视听体，由戏曲叙事取代了历史叙述，人们对它的兴趣经久不衰。克罗齐曾说过：“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促进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所以这个以往的事实不是符合以往的兴趣，而是符合当前的兴趣，假如它与现实生活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话。”②克罗齐认为人们对历史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现实的兴趣，人们了解历史的原因在于人们对认识现在的渴望。这也能说明《赵氏孤儿》这一遥远的历史事件被重新认识的意义所在。
以历史事件为素材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个人的叙事，个人掌握了叙事的主动权。文艺家在创作时要彰显自己对历史的思考，以此来审视和批评历史。如果说在《左传》《史记》里，赵氏孤儿事件还是作为一段简单的历史叙事的话，那么从元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开始，就已经完全披上了文学的鲜艳嫁衣，变成虚构的叙事，作者心中的历史。鲁迅先生曾说：历史小说有两种，一种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种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定一篇”③，后一种作者的目的不是在于还原历史、复制历史，而是要按照自己的认知去描述历史，或者说是对历史进行重新解读，使之成为心灵的历史。这便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而且由于创作者的人生观、政治立场、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差别，导致叙事方法的不同。《赵氏孤儿》版本的多样性也正是出于这原因。为了发现“史”与“剧”的差别，本文从众多的版本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史记》、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以下简称纪剧）、明传奇《八义记》，以及当代田沁鑫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以下简称田版）和林兆华导演的话剧《赵氏孤儿》等（以下简称林版），运用叙事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解读，以期发现文字背后的秘密。
一、结构：作者内心结构的投射
结构在作品中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清初的李渔将结构排在第一位。杨义认为：“在写作过程中，结构既是第一行为，也是最终的行为，写作的第一笔就考虑到结构，写作的最后一笔也是追求结构的完整。”④但历史剧的结构并不是机械的组合体，它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的反应。作者根据自己的体验和看法安排故事中人物的行动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史记》中，司马迁先述灵公欲杀赵盾，“赵盾亡，为出境。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为成公”，“赵盾复返，任国政，君子讥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杀贼”，故太史公曰“赵盾弑其君”。一个“弑”字已足以表明太史公的立场，他认为赵盾实际上是赵穿弑君的幕后操纵者，是奸臣。而在元“纪剧”中，赵盾逃亡的原因是奸臣屠岸贾以灵獒辨忠奸，致使赵盾不得不亡，而后又以自杀明志，这样赵盾就从奸臣翻身为忠臣，也为赵氏孤儿复仇提供了合情合法的解释。同时在《史记》中赵氏孤儿事件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事件，而在“纪剧”中则简化为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冲突，简化为“灭孤”与“救孤”之间的斗争。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谈到戏剧结构时曾说“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只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首脑”⑤。在“纪剧”中，“一人”就是赵氏孤儿，“一事”就是复仇。赵氏孤儿的存亡关系着赵氏的存亡，赵氏孤儿的出生、成长都是围绕复仇这一使命，围绕赵氏孤儿展开的“存赵”与“灭赵”，“救孤”与“灭孤”斗争的焦点也是复仇。纪君祥不愧为驾驭剧本结构的高手，经过他这样的处理，“纪剧”的情节更为集中，冲突也就更动人心魄，戏剧也更好看了。与《史记》相比，“纪剧”中人物的行为和故事的情节已有太多的改变，如将《史记》中的屠岸贾宫中搜孤改为韩厥宫门搜孤；将程婴所献别人子改为自己的儿子；将程婴为报知己而自刎改为不死等。“纪剧”对忠奸冲突的夸大，对历史作了如此多的改编，甚至是解构，其实事出有因。北宋末年，宋徽宗、宋钦宗为金人所俘，“存赵孤”便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民族大义、复仇意识的口号。而宋亡之后，“存赵”意识就自然存于匡复赵家社稷的遗民心中，存赵、救孤就是要恢复宋朝，报仇就是要灭元。作者为了抒发民族情怀，弘扬爱国热情就会按现实的需要来改编历史。
二、视角：叙事主体感受世界的角度
“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⑥，也就是作者将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⑦。视角作为叙事者实践手段之一，在叙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变化将会使作品主题的重心发生变化，使作品的面貌发生变化。在赵氏孤儿故事版本的流变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由于叙事视角的改变而导致作品面貌的变化。
一般来说，“史”与“剧”的叙事角度是不同的。《左传》《史记》是以一种客观记录的态度来如实保存历史，也就是作者以全知的角度来平视历史，虽然有时不免带有主观的经验色彩，但是他们力求秉笔直书，追求最大程度的客观性。例如在赵氏孤儿事件中，《左传》《史记》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偏不倚的，客观地记录了春秋时期发生在晋国的一场宫廷斗争。但是自从改编为戏剧以来，随着主体的参与性增强，他们更多地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及个人的情感注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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