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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人物群像与魏晋风度的表达
作者：王立新
《文学》第六十九条刘注引《名士传》曰：“（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
放诞之风主要以“竹林七贤”为发端，中朝名士把这种放诞的言行发挥到极致，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周顗、王澄、阮咸等人。他们或恒常大醉三日不醒或动不动就脱衣裸形甚至连与猪同饮也毫不在乎。他们放荡的行为连同道中人有时都难以接受。
《任诞》第二十五条：“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德行》第二十三条：“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这一时期，名士们的嗜好也显得十分奇特。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名士普遍有饮酒、服药、赌博、裸形的喜好，《世说新语》一书对此有明确的记述。
《言语》第十四条：“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任诞》第五条：“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任诞》第二十六条：“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经此数四。”
结合阮籍、刘伶杰出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和《酒德颂》来看，不难看出名士们放荡怪异的行为之下隐藏的是对正统生存方式的厌恶和拒绝。
此外，当时的名士还表现出喜爱一般习俗上忌讳事物的奇特兴趣。
《任诞》第四十三条：“张湛好于斋前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从这些嗜好的特点来看，都带有一定的刺激性。在拒绝了传统的生存方式但新的方式又尚未建立起来之前，这些富有刺激感的爱好是否也是必然的呢？在这些富于刺激性的活动中，他们有可能获得了精神上的某种解脱和愉悦，“在瞬息的狂喜状态中，外部世界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与世界的分离感”⑩，这也许就是他们所谓的“神明开朗”、“形神相亲”。
弗洛姆在论及人的个性化发展时分析认为“自由给人带来独立和理性，同时却使人变得孤立无依，导致了焦虑和无能为力的感受。这种孤独感是无法忍受的，个人被迫面临抉择：要么从自由的沉重负担中逃脱，进入一种新的依赖并屈从于它；要么前进到积极的自由，即那种建立在人的独特性和个性特征基础上的自由”{11}。
极端叛离的行为方式既代表了对过去人生信条的抛弃否定又反映着对新的生活样式的选择探索，旧有、传统的生存方式被大胆摒弃以后，人们又开始在痛苦和焦躁中寻找新的人生依托。
三、率真旷达
率真旷达是魏晋名士们推崇的举止气度。魏晋知识阶层普遍崇尚自然之道，主张不为外物所累、随性而为，“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12}，即使被指斥为“非礼非道”{13}也毫不为意，洒脱从容的举止风度是他们追求的目标，王子猷、谢安是其中的典范。“乘兴而行，兴尽而返”{14}的典故记叙的就是王子猷率性而为的出名事迹，充分代表了他们适意任性、无拘无碍的生活意趣，在这些人看来一切只是尽兴而已，结合以下几例可以了解得更加清楚。
《任诞》第四十九条：“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任诞》第三十六条：“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
由上两例可见当时人们的率性而为的程度。《轻诋》第二十五条对此表述得明白：“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
显然，人们行为方式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能够纵心调畅、使性情自得。所以，魏晋时期对富有旷达气质的人物特别推崇，谢安是出现于其中得到特别推崇的代表性人物。
谢安是东晋名士的领袖，《世说新语》一书中描写他的故事就有一百多个。作为东晋的重要政治人物的谢安，在其政治生涯中，他面临过许多重大的危机，无论是与诸人泛舟遇风暴，还是奔赴充满杀机的“鸿门宴”，或者是在淝水之战的国家存亡生死之际，在每一种情势下，他都能吟诗不绝或者弈棋不辍，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十分坦然地面对，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从容风度和非凡气量。
《雅量》第三十五条：“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言语》第七十条：“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任诞》第四十条：“谢安始出西戏，失车牛，便杖策步归。道逢刘尹，语曰：‘安石将无伤？’谢乃同载而归。”
另外，作为朝廷重臣，谢安却一直保持着隐士的风姿，他喜爱清谈，优游山水，行为方式洒脱不羁，同时还具有丰厚的情感。
如《言语》第六十二条：“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世说新语》专以《雅量》一门提供了这类人物的行为描写，根据书中事例，当时人们推崇的“雅量”酷似于今天的“镇定冷静”的性格品质。它强调一种对外界施与影响所引起忧虑、恐惧、兴奋或愤怒等细微情感的隐藏，以泰山压顶于前而声色不动为高，当时人们常常据此来判定人物的优劣高下。如《雅量》第三十六条：“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实际上，《世说新语》人物群像蔑视礼法、怪诞举止、率真任性的行为特征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蔑视礼法、放诞的言行代表着对过去道德习俗的反思、批判态度和努力在现实中开拓新的人生方式的实践趋向。虽然狂热矫激的心态，导致了他们举止的失衡，出现了某些变态、扭曲，但这种批判、反思促使他们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体悟，即：开始认识和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而在对此极端的实践行为之后又使名士们能够更客观、冷静地看待、评估他们的新理念，最终他们以追求率真旷达的举止表达了自己新的人生取向。以此，他们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代的全新的人生风貌，即是后人誉之为“魏晋风度”的种种表现。
通过以上对《世说新语》人物群像行为特征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魏晋主流知识阶层——名士群体，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人生信仰采取了明显的摒弃态度。名士们更以极端放荡不羁的言行实践并强化着对过去固有人生、道德信仰的叛离，他们以率真旷达的举止建构了一种新的人生表达方式。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王立新，山东青州人，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新学院2007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影视文艺。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凡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② 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③④⑤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1页，第857页，第858页，第640页。
⑥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毛诗序》（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⑦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李慈铭语，《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5页。
⑧ ［晋］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抱朴子》，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46页。
⑨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9页—第740页。
⑩{11} 冯川主编：《弗洛姆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第5页。
{12}{13}{14}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2页，第777页，第760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