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交相辉映中的排斥与贯通
作者：丁 昊
摘 要：载道文学与性灵文学作为一对对举的文学样式，引起古往今来诸多文人的选择、争论、研究。本文意在梳理并比较载道文学与性灵文学共同发展的历程，简述了在此历程中，两者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从而对载道文学与性灵文学进行全面的、辩证的整体性观照。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星空中，载道文学与性灵文学无疑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两颗明珠。它们有时相互辉映，有时又互相排斥，既有所分歧，又有所互通，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所谓载道文学，即在封建意识的重负下，将个人感情完全束缚在封建意识的框架内，一切感情的存在以是否符合封建礼教为依托的文学形式。与之相对，性灵文学，即完全摆脱封建意识重压，释放内心真实情感，追求童心，张扬个性的文学形式。在传统诗学中，诗缘情和诗言志常常拿来对举，并时常出现矛盾。而后，这一矛盾逐渐演化为载道文学与性灵文学的矛盾，时至今日，这一矛盾依然会在文坛上唱对台戏。
一、载道文学与性灵文学的最初形态：“诗言志”与“诗缘情”
“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后世儒家，从孔子开始就不断给“诗言志”这个命题注入政治和伦理的意义。简而言之，“诗言志”说的是表现“德性”，表现“志意”，作者通过“诗”表达道德情怀和政治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作者并非专业诗人，而是官员或一心博取功名的文人，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将诗作为表达政治抱负甚至政治见解的一种工具。这也在客观上成为了“诗言志”乃至后来的载道文学占据正统地位时间悠久的主要原因。
随着南朝佛教的逐步盛行和推广，佛经、佛论当中较多频率地使用了“心性”“神”“灵”等概念，使得人们开始重视主体心灵。而此时，文学也已进入自觉时代，追求文学创作的个性特征、抒情趣味，情感的自然流露，便始为风尚。有了佛教心性学说的前期积淀，性灵文学开始萌发并较多出现于各类著作当中。陆机《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命题的提出，成为了性灵文学的滥觞，甚至可以说这一命题对南朝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它规定了诗歌创作应该修饰感情，注重华美，把诗歌中的感情要素放在了较为重要的位置。此后，“性灵”这一观念被刘勰从诗中移植到了文中，《文心雕龙·原道》中论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在这段话中，刘勰点明了“性灵”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是“五行”生成的灵秀，实在是天地的心灵，有了心灵，就有了语言，有了语言，文章就随着明明白白地出现了。所谓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实际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另外，《文心雕龙·宗经》论六经之文“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以文之“洞性灵者”为最高典范。《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彩名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认为摹写性灵的文章自然会有文采，此时的“性灵”不仅外延扩大到“文”中，而且其重要性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随后，钟嵘《诗品》在论述到阮籍咏怀诗时说道：“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实际上，钟嵘所推崇的不仅仅是阮籍诗歌中吟咏性情的特点，而且他更加赞赏诗人“言在耳目之内”的自然真美，可以说“性灵”已被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至此，“性灵”这一文学观念已渐成气候，初成雏形。
二、载道文学压制性灵文学，性灵文学在夹缝中生存
从性灵文学萌芽的那天起，即从南朝开始，一直到唐朝、两宋，及至元朝，甚至明代中叶，这一跨度较为悠长的历史时期，性灵文学与载道文学一直结伴而行，但载道文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性灵文学被其压制，于夹缝中求生存。
这是因为儒学正统一直根植于中国古代历朝的价值系统当中，文坛上所谓“明道”、“贯道”、“宗经”、“征圣”一类的主张层出不穷，周敦颐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文以载道”。随着理学被尊为官学，“文以载道”便成为正统文学的最高指示。因此，性灵文学即使在南朝时期萌发出来，并展示出一定的生命活力来，但面对着根深蒂固的载道文学，其只能是饱受压制。如，程颐将追求文章艺术、抒发自身感情的文章比为“玩文丧志”，认为“作文害道”。窥一斑而见全豹，性灵文学此时注定只能是零星散见于整个文学的长廊之中。
但性灵文学虽然只是零星点缀，夹缝生存，却一样是生机盎然。除了前文中所述，性灵的文学观念出现于南朝各类著作中外，性灵文学的生命在继承中继续往前发展。
“唐人诗歌理论，有两条不同的路线：其一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与社会意义，由陈子昂发展到白居易、元稹，一直到皮日休；其一比较侧重于诗歌艺术，发挥较多的创见，并且写成了专著，由皎然的《诗式》，发展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①皎然和司空图无疑是唐朝性灵文学发展史上标志性的两位人物。前者在其《诗式》中特别强调最高的艺术标准是“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但见情性，不著文字”，才真是“诗道之极”。更进一步来说，真情性被他认为是取境，立意，甚至成文的基础。而后者的《二十四诗品》则高度提倡了诗歌创作的个性，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以及情景交融。总之，这两部文学批评著作，不仅褒扬和推广情文并茂，而且就其本身而言，是在有限的篇幅中寄寓着无限的诗情画意。
如果说皎然和司空图对于性灵文学的贡献在于理论导航与建构并初步付诸实践的话，那么到了宋代的杨万里，其诚斋体则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于性灵文学的实践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形式上讲，诚斋体讲究活法，用自然活泼的口语写诗，平易浅近、明白晓畅。就内容而言，善于表现人物的情态特征和稍纵即逝的生活场景。诚斋体形式和内容上的特点，也与当时的小品文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如柳宗元的情景交融，充满情趣的山水游记便是鲜活的一例。
综上，从南朝一直到两宋，抒发情性的作品在数量上存在一定规模，在质量上也时时有精品出现，但毫无疑问，这些性情文学与载道文学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存在较大差距，封建卫道士们也时时刻刻在抵制排斥着性灵文学。及至元代，高压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文人们喘不过气来，性灵文学的发展在此时步履维艰。而到了明代初期，程朱理学被大力提倡，八股文取士制度广为推行，并专从四书五经命题，且只能依朱注解释，因此此时的性灵文学在与载道文学结伴而行的路程中更加步履蹒跚，饱受压制了。
三、性灵文学影响日增，与载道文学并驾齐驱
到了明代中叶时，性灵文学被载道文学压制的历史已经成为了过去。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日益活跃，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较大的转变，追求个性的解放带来了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而与此同时，封建思想的网罗也开始松动。王守仁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以此对抗官方的程朱理学。这些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演变，在文学范围内便形成了区别于以往的意识倾向和文学潮流，简言之，此时性灵文学已经和载道文学平起平坐了。这一时间段虽然不长，但在文学史上却是载道文学与性灵文学之间关系的拐点，值得重视。
具体而言，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提倡格调上的复古，强调“流动情思”“情以发之”的情感论，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推崇民间真情流露、天然活泼的歌谣。康海主张因情命思，缘感自鸣，这比李梦阳的格调说又更进一步突出了情感的作用。及至后七子的代表人物之一王世贞则更深一步，在提倡格调，崇尚古雅的基础上，明确地倡导性灵。陈书录教授曾将王世贞列为“由格调转向性灵的一个典型”②，同时也是“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先驱之一”③。王世贞不仅是性灵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而且其对整个文学创作中艺术形式的重视与探究，也是此阶段文人中较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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