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欲望中的生存困境
作者：郑乃勇
摘 要：欲望化叙事是刘恒小说的显著特征，刘恒的欲望化叙事一方面在于勘探人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则在于彰显自己的人性关怀的价值立场。就欲望话语而言，刘恒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将欲望与底层小人物结合起来，并因此显示出自己的底层关怀，同时，又让他们在欲望的困境中走向死亡。这种悲剧意识充满形而上意味。
欲望是人类感性生命需求的一种表现形态，对人性有着深刻的影响，要揭示人的真实生存境遇、生存状态，就离不开对欲望的关注。因此，对人的欲望的关注与书写，一直以来是文学无法绕开、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欲望作为人类基本的生理、心理需求之一，不仅有其自然性，而且有其明显的社会性，他总是与一定的时代和历史语境相关。欲望遭压抑、或被彰显，不仅外在地呈现了时代、社会的体制变革和风向更替，而且内在地勾勒出人类的精神线索和心灵动向。
刘恒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探询人的基本欲望，对此，许多论者都有过论述。陈思和认为，刘恒的小说侧重于对“人性生理因素的极端探询”①。昌切说，刘恒“强化的是亘古如斯的生命本能”②。陈晓明亦认为“刘恒一开始就固执己见，把生存的欲求置于写作的中心而拒绝那些繁复的深邃的文化观念附加物”③。这些论述都明确地指出了刘恒小说的欲望化叙事特征。不过，仅仅指出这点是不够的，事实上，刘恒的欲望化叙事，一方面在于勘探人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则在于彰显自己的价值立场。就如林舟所说，“他的小说实在是在对人之困境的逼视中作出审美意义上的克服、反抗和超越。”④
一
刘恒对人性中欲望的揭示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食、色、财富、权力等。不过，就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欲望中的最为基础的层面“食”和“色”，在刘恒小说中尤其鲜明⑤。需要指出的是，欲望（食、色）作为刘恒小说中的核心话语，并不是为了写欲望而写欲望，他借欲望叙述来揭示人在困境中挣扎的生存本相。欲望不过是刘恒勘探生存困境的一个视角，通过人们在欲望中的挣扎，还原那些被遮蔽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处境。具体说来，就是将人置于欲望的支配之下，通过对人的生命历程的描述来展示人与欲望的复杂关系，欲望与文化、伦理、道德等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人的悲剧性生存困境。
这种困境在刘恒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欲望是一把双刃剑，人在不断追求欲望的满足过程中，最终有不得不面对欲望强大的破坏性。“生命有其自己的内在动力，生命有生长及表现自己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受到了阻碍，以发展生命为目的的精力便会走上分解的过程，并且转变为以破坏为目的的精力。”⑥《狗日的粮食》中曹杏花不顾一切地追求食的欲望，但意想不到的是，一个购粮证的丢失，便让一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女人，“当即便嗷地怪叫了一声，跌倒地上吐开了沫儿”。等到稍微清醒，嘴里只会吐出“丢了，丢了”，最后，女人服了苦杏仁儿，在吐完“狗日的粮食”五个字后，惊恐地死去。曹杏花的生命过程由对食欲的追求到最终无法摆脱它的支配，欲望本是人满足自身感性生命的对象，但最终却成了异己的力量，人在它面前表现出了强烈的恐惧，欲望在此显示出了它强大的破坏性力量。《冬之门》同样表现出了性欲望的强大力量。日伪军的伙夫谷世财由于内心世界受到强烈的性压抑，他在内心疯狂地寻求发泄性苦闷的对象。最终他将目标锁定在神仙一般的干姐身上，从此，谷世财在性的压抑与向往追求中，一向懦弱的他变得勇敢：杀死李广泰，给王揩山缝头的时候，还诗意地加上了一个捅火棍，最后还用砒霜杀死了许多汉奸与日本鬼子。“性”所具有的酒神精神让人惊诧，性不仅具有强大的破坏力，还有强大的创造力。
其次，是欲与理（伦理、道德、文化等）的矛盾冲突。《伏羲伏羲》中杨天青与菊豆的性爱悲剧尽管反映了人难以摆脱欲望支配的宿命以及性欲望的强大破坏性，但从更为本质的方面看，其实际上是欲与理、生命与文化、伦理道德之间的悲剧冲突。同样，在《苍河白日梦》中，二少奶奶郑玉楠嫁到曹家，却发现丈夫是个性冷淡性无能者，和她有极不和谐的性生活，一向爱笑的她也觉生活的乏味。机械工人法国人大路，远离家乡空虚寂寞，性本能欲望，在这乖谬的空气中，迅速俘获了他们。一方面是活泼完满的性爱，一方面是无处不在的封建伦理道德，而结局也是宿命的：二奶奶投河自杀，大路魂丧异乡。而《白涡》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双重困境，即欲与理、欲与欲的冲突困境。周兆路一方面享受着与华乃倩的性爱快乐，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理性，道德观与价值观带来的自责，在沉沦堕落中，一方面自我忏悔，一方面又自我辩护。但当他感觉到他的“性欲望”要威胁到他的副院长的职位和出国考察的机会时，他却毫不留情地掐断了前者。刘恒在此揭示出了人在欲望与理性、欲望与欲望之间的复杂的纠缠与冲突的生存状态。
二
刘恒小说的欲望化叙事背后，有着强烈的人性关怀意识。所谓人性关怀意识，即是对人的生存处境与生存方式的关注，它着重探讨人的生理生存，关心生命本身的意义。
人性关怀，在“五四”启蒙文学中就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其中郁达夫小说中的充满压抑、孤独的性苦闷者的哀怜可看作是一种极其典型的呈现。但是，随着民族危亡意识的加强，革命战争文化逐渐取代了启蒙文化，人性生存的价值关怀也逐渐为血与火的革命冲突所遮蔽。五六十年代人性话语成了文学表达的禁区，80年代以来，随着对极“左”政治文化的清理，人性生存话语又成了许多作家作品中重要的文学主题。刘恒作为上世纪８０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在启蒙人道思潮的影响下，处于这种文学史的链条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因此，刘恒并不十分重视小说故事中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历史背景在刘恒的小说中只是一种模糊的隐性存在。就如昌切所说，刘恒的小说惯用的手法是“隐现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呈现恒定的日常生活，淡化人的社会属性，强化人的生命本能，在隐在与显在的相互映衬之中，在淡化与强化的相互作用中放大他的人性生存之思”⑦。
刘恒的人性关怀，在小说中最突出的表现即是对本能欲望的突出强调。《狗日的粮食》揭示了粮食作为人的基本前提的重要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瘿袋为了全家能生存下去，几近不择手段地获取食物，单从道德角度看的确有令人厌恶之处，“有时，连天宽都有些看不下去”。但刘恒并没有给瘿袋以彻底的道德否定，因为刘恒清楚，要求每个人在感性生命的需求与社会道德或其他社会意义发生冲突时都选择后者，显然有悖于身体与生命的优先正当性，更何况，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肉体生命的正当性还与权力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作品中，刘恒无意去宣扬感性生命的至高无上性，但作为普通的、卑微的瘿袋及其家人来讲，吃饱肚子是硬道理，因为没有谁能比他们更能体会，没有粮食吃的“魔鬼附体”的日子是什么滋味。瘿袋最后死了，但这并不是对生命优先权的道德性否定，相反，它恰好证明了认识和实现这一点的艰难。小说的结尾是颇有意味的：瘿袋死去多年后，她的丈夫“到承包的田里做活，时时要拐到坟地里去，小心拔土堆旁的杂草”并称瘿袋是“仁义的老伴”。而她的孩子们生活好了，因为“没有什么债务”，而“几乎将母亲忘却了”。
尽管刘恒借“性”表达的价值关怀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但其中对冲破各种束缚的性欲望的张扬与无法无天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刘恒的某种姿态。在《伏羲伏羲》中，已失去性能力的杨金山在将死之年，竟然花十八亩土地换取年轻的菊豆以实现自己的“儿子”梦，这里已存在显然的不合理性。而天青由极度压抑自己以致只能偷窥婶子菊豆洗澡和在锄地时撅起的“高高的屁股”，到突破束缚后的疯狂的性爱叙述中，虽说也有些病态的嫌疑，但显然其中又带有某种报复传统道德冷酷性一面的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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